何为中国式的爱情？中国式的爱情就是指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带有浓烈的中国地方特色的爱情方式。虽然按照这个方式来恋爱的人不少，但是也有很多人对这种中国式爱情提出了异议，甚至于抨击，李敖就是其中之一：

　　“在现代化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现代化的性病医院、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

　　“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想法太陈旧了，做法太粗鲁了，手法太拙劣了，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他们的爱情碑记，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地感到，这些都是**，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么？”

　　李敖说明了一个问题：时代在发展，一切都在变，但是爱情方式仍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中国式的爱情。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爱情是浪漫的，但中国式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浪漫，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压迫性质的。如果说中国先民的理想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么在古代，中国式爱情更多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存在——媒妁之言。中国古代，男人若是有一点钱或权，还能“娶妻娶德，娶妾娶色”一下，至少还有个挑选余地；但女人就不行啦，全凭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女子结婚就像买彩票，中奖算你运气好。

　　慢慢地，西风开始东渐，中国人总算知道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外还有个“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时候只要谈到爱情，总是逃不脱反封建家庭或是妇女解放这几个话题，最后，爱情和自由被整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看看那个时代众多作品对爱情的描述就知道了，比如《家》、《春》、《秋》、《伤逝》等。

　　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爱情与婚姻是可以用数字说明的，此外，还出了不少形象的专有名词。那个时候的人大部分初恋年龄在21岁往上，“早恋”成了公认的坏行为；从首次约会开始计算一直到两人拉手，通常要花费20天以上，接吻的话还要再来25天，婚前**基本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恋人被称为“对象”，“办事”就是结婚，妻子被称为“家属”……那个时候因跳舞联欢而结识并结婚的男女占了1/3，大学生夫妻是一种流行。那个时候的婚姻最稳定，产生**的情况少之又少，是一个充满了自由与诚意的时代。70年代开始上山下乡，因为离开自己的归属地，又怕回不来，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有爱不敢恋，有情不敢谈。80年代很多人一瞬间油滑了起来，男朋友或女朋友不能用“个”计算，而要用“打”。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不断改变，于是进入21世纪，人们的恋爱条件变成了有房有车有钱有魅力……对此，李敖只是劝诫道：“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什么样的时代谈什么样的恋爱，这才是顺应时代的大潮。

　　◎传统婚恋观

　　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作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李敖

　　李敖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各方面束缚颇多，尤其男尊女卑思想，更让女性无法抬头：“讲爱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认两个主体——男方一个主体，女方一个主体，没有这种对主体的承认，什么情不情的，都无从说起。中国老祖宗在这方面，做得真糟，他们不承认女方做为主体的地位。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并且尖峰发展，成为孝道，有的甚至有点‘母子恋’了。在另一方面，女人在没‘身为人母’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什么，地位低级已极。中国男人一生下来就‘弄璋之喜’，弄璋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进德行；女人一生下来却‘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纺车，玩纺车可见习做女红。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罗地网，打从出生开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之尊，酌与长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远踩在败部里，翻身不得。”除此之外，中国人的爱情观与亲情观历来也是混为一谈的。把这种现象换成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爱情久了，将会沉淀为亲情。而中国人自古重视亲情明显超过爱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这样的观念尤其深入人心，就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言，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是至死也不可舍弃的，而已经厌弃的**则可以随便抛弃。所以，就算有了自己心仪的爱人，一旦家长反对，一样也是劳燕分飞。遇到这种事情，通常情况下被抛弃的肯定是女性，谁让古代女人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地位，封建礼教那一套有一半以上是用来束缚女性的，李敖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

　　“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固然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

　　“人人都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叔嫂不但不能通问，**甚至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

　　所以说，中国传统的爱情观与婚姻观完全可以通过中国传统的妇女观来说明与解释。中国古代女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忠贞于感情，她们通常以一世为承诺。这也是中国传统爱情最为重视的，“好女不嫁二夫”也是女子必须要遵从的。爱是一种占有，中国古代女子的占有通常表现在对个人的完全占有，而男子就不一样，他们的占有大多是一种博爱式的占有，从一而终只是对女子的要求。这种道德规定的要求范围很广，它不仅要求妻子在婚姻关系存在期间必须保持对丈夫的绝对专一与忠贞，甚至在婚姻关系开始之前以及终止之后也有所规定，也就是在没有正式成亲之前，未出阁女子就要求对其未婚夫尽忠贞义务。而婚后被丈夫休回娘家或丈夫去世时也不能再嫁他人，一定要为前夫或亡夫守节守寡。从古至今，但凡追求真爱之人莫不看重对爱情的坚贞以及忠诚。但是，前路未卜，人生时有不幸，命运也是多有坎坷，现实有着各种挫折，这些都是对爱情的忠贞程度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我国这种经过封建思想长期洗礼的社会环境中，男女的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都是极其不平等的，自然在爱情上也毫无平等可言，正因如此，女性的爱情更是随时处在被背叛的危险当中，毫无保障可言，也因此古代的女性们非常重视爱情的忠诚和坚贞。比如，“我欲与君长相知，长命无绝衰”，这就是对忠贞爱情发出的至死不渝的誓言；“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则诉说了长久刻骨的思恋之苦；“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则是痴心不改的体现。这些诗句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不能用愚钝，也不能用“死心眼”来形容，它们只是深受封建礼教思想毒害的中国女性思想的真实写照。作为誓言的确动人，但其中透露出来的问题也令人深思。中国传统女性的德行方面一向讲究含蓄以及矜持。她们一般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她们必须保持一种自持而内蕴的风范。而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中的一首就以一种模糊朦胧的意境表现出少女的初恋心情，整首诗含蓄而内敛，完全没有现代表达爱情时那种**的咄咄逼问以及白刃相见，内容如下：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非礼勿视，非礼勿看，非礼勿听。”根据儒学要求，女子必须要修身立德，这也是中国古代的爱情诗歌大多采用托物言志的方法来表达感情的原因。另外，中国传统女性在婚姻方面没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中国婚姻一向讲

　　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谓孝字为先，这使得许多真心相爱的男女不能在一起，李敖对此进行了诊断：“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间的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而是父母媒妁‘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因此，基于“父母之命”的分量，古代女性早早便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一种宿命感，只将希望寄托于神灵，祈求他们能够给自己一个好归宿。所以，面对盲婚哑嫁这种现象亦不会有任何反抗。而古人们也相信，婚姻是家庭与家庭之间联系的桥梁，这使得以利为先的政治婚姻频繁出现，像这种无爱的婚姻以女人被抛弃或成为下堂妇告终的并不少见，毕竟古代的道德思想对男人的约束较少，本来就不爱，看见更好的岂不往上扑；就算与自己的元配有感情，但是受到“一夫多妻”的影响，古代这些充满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又岂会拒绝，婚姻和感情横生突变完全没有悬念。李敖还特意分析了一下这些情况：“导致情变与婚变的基本因素还是社会不开放，男女交际不够自由，相互认识的可能率太小，所以一下子瞎猫碰到死耗子，便如获绝宝，死命抓住不放，一发现对方有二心，便以刀枪盐酸对付，而‘禁不起人生的平常变化’。至于说该守**，不要有二心，这也不是正视现实之论。瞎猫眼睛会亮，死耗子身体会复活，一旦发现新欢的确胜于旧爱，在巴黎美人面前做柳下惠，岂不是强人所难吗？”而偏偏中国传统女性对爱情又过于执著，由于上述忠贞观点的影响，就算婚姻再不如意，她们也会坚守到底。哪怕丈夫已死或不归家，也不会作另嫁他人的打算，比如由于战争失去丈夫：“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明知自己的男人已经无法回来——“君问归期未有期”，却仍然“玉阶空伫立”地苦苦等待，对此也只能无话可说。中国古代女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恩爱不分。古代人的报恩思想极其严重，“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屡见不鲜，而轮到女子身上通常就变成了“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以身相许”，这句话一出，女人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卑微的位置，这样的“爱”一开始就不公平，暂且不说这报恩里边是否有爱情的因素，有一点要知道的是以爱作为报恩的筹码这是对爱的不尊重，像这样的恩爱不明，以后又何谈幸福。

　　新的世纪早已开始，只希望人们的爱情观以及婚姻观能顺应时代发展，少制造悲剧，多创造喜剧，李敖也祝福了心里有爱的男男女女们：

　　“在新的爱情的世纪里，每个男人都有广大恢廓的心胸，女人也藏起她们的小心眼儿，大家以坦率的真情来真心相爱，来愉快地亲密，如果必须要分手，也是美丽地割开了这个‘戈登结’。”一句话：恋爱快乐，分手也快乐。

　　◎爱过了头

　　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其实盲目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因为他们不会谈恋爱。盲目的人根本不懂爱情，他们只是迷信爱情，他们根本不了解爱情真正的本质：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叫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叫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李敖

　　李敖对爱情的确不是那么的专一，从他交往过很多女人就能看出来，如果不是因为他结婚了，恐怕纪录还在不断刷新中。李敖认为爱情应该是快乐的源泉，所以姑且让我以为在李敖的理解下爱情的本质也是能让人快乐的。两人因爱而在一起，因不爱而分开，都应该快乐一些，大家好聚好散，分开了，争取找个更好的，难道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吗？可是就有那么一些人，盲目追求所谓的专一，明明已经不爱了，还为了“永恒”或“专一”这几个虚幻的字眼将对方强行绑在身边，好来展现自己永恒的爱，岂不是很恶心，“强扭的瓜不甜”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关于爱情，没人能保证结果，也不可强求，因为你能保证一时一刻，并不代表你能保证将来，本末倒置就不对了，强求结果只会把恋爱的过程变成一种痛苦，何谈快乐？既然不快乐了，又怎么能说是爱情呢？与其在强求中迷失自己。倒不如简简单单恋爱，让一切顺其自然。要知道并不是每一段爱情都能走向婚姻的。不过倒也不能全赖那些追求永恒和专一的人，毕竟从中国古代开始，就要求人们要对爱情忠贞不渝了，老祖宗的话再怎么不对也是有分量的，尤其是对女子的要求更是苛刻，什么“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生是我们家的人，死是我们家的鬼”等，基本上都是为女子而设的，这也就难怪谈恋爱时为什么痴情的女子总是比男子多，为什么“死心眼”大多是女子的原因，合着都是让封建礼教思想给害了！对于这些李敖也很愤慨：“现在人们的大病在不肯睁开眼睛正视爱情的本质，而只是糊里糊涂地用传统的绳子往自己脖子上套。感情这东西不是阴丹士林，它是会褪色的。岁月、胃口、心情与外界的影响，随时会侵蚀一个人的海誓与山盟，很多人不肯承认这事实，不愿这种后果发生，于是他们拼命鼓吹‘泛道德主义’，他们歌颂感情不变的**，非议变了心的女人，憎恨水性杨花的卡门，同时用礼教、金钱、法律、证书、儿女、药水和刀子来防治感情的变，他们要戴戒指，意思是说：‘咱们互相以金石为戒，戒向别的男女染指！’这是多可笑的中古文明！”大家都是现代人了，好歹也该接受点现代思想，“死心眼”已经不吃香了，搁在过去，大多数人责任感还比较强，容易产生负罪心理，你一哭二闹三上吊虽说留不住心，但至少还能留个人；现在就不一样了，经过那么几千年的大风大浪，现代人的脸皮基本上都不薄，你怎么闹都没用，基本上没人理你，你爱干吗干吗，反正挥一挥手，身心皆离你而去。

　　中国古代会有这么多的痴男怨女，说白了就是因为落后，落后导致了他们思想狭隘、视野有限，认识的人和事物少之又少，往往遇到一个适合的异性就认定是他（她）了，那是因为他们太没有见识了，如果去到更大的地方、接触更宽广的天地、认识更多的人，他们还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坚持认为非君不嫁、非卿不娶吗？恐怕没有这么绝对了吧，所以说，凡事不要说绝或做绝，总得给自己留点后路吧！对于这种一根杆子顺到底的狭隘的井底之蛙思想，李敖最终只有无话可说的无奈：“男女相爱虽是一种缘分，但也绝不属于月下老人万里一线牵那种，任何人都不该以命定的理由来表示他的满意，如果一个男人只是死心塌地地热爱他在小巷中碰到的那个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儿小耳朵的小女人，因而感到心满意足，宣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认定此乃天作之合，进而否定其他任何女人的可爱，否定任何女人值得他再去爱。如果他这样，我们只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没有话说。”对于李敖的这句话，我得出了一个看法：什么“命运中的恋人”、“天作之合”这些说法完全就是瞎扯淡！听他们吹！

　　开始谈恋爱之后才变得专一算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有的人还没开始恋爱就玩起了专一，而且还是一厢情愿的专一，就自己这边是热的。用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想在一棵树上吊死，偏偏这棵树还不给你机会不让你吊，多悲哀的一件事啊！用李敖的话说就是在一个洞里闷死：“大家或追求单纯的**，或自溺在不开放的感情，为了解决单纯的**，他们选择了放荡；为了解脱不开放的感情，他们选择了失眠、殉情或情杀。他们的心地与愚爱是可怜悯的，可是他们还比不上一只兔子，兔子还有三窟，它们绝不在一个洞里闷死自己。我们只看到兔子扑朔迷离地嬉戏，却从未看到它们为失恋而悲伤！大家不肯睁开眼睛看现实，只是盲目地妄想建造那永恒与专一的大厦，结果大厦造不起来，反倒流于打情骂俏式的粗浅、放纵的**和那**的社会新闻。”所以说有的人连只兔子都不如。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感情专一不好，这是一种很好的品德，问题就是不能专一过了头。凡事都该有个度，专一过了头那就是有病，自己作践自己，李敖说得好啊：“不错，感情专一是好的，白头偕老是幸福的，尤其对那眼光狭小、主观过强、条件欠佳、审美力衰弱的男人说来更是未可厚非。但在另一方面，感情不太专一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好，在泛道德古典派的眼中，感情不专一是差劲的；在女孩子的眼中，感情专一的男人是她们喜欢的，但在唯美派的眼中，他实在不明白既喜欢燕瘦，为什么就不能再喜欢环肥？在女朋友面前称赞了她的美丽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再夸别的女人？若光看伊丽莎白.泰勒的美而不体味安白兰丝的美，未免有点违心吧？”感情专一固然好，但并不代表盲目听从，人们在专一的同时，也应该继续保持自己的一颗心、自己的爱好，这里奉劝那些要求自己的对象全身上下都要绝对专一的人一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看美人也是正常现象，这并不代表背叛或是不爱你，你要无理取闹真把人逼急了，哪天他对你专一不起来，你哭都来不及，还不是你自找的！所以李敖建议大家：“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追求渺茫的永恒而失掉了真实的短暂，大可不必为了追求‘高贵的’专一而失掉了瑰丽的多彩，我们不必限制别人太多，也不必死命地想占有别人，非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不可。我们要做男子汉，也要做多情的小儿女，我们生在一个过渡的时候，倒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不必用自怜，我们更不必先呼痛，然后再用针尖扎自己！”

　　太过盲目专一的爱是一种病态的爱，这类人经常会用一些激烈的行动来获取自己心目中所谓的“完美”、“唯一”的爱，比如禁锢自己的恋人、强行剥夺对方的自由等，李敖说得更具体：“我们社会的许多人还活在原始的图腾世界里，我们还用着野蛮的方式去表现爱情——者说去表现嫉妒。我们还用低三下四的求爱方法去求欢心、用买卖式的厚礼去博芳心、用割指头发誓去保证忠心、用酸性液体去对付变心、用穆万森的刀子扎进**的心……换句话说，人人都用激烈的手段去证实他们的热恋与专一，证明他们是不惜一切牺牲的情圣。”这样的做法只会让结果变得更糟糕，毕竟没人喜欢自己像犯人一样失去自由，除非他是**或是病态爱情的同好者。总之还是那些老生常谈的话：感情应该建立在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虽然面对感**们或多或少都会有头脑发热的时候，但请在大多数时候理智对待感情，与其盲目专一到头破血流、两败俱伤，倒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放手去爱

　　我们的社会虽然大体脱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路，可是青年男女并不懂得西方自由恋爱的真谛，西方的女孩子会很快地放胆去爱她要爱的人，爽快地答应他的约会，热情地接受他的**。可是我们中国的小姐们却不这样，她要先拿一大阵架子，她要先来一次诚意考试，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办法去吊男朋友胃口，一而再，再而三，她那种有耐心的考验，好像个筛子，筛到后来，菁华筛走了，只剩下糟粕；有骨头的男人筛走了，老脸皮厚的庸才却做了丈夫！

　　——李敖

　　如果每次谈恋爱以前都像李敖说的要来这么一手，那我宁愿不谈了，多累啊！而且累到最后还不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的恋人，那就更累了，身心皆累。教给女孩这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办法的人都应该拖出去枪毙！不是说我爱得不够深，经不起考验，而是我也有我的自尊、我的时间、我的事情，既然有这么多时间为什么不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反而要浪费在这些无聊的考试上，那不是浪费生命吗？我爸妈给我这条命可不是拿来随便让人浪费着玩的。更何况有爱不说，还瞎摆架子，很容易就错过了，不想这样就要大胆地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西方的女孩子们就懂得这个道理，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非常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时也许会被拒绝，但是不要气馁，收拾好自己的心情，争取找到更好的，这样干脆而又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青春多好。如果一直扭扭捏捏，以高姿态示人，浪费时间不说，还容易拖泥带水，很有可能就错过心仪之人。胆小的爱只会让人将自己伪装起来，变得虚伪，李敖对此早已看透：“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一片自我陷溺、一片假惺惺！”所以，只有大胆地去爱才能展现真实的自己，不必遮掩，不必躲藏，不必偷偷摸摸，不用去做那些累人的事，放手去爱就行。大胆的爱最真实，也最轻松。

　　决定做一件事就要认真去做，谈恋爱也一样，决定恋爱了那就认真恋爱，不要被周围的事所累，爱情能带来快乐，所以要快乐地恋爱。不要老是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未来，不要在意人们的闲言碎语，愉快地过好每一天才是正事。但有的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的爱情一直活在压力之下。李敖就对一些背负太多的爱情感到担忧：“偶尔有些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暗违母命和一个男子大谈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是那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事，感情的瓦解是指日可待的。这并非因女人善变，而是使女人不变的客观条件不够，女孩子要被迫系一身安全于丈夫身上，她们是可怜的，她们穿的是70年代的摩登衣服，却走的是17世纪老祖母的路线。同时社会也给她们外在压力，人们很容易就用她母亲选女婿的眼光去看她的男朋友，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他们总要假定那男孩子就是她未来的配偶，他们不衡量他的头脑，却揣度着他的荷包，爱情的本身拖着严重的生活担子，谁还敢流露真情呢？”爱不需要压力，不要累死你的爱，也不要让你的爱因为压力而逃跑。

　　累人的爱还有一种表现方式，那就是爱得痛苦，而有的人明明谈恋爱谈得很痛苦，却还是“甘之如饴”，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个人贱。我都为他父母感到痛心。对于这种痛苦的爱李敖又有说法了：“有许多人以痛苦自豪，觉得这是他们感情真诚的标记，他们追逐爱情，像追逐野地里面的一条狼，他们是那么积极，那么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其实他们没有‘永浴’在‘爱河’里，却永浴在嫉妒的眼光里、患得患失的苦恼里、鼻涕眼泪的多情里、海誓山盟的保证里……他们只知道花尽心血去追求爱情的永恒与可靠，却忘了享受今天的欢乐与忘形。”李敖这段话的重点在最后一句话上面，这句话说明了及时行乐才是正经。听上去有些玩世不恭，但何尝不是一条真理呢？古人不就有句话：“人生如白驹过隙，倘不及时行乐，则老大徒伤悲也。”看看，这个道理连古人都懂，我们现代人岂有不知道的道理。当然，这里的及时行乐可不是让你每天荒淫无度，而是让你不要自己把痛苦都揽在身上，苦水也别都往肚里咽，这样容易憋坏，把恋爱谈得快快乐乐、简简单单就好。

　　◎中西方的爱情差别

　　爱情本身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却不这样想，他们认定凡是男女相悦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侣要桑间濮上，今天的爱人也要偷偷摸摸。我们看到美国人夫妇公然拥吻，觉得肉麻兮兮，这种感情流露我们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当众哭得死去活来捶胸痛号，“吊者”就不“大悦”了！我们对开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只鼓励无限度的公开哭丧，却禁止有限度的公然**，而秘密**又要被淡水河边的丙级流氓收税，使我们的青年男女永远达不到宝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

　　——李敖

　　李敖的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含义，他只想说明中国的爱情是偷偷摸摸的，而西方人的爱情则是大胆奔放的，最让人诧异的是这种偷偷摸摸还是被默认允许，甚至是被赞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针对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自我完善，重点是在加强自身的个人修养，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对中西方文化差别做过论证，尤为经典：“中国人主张合内外，又重情，情即合内外而成……西方人把天人内外过分分别，由此寻求真理，不敢掺入情感。中国人常情理兼言，而西方人则像是理中便不含有情，这就与中国人的想法大异了……尤要者，西方生命寄与外，内顾则虚。舍去外面一切事物作为，乃若无可已知，无我可有……中国人重其一己，立己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斯其对天地万物又乌德无情。乃惟此情，遂见己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耳。”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方爱情观的南辕北辙，对此，李敖表示了深深的不满，从上古时代开始清算，把中国的爱情观狠狠地鄙视了一遍：

　　“当东方的盘古**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丽奥巴特拉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

　　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求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320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那些所谓的中国古代的真正伟大爱情，李敖只用了一个字形容：菜！由于不同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观念，中西方的爱情观截然不同。朱光潜就曾精辟地说过：“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既然如此，就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一下中西方爱情观的不同之处。

　　西方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在当时的西方文艺领域里，只有对上帝的爱允许被写出来，书写男女相恋的文字则是一种罪行。就算如此，依然有勇敢者冲破禁锢，只为自己的心而活。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冲破重重阻挠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相恋，不仅如此，他还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故事，这些爱情文字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巨大。而当时的中国也有很多爱情悲剧，这些悲剧多以婚姻悲剧为主，这也是“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的原因，比如，《孔雀东南飞》就是一出婚姻悲剧。西方有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骑士文学，它们是宣扬爱情至上的代表，其中包括骑士传奇和骑士抒情诗。骑士传奇主要描绘骑士为了心爱的女人（多指贵妇人）赴汤蹈火的冒险经历，而骑士抒情诗则是描写并歌颂骑士的爱情生活，多半是咏唱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以及崇拜，其中最有名的当数破晓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曾高度赞扬过这首抒情诗，他认为，贵妇人与其丈夫的婚姻是不自由且没有爱情的，相较之下，骑士与贵妇人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情。在中国，这方面的资料基本没有，同时对于骑士文学的评价一向不高。有很多中国学究就认为骑士抒情诗“流于千篇一律”，甚至有人说骑士是“用这种‘高雅’的爱情外衣，来掩盖他们腐化**的生活”。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学并不待见骑士文学，认为它们价值不大且不健康。西方文学中往往将爱情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它可以使人绝处逢生，摆脱厄运，以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西方的版本是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使白雪公主死而复生，而经过改编的中国版本的《白雪公主》中，这个情节变成小矮人准备安葬白雪公主时，不慎摔倒，使得毒苹果从白雪公主的喉咙中吐出，所以死而复生。这说明了中西文学观念对爱情的力量与地位的不同理解。中国传统文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故事的主题不是爱情，而是民生国计等在人们看来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很显然，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爱情有多重要。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总纲被称为“诗言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以及志向。所以当时的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这一传统，尤其在写重大而又严肃的题目时，不允许存在私人情感空间，如“家务事”、“儿女情”等都是不允许的。当时对于诗歌的思想内容以及情感表达方式都有细致而具体的规定：“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等等。

　　在中西文化传统差别的影响下，两者在爱情诗中描绘男女之情时也有着深刻的差异。西方诗歌对爱情的描写大胆率真，同时有些内容中还包含了强烈的**因素，西方爱情诗的核心主题包括对所爱之人外貌的赞美以及一些爱慕的表达，这当中的情感犹如暴风骤雨，汹涌而澎湃。比如罗伯特.彭斯的作品《一朵红红的玫瑰》：“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四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人像一首甜甜的曲子，奏得又合拍又和谐”；还有拜伦的作品《雅典的少女》也在反复吟唱：“请听我临别前的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起誓：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还有我久久欲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苗条的腰身，凭这些定情的鲜花，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这些露骨的表白在中国传统诗歌中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哪怕是在思想活跃的“五四”时期也是如此。比如以写爱情诗而著名的汪静之，他的诗集《蕙的风》就曾因“放情地唱”而引起轩然**，差点没搞到身败名裂，而汪静之的应对是：“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责非难，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多么欣慰而胆寒。”而朱自清对于他诗歌的评论是：“对于旧礼教好像投掷了一枚炸弹。”从这里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时是何种社会氛围，这就是正统价值体系对爱情的态度，同时也是中国主流文化传统对爱情所持的态度。那么，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呢？总结一下就是以细腻含蓄的笔触来表达恋爱中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一些微妙变化。比如建安诗人徐干的《室思》，就因其情韵美而受到后人的推崇，诗文如下：“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这种情感细水长流，绵绵不绝，既不烈火燃烧，也不波澜迭起。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就讲过：“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很少辞藻、形容词和比喻。”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社会结构而言，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且高度伦理化的宗法制社会，男女只要在婚姻之外两情相悦，都会受到严厉的禁止。所以大部分爱情诗的内容写的都是婚后，因为在中国古代未婚的男女是完全被隔离的，未婚女子甚至从来没出过自己的闺阁，比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描述，杜丽娘活动的范围最大也没有超过家中的后花园。所以，没有结婚以前中国的年轻男女根本没有相互接触的条件或可能性，整个社会在这方面极为封闭。相比之下，古代的西方社会就比较开放，女性享有一定自由，贵族妇女甚至可以自由出入社交场合，与异性接触。中国古代对于谈论男女之爱是忌讳的，这使得人们不能大胆自由地袒露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为了替情感找个发泄口，古代文人们便以笔代口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思妇诗就是这类诗歌的典型。而古代的女人大多文化程度低，所以许多用来抒发情感的思妇诗其实都由男人写成，为何会如此？主要是由于封建礼教思想的根深蒂固，男人们也同样不敢大胆表达自己如何思念女人，于是反其道而行开始千方百计揣摩女人的心理，描绘女人们是如何思念男人，并且多以“怨”命题，在中国古代许多关于女性的题材都会变成“怨诗”，比如“闺怨”、“春怨”、“宫怨”等，这几乎成了中国诗歌的传统体裁之一。这类诗歌整体感觉低沉，关于外貌的描写极少，其中也没有对未来的憧憬以及一些幸福欢快的情绪，与西方人大胆直白地表达自己对女人的思念和倾慕完全不同。

　　文章前面李敖就说过西方人肯为女人惹起战争，而中国人却用女人换取和平，由此可见，在对待男女感情方面，中西方显著不同。西方人认为爱情至上，男人和女人都能为了爱情牺牲或舍弃一切。在西方，两性的选择与结婚，完全以爱情为基础，而不论年龄、门第、出身、社会地位以及其他因素考虑。对中国人来说则不然，中国的婚姻并不一定以爱情为基础，就算没有爱情也一样可以结婚，而就算有爱情也不一定能够结婚。所谓“有**终成眷属”，大多数时候只是人们的理想。有时，男女结合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男人找女人，要考虑经济、政治、门第、出身等因素以及对自己未来前程的影响。而女人嫁男人，有时也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生活依靠。可以说，西方人的婚恋主要是感情的需要，而中国人的婚恋，完全可以说是理性的选择，至于这种理性选择中究竟还存在多少真爱，就非常值得怀疑了。所以中国人的恋爱与婚姻，完全没有西方人那么浪漫。在西方，人们认为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神圣的部分，同时也是人类情感的极致，是不能被玷污的，这就使爱情具有了与宗教偶像一样的绝对性与神圣性。因此，爱情在西方有了高度非理性的品格。而中国人正是缺少这样一种神圣的感情。对于男人们来说，事业一向高于爱情，这样就不能怪李敖会说出西方人不爱江山爱美人，中国人江山情重美人轻这样的话了。而对于女人来说，有时结婚不过是生存保证，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结婚完全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存在个人意志的选择，更谈不上什么爱情。当然，中国人也是有爱情的，但是这与婚姻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人认为婚姻与爱情是两回事。至少可以说，中国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没有西方人那么神圣崇高。这就是中西方爱情观与婚姻观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