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地握手

　　从军法局转移到特刑庭，这是一个大转捩点，生和死的分水岭。

　　他们为什么把我转移到特刑庭？这种决定是怎么造成的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最大的威胁，是那一份会审后的卷宗。当它送到蒋介石的面前时，他可能在一怒之下，就把我的名字和其他的殉难朋友们圈在一起，来一个“一律枪决”。兰华告诉我说：“有一天她去找秦德纯打听消息，秦就给徐业道打电话，问他案子批下来没有？”徐的答复是：“已经批过了，有五个人枪决；余心清是移送特刑庭处理。”这消息使我的妻子放了心，朋友们也放了心。

　　我这一次的不死，好象一只饿虎吞着满口的食物，把一片咬不住的肉丁，从牙缝中漏出来了一样。后来有许多朋友以及我的妻子告诉我，由于各方面的朋友多方的努力营救，才有今天的结果。

　　在我被捕的当天，北京的朋友，尤其是许多大学教授们，都认为蒋介石和我的旧帐太多，既被抓进去，决不会轻易放出来。他们决定了营救我的路线，向蒋所依赖的美国方面想办法。他们用很迅速的方法，大概是通过美国领事馆，给魏德迈拍了一个电报，说是我这一次被捕，和与他会见谈话有关系，同时，给冯先生一个电报，请他火速设法营救。这样，我的被捕消息，听说第二天就在美国报纸上刊布出来了。

　　冯先生除了找魏德迈和马歇尔，请他们出面营救，并且招待新闻记者，把蒋介石逮捕我的经过、阴谋，大大的揭发，希望舆论来支援我。（他所发表谈话的内容，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全文。）他又和几个朋友商定一个决策，以为向蒋乞怜是不会有效的，只有把这件事的真相从各方面公开出来，去争取社会普遍的同情。我想，他是把战术上的一个原则在那里运用了。他开始到各处演讲，说明我被捕的一切经过，和政府的反动、阴谋。听说那些日子美国报纸对这件事的登载相当的多，社会的反应也相当地好。文汇报的徐铸成先生告诉我，自从我被捕后，冯先生在美国的态度更坚决，话说得更有力，那本《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也在这些日子中写成了。

　　兰华当时也在美国，她会见过魏德迈。魏德迈说他已经给在中国的司徒雷登大使和蒋去过电报。后来兰华接到司徒的一封复信上说，他为这件事和蒋见了两次面，蒋告诉他，我和**的关系，已经抓到了确实的证据。不过，司徒向蒋要求，希望把我和一切这一类的案子付之公审，不要秘密处置。这家伙因为他的靠山，实际上为捞取美援，不得不有所顾虑，也许这就是把我从军法局移交到特刑庭的一种原因吧！

　　同我住在一起，有一位黄埔第一期毕业的贾伯陶，他被保释出去两个月后又“二进宫”。他告诉我说：有一次他碰见毛庆祥（蒋在重庆的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曾经谈到我的案子。毛：说“政府对于他的事，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决定，因为顾到舆论。”究竟是哪一方面的舆论，我不知道。蒋介石的美国主子的舆论，或者就是他们最顾忌的一方面吧。

　　各方面的朋友，尤其是在南京的，他们用尽种种方法，在钻门子，找路线，多方营救，也是促成转移特刑庭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很清楚地相信，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解放军的胜利，弄得这好战成性的魔王惊慌失措，魂飞魄散，也许把我这个渺小的人，根本就忘记了，我就从他这“忘”的漏斗中漏了出来。

　　当我拿着一份判决书无力地走回监房的时候，同屋的人挤到我的面前，和我握手，抢着问我是不是宣判了？怎样判决的？“今天要转到特刑庭。”我慢慢地答复他们。“你一走开，我就跪下给你求了一课，结果是‘上上’，我猜了你决无危险。”老吴得意地告诉我。“看你的气色，不象要遭遇危险的样子。”老汪插进来说。这时候，那门上的小窗户，露出两个看守兵的半个脸，几乎同时地对我说：“余先生，你的事好办了，那里比这里好，只是我们有点舍不得你走。”我苦笑着向他们道声“谢谢！”

　　一方面收拾着铺盖和零碎，一方面想着那五位朋友；他们昨天还活着，今天却死了。他们把应走的路走完了，今后一切责任，都落到我们肩上了！

　　我斜倚在墙上，两只脚伸在炕沿边，紧闭起我的眼，想着每一个人，他们的模样，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心境，和最后一刹那间他们的英勇。

　　已经是秋天了，江南的秋天，太阳懒懒地晒在地上，树叶微微地在风里摆动。我在下午放封的时候，就有更多的人围拢了来，打听我今天早晨的经过。有的说：“这是蒋介石丢掉济南想泄忿，才杀他们的，不然为什么不早下手，说不定我们也会碰上的！”那位游击司令拉我至一旁说：“你走了，我们的情绪会更消沉的，但为你是好的，盼望以后多联系！”说着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等到晚上，还没有一点要移解的迹象。第二天还是没有消息，这样一直等了八天。我有点怀疑特务们又在变什么戏法？自然内幕情形，我没法打听到，我给同屋的人说：“我对于他们这种留客的盛情，表示感激！”

　　绵绵不断的秋雨，一连落了好几天，好象千万人的眼泪，在沉痛地纪念已死的烈士们！转移的前夕，甬道上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听见有人嚷着：“我们没吃晚饭，肚皮饿着啦！”后来听说有五个人由陆军监狱移来，但打听不到是些什么人。

　　第二天的早晨，雨继续地落着，风带来寒意，我忽然接到通知：“捆起铺盖”，我想这是转移的时候了。同屋的人忙着帮我收拾东西，吴送给我些湖南茶叶，汪给我四个罐头。除了一个铺盖卷之外，我的零碎东西，装满了一大筐。

　　这天是九月二十七日，巧得很，我是去年今天被捕，到现在恰恰一周年。

　　走出了监房，陈斌、谷新田、耿忠信、李恭贻、王光普五个人背着行李，站在甬道上，我们亲热地握手；这才知道昨天晚上来的人，就是他们。这时梁蔼然也来了，我们一共是七个人，现在是再一次的一同起解。

　　当给我们上铐子时，有一个看守兵激动地说：“我去向看守长报告，要求不给余先生戴铐子。”还没等到我阻止他，他已跑开了。不一会儿，他低着头沮丧地回来了，远远地在一旁立着，我安慰他说：“老李，你的意思我很感谢！戴着铐子走路，我以为是件体面的事呢。”说得大家都笑了。

　　一个看守兵替我背着铺盖，另一个给我提着筐子，我自己抱着一只暖水瓶，我们七个人分做四排走着，押解我们的，是一个歪嘴的看守员。

　　我们要先到特刑庭，然后才被送进看守所。特刑庭是在羊皮巷口，这样，我们得走过一条长的街道。雨象丝一样的细，被风吹落在我们身上，不平的路，泥泞的到处都是水坑，两个人在一付铐子上，谁也不能拣着路走。路上的人很惊异地看着我们走过去。

　　走到特刑庭，不到九点钟，办公的人还没有上班。我们站在院子里，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歪嘴才算移交清楚。等到另一个人出来点了数，他把我们的铐子卸下来，就带着看守兵们头也不回地走了。

　　开庭以前，我们被领进一间候审室，其实这屋子是两用的，我们坐着的地方，是小职员们的饭厅，中间隔着半壁木板墙，里面是间厨房。炊烟布满了整个屋子，象林间起的朝雾。我们笔挺地坐在很窄的长板凳上，象雾中矗立的林木。

　　看着我们的那个人，穿着长夹袍，袖口反卷着，露出蓝色的绸里子，右掌心滚着两个油光的核桃，四十来岁年纪，很得意地用—口扬州话对我们说：“你们诸位到了这里，就和军法局不同了，我们这里是照着法律行事的。上个月有位姓董的，被判了死刑，他很难过，我们替他打抱不平，劝他另请一位律师上诉，他因为没有钱不肯请，我们大家凑了一些钱，给他请了一位薛律师，结果律师不收钱，案子是翻过来了，由死刑改判十五年。”伶俐的陈斌不放过机会：“请你帮忙给我们买包香烟和一份报纸吧。”他陪着小心说：“可以的，凡是我们能办的，瞒上不瞒下，都替你们做。”陈斌一连说了好几个“谢”字，后来知道这个人是特刑庭的司法警察。

　　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吸烟，香烟一到，大家“饿虎扑食”一般地抢起来，陈斌一气抽了三根，口里说着：“真过瘾！”

　　买了一份新民报，每一个人都挤着抢先去看，消息是华东将酝酿大战，南下部队已逼近徐州，这是使我们多么高兴的喜报啊！

　　我们买了花生，买了糖果，每人还吃了一碗鸡丝面，大家吃得象过年一般地愉快。

　　侦察庭等到下午才开，两间大小的一个庭，靠墙的三面，围着长椅子，这是律师席和旁听席，正面一座二尺高的台子，上面坐着两个人，大概是检察官和书记官，我是第一名被唤进去，立在当中一张围着栏杆的小桌子前面。一个穿着黑衣服的警察懒洋洋地远远地立着。照例问过了姓名、年龄之后，又把那电报问题翻出来问一遍，最后他说：“你的证据确实，我们要依法起诉的。”我心里说：“你不敢不起诉吧！”不到十分钟，询问就完结了。

　　我们七个人都问完了，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大家抽饱、喝饱、吃饱，老谷开玩笑似的对那穿夹袍的法警说：“该上铐子，送看守所了。”“诸位委屈吧！这是照例公事。”他老练地答着。小耿给我背着铺盖，陈斌替我提着筐子，我仍然抱着那只暖水瓶，我们又回到那久别的“木笼大厦”。

　　离开这里整整九个月，地方一点不陌生，只是感情变换了。我们仍然立在这“仁字号”的院子里等候点名和检查。从每一间笼子里，射着无数友爱的眼光，有的面孔我认识，有的不认识，大家心里似乎有一种情感在交流着：“我们都是革命家庭中的人”。我远远看见了老董和老田，在仁二室向我招手，我们恨不能立刻拥抱起来。

　　这里的看守兵却不同了，一点军队式的习气都没有，很多是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检查我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面貌很和善，象个初中的学生，他检查得很马虎。当他拿去我那条裤带时，我对他说：“我的裤子这般大，拿去裤带怎么走路？”他低着头，好象对地面在说话：“他们叫我们这么办，不这样做，他们知道了，会说我们的。”他转过身子去，停了脚步，然后手一松那条带子落在我的足前，就走开了。我懂得他的意思，我拾起来，仍然系在腰上。

　　我被派到仁二室，里面住着二十人，一钻进笼子，老董第一个抢着和我握手，好久没放开，我们的四只眼睛互相凝视一会儿，他苍老了，接着是老田，和一切朋友。

　　这里一共有一百五十几位难友，仁字号有八十人，都是“英雄好汉”，在第二天清晨放封的时候他们把我包围着，伸出他们的手来，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们热烈地握手，我好象是他们中间凯旋归来的战士。

　　生命的洪流

　　还是和先前一样的木笼子，却不象先前那样沉寂和阴暗，现在这里面激荡着生命的洪流。

　　九个月前，我住在隔壁一般大小的木笼里，那里面是六个人，虽然相处不错，我总觉得他们不是自己人，好象中间有一条很宽、很深的鸿沟，将我们划隔在两面。现在这个木笼里，挤满了二十三个人，象沙丁鱼的罐头，连转动的空隙都没有，但精神上都感到异常地轻松和愉快，愈挤愈觉得亲密。

　　九个月前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总是沉默，每天很少说话，只有冷笑，我不记得有过一次欢笑，现在：我开口了，不但每天话说的很多，笑的时候也很多，并且还唱起歌来。梁蔼然对我说：“心清，听你唱歌，这还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呢！”

　　在九个月中，我过着比这里优裕十倍的物质生活，现在我要和苦难的兄弟们，分担着—副穷困的担子。这副担子，我一点也不感到沉重，反倒是感到愉快，我们中间洋溢着同志般的热爱，兄弟般的友情。

　　以前的日子，过一天比爬过一座大山还艰难，现在却感到太阳向西边落的太快了！

　　我住的这笼子里，二十三人中，除了我们北京一案的五个人外，一个小学教师，一个歪脖子的商人，一个年青的裁缝，和其余的苏北农民。其中还有一个神经失常的，罪名是八路军“上校参谋”，其实他一个字也不认识。

　　歪脖子姓莫，安徽无为人，**地下干部的经济工作者。他的脖子向右偏，有人和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左倾，就应该脖子向左偏。”他被宣判了十年徒刑，当宣判的时候，审判官读完了判决书，照例地问他：“你有什么话要说的没有？”他回答道：“没有别的话，我们将来在‘人民法庭’见面！”那家伙有点吃不消，把眼一瞪：“看样子，你倒很厉害。”“厉害！真正厉害的不是我，刘伯承，陈毅，比我厉害的多了。”他歪着脖子倔强地答复他。

　　那个裁缝，二十来岁，瘦弱的身材带着一副失血的脸，不大说话。他是来往苏北解放区的“引路人”，也被判了十年徒刑。他是与轰动南京的学生大捕捉案中的朱成学、李裴、华秉清三人一案的。他每天天不明四点钟就爬起来，拿起一本书，借着挂在笼子外面的一盏电灯光读着。“你这样早起的学习，睡眠不是不足吗？”我这样问他。“每晚八点睡觉，我已经有了八小时的睡眠了。”他很安详地答复我。白天，他是照样地低着头念书、写字，他象是在珍惜着牢狱中的每一分钟。

　　这里放封的时间比军法局看守所长，每天两次，每次三十分钟。我们放完了，就轮着女难友们。在我到这里的第二天清早，散步的时候，碰到了那位绝食的八路军。他消瘦多了，面色焦黄，生着一身疥疮，我很感动地问他：“你的身体怎样？你的案子判决了没有？”“很好，案子也定了，他们判我无期徒刑，这算不了什么，我以为无期徒刑和一年徒刑一样，战事在一年内就可以结束，将来大家总是一块儿出去的。”他胜利地微笑着。后来别的朋友告诉我，他在这里又绝过一次食，健康受的影响很大！

　　有人指给我一个大个儿，四十来岁年纪，披着一件烂大氅，踏着一双破布鞋，说：“他就是李政宣的兄弟李玉甫，是在西安被捕的。现在已经判了死刑，正等候中央刑庭的复判，但他和他的哥哥却迥然不同了，他是个坚决勇敢不折不扣的战士。”听到这里，我心里非常激动，我走到他面前和他握一握手，对他说：“你的沉着勇敢的态度，叫我太敬佩了！”他微微地笑着说：“他们杀我的事，是我早就预料到的！”

　　我们说话当天的晚间，外面落着深秋的雨，忽然听到一个人边走边嚷着：“李玉甫，恭喜你，你的复判刚才送到，已改为十五年徒刑了。”大家听了这个消息，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我们同屋的人并且要我题一句祝贺他的话，大家签名在上面，我就写了一句：“我们衷心热烈地向你致贺”。他们告诉我那报信的人，是这里的看守所所长，为人很好，也很同情我们，只恐怕他干不久，果然不几天，他就离职了。

　　我们这一群人，一共住了紧连着的两所院子，就是仁字号和勇字号，我们的后窗户，直通着勇字号的院子，每次他们放封的时候，我们的每一间窗子外，挤满了交换“情报”的人群，一切“公文”和“邮包”，也就在这窗缝的小孔中交流着。

　　我到这里的第二天，那留着八字胡的汪姓朋友和红鼻子都走到窗口下和我打招呼，他们是一个月前由军法局移来的，随后汪给我送来了一大碗肉丁辣椒酱。

　　骆宾基也住在后面，他是先我两个月在东北被捕的，今年七月间解到南京军法局。我们虽然被关在一个看守所中，但他和另一个同案的人，被神秘地隔离在另一个院子里。当时我知道他来了，只是没办法和他通消息。他在两星期前被转移过来，我们隔窗相见，我把一只手从窗户中伸出去，和他紧紧地握手。

　　第四天的清晨，我们刚收了封回到屋里，一个湖南籍的看守员站在笼子外，对我和梁蔼然说：“你们两人，要调到后面勇字号去。”我有点愕然，为什么要调号子呢？自然，同屋的人，都不愿意我们两个人离开，老董自告奋勇地去向那家伙要求不必调，结果是失败了。这时候大家纷纷议论着这调的原因。老田很机警地对我说：“这恐怕是你给一些难友送东西的毛病吧！”老董劝我以后要谨慎，这里面依然有不少特务在注意着每一个人的行动。

　　我们把行李收拾好，老董商得看守的同意，推了两位同屋的难友，替我们搬家，我们很凄然地和大家握了手，有些难舍的样子。

　　我们被派到勇字一号，陈斌在这个笼子里，笑嘻嘻地说：“我们早就盼着了！”

　　这间笼子，关的学生特别多，中大的，金大的，美专的，蒙藏学院的，语言学校的，还有与我们同案在西安和东北被捕的几个人，也有几位苏北的农民，一共是二十七个人。

　　我们到这新地方，并不感到生疏，很快地就熟识了。放封的时候，大家象家人久别重逢一样地问短问长。汪和红鼻子和骆宾基，小耿、老顾、李恭贻，我们更加高兴地能聚在一起。

　　这几天大批的商人被抓进来，大批的学生被放出去。这证明蒋介石已是在手忙脚乱，他的整个政治和军事局势，正在加速地崩溃着！

　　有一般人为了挽救蒋介石最后的命运，号召什么“教授参政”、“教授组党”，司徒雷登更是热烈推动这运动最有力的一人。因此，蒋介石为了敷衍他干爸爸的面子，就不能不在形式上放松一把，在这一松之下，除了少数“罪在不赦者”外，大批被捕的学生，就叨光放出了，我们这里，在一星期内，放出二十多人。

　　同时，蒋介石为了向人民骗取黄金美钞，强迫以金元券兑换，许多商人就象应时的“黄鱼”，加上一个“经济汉奸”的头衔，被抓进来了。什么鹤鸣鞋店的老板，酒铺的掌柜，杂货店的小伙计等等，一起“请君入瓮”。听说他的儿子蒋经国在上海干得更凶，各大都市，云涌风起，趁火打劫，向来最善于适应环境的商人，象瘟疫一般的灾难，今天也落在他们的头上。但是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又因“此路不通”，而以一纸命令统统地释放了。被押的人，总算是碰见鬼。

　　关在这里的人，除了这批“经济汉奸”，也不尽然都是政治犯，许多冤哉枉也的人，被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小特务们，当作了销差的报告，并且还可以邀功请赏，而抓来了。抓到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先打个死去活来，然后逼迫招供，然后加以“匪谍”的帽子，然后送交特刑庭，然后被判徒刑。

　　关在勇四室的一个年青小伙子，也以“匪谍”的罪名起诉了，说他：“不时徘徊于某要人之门前，意图刺探消息，供给‘匪方’情报。”他最初还向同屋的人隐瞒着他的身分，等到要托人写辩诉状时，他才告诉大家：“我是京沪一带著名的扒手，外号叫‘金娃娃’，专扒五一型派克自来水笔。在京、沪两地，开了两爿自来水笔店。这次，因为要扒这位要人的笔，而被怀疑成‘匪谍’被捕了。”后来同屋的人请他表演两手，据说他的本领的确不坏。

　　和我住在一起的，就有两起骗案的主角和两个被骗的冤头，也统统以政治犯的身分关在这里。

　　一个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名叫杨××，他穿着一身空军制服，冒充空军教官，专事敲诈勒索，后来被“空军司令部”查出，说他是做情报工作的“匪谍”，关了些时候，因为没有军人身分，就送到特刑庭来。后来听说解放军进入南京，他又冒充陈毅将军委派的空军司令，到处接收而被捕了。

　　另一个案子是一个穷极无聊的军人，勾串了一个教育部的科员，向一个汽车行老板和一个美国空军材料库库长姓胡的骗财；这军人冒充蒋介石警卫旅少将旅长，叫那个科员冒充朱家骅的代表，说朱要进行倒蒋，需要大批人员，赴各省做政治联系工作，希望他们两个人参加，并且因某项急用，要他们垫借两千万元。这两个官迷心窍的傻瓜竟然入彀，后来知道上当，就告到卫戍司令部，结果，他们统统被抓起来，还被压了一顿杠子。最后送交军法局，审讯后，把那个军人押送陆军监狱，这三个没有军人身分的，就以“图谋颠覆政府”的罪名而送到这里。

　　在一个初冬雪天的早上，我们在院子中刚洗完脸，看见铁门外的甬道上，走进一批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两个、两个地被铐子铐着，还用一条长绳串着，好多是穿着单衣破裤光着脚的。他们边走边骂，押送的兵们不断地用藤条抽打着他们。我们都呆住了，互相地问着：“难道他们也是政治犯吗？”不一会儿，十一个孩子分送到我们的勇字号来了。

　　这些孩子，都是街头的流浪儿，只有一个是蚌埠到南京的火车上跑单帮的。因为特务们捉到一个孩子，硬说他是八路军的放火队，苦打了一顿，叫他招认，并且要他再找出十几个共同放火的孩子来。他被打不过，就领着特务们上街，碰见的就说：“这也是。”这样，不大的工夫，就捉到十一个。那个跑单帮的也赶上了。

　　他们被送到宁海路十九号，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在那里关了一个多月，因为无法处置，也就以“奸匪放火队”的罪名送到特刑庭。最先被捕的这位“队长”关在仁字号，其余的都在我们这边，因为怕队员们打队长。

　　有一天晚间，雪象鹅毛似地在天空飞舞着，我们差不多都准备躺下了，忽然一个看守领着一个孩子，送进我们的屋子，并且告诉我们：“这小子是真正的放火队！”大家以一付惊奇的眼光注视这孩子，他恐怖得一声不响，脸上发青地立在我们中间。他约莫有十二岁，长得非常清秀，态度也很沉静，一望就知是个受过教育的孩子。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衣，里面衬着一件蓝布大褂，罩着一件短棉袍，腿上套着一条黑布棉裤，下面拖着一双前后打满补钉被泥水浸湿的鞋子。好多朋友拿雨点般地问题向他问起来，他迟缓凌乱躲闪地答复着，我看出这样谈话是太为难了孩子，我就向大家提议，“好不好先让他休息一、两天，因为孩子的神经过分地紧张了。”我们让他坐下，给他一杯热开水，搬出我们可能找出的饼干和糖果，他吃饱了，当天夜里，就睡在我的脚头。

　　过了两天，这孩子和我们混熟了，神经也恢复了正常，他才告诉我们被捕的经过。他是常州人，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总统府”当秘书，他很小就过继给舅父，最近他的舅父因贪污的案子关在监里，因为没有照料他的人，他就被送到南京他父亲这里。他的母亲脾气很坏，不大喜欢他，并且时常打骂他，因此他就想找个机会跑回常州去。有一天中午，家里来了客，他父亲给他五块钱，叫他拿个玻璃瓶，去打酒回来。他一出门觉得这是机会了，他买了三块钱的大饼，吃了一半，把一半放在大衣的口袋里，沿着市内的火车道走到京沪路的铁道上，他想这样地向前走，一定可以走到常州。当他走到尧化门车站附近的时候，天已经黄昏了，这时候村头的一个草堆忽然着了火，他远远地望着，被乡里人发觉，看到他手里拿着瓶子，装束又不同，以为这把火，一定是他放的，于是就把他捉起来，送到火车站上的宪兵那里，经过一番吊打之后，硬要他承认放火的事。他起初还否认这件事，后来从鼻孔里给他灌了一次凉水，并且哄骗他说：“你若是承认火是你放的，我们就送你回常州。”他以为一承认，就可回常州，这是多么好的事，他承认了。这样，他就被解到城内的宪兵司令部，又从那里送到这里。

　　有好几天，天气一直阴沉着，一个晚间，北风飕飕地刮着，我们早早地都躺在被窝里，刚听有些人的鼻孔里的鼾歌，忽然外面拥进好多人来，看守们忙着开笼子，除了我的笼子没有人进来，其余二、三、四、五号都住进三、四个人不等。乱糟糟地喧嚷一大阵，有的笼子吵闹着挤不下了，有的忙着腾地方。新进来的人直哀告着请大家关照，并向看守们要求被子，当然，被子是弄不到的。我们敲着板壁，打听这些客人的来历，后来知道他们统统是在苏州被捕的，押在常州，今天是从常州解来的。

　　第二天清晨，我们见面了。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有两个只有十七岁，好多是中学的学生，四个人是小学教师，一共解来的是十七个人，两位是女性。他们由于不满现状，要求学习，就组织了一个“群社”，因为没有经验，热情表现得过分幼稚，社里设有什么组织部，研究部，宣传部，政工部，不到三个月就被破获了，被捉的一百多人，经过几次谈话后，我觉得他们天真得可怜！他们对于政党的知识很少，所以把组织弄得极其庞大，好象是个怎样了不起的革命活动。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也说不出道理来，一切思想举动，完全是一些中学生的意识。后来他们中间有三个人搬到我住的笼子，我们更熟悉起来。发现他们是一群真理的探险家，为了追求真理，就不顾一切。怎样做？不管！后果可能是什么？也不去想。他们有些地方很象圣西门和傅丽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互相间的团结很坚实，吃的、用的无论是谁家里送来的，都集中起来，由服务部的负责人分配。

　　今年冬天，气候冷的特别早，冷的也特别厉害，好多难友们，在风雪交加的日子，穿着一身单衣，颤栗在院子里。特别是这些孩子们，用颤抖的声音向你哀告着：“给我一件衣服或一双袜子，一点咸菜或一张邮票。”这些乞怜的呼号，会撕碎你的心！

　　“生活”在这里，是奏着苦与乐的交响曲。

　　每天两顿饭，每人分到一小碗菜汤，提到这菜汤，不但有诗意，而且有画意，淡淡的咸水里，漂着几片菜叶，好象一缸清水里，游着几条金鱼。

　　吃饭的时候，常常有人和管理伙食的人打吵子，因为饭的量被削减，每人分不到两碗。有时也因为饭里的水分太多，分量够了，质太少了。

　　每人两碗饭，大多数难友只能半饱，所以每顿吃饭的时候，屋子里的人，要轮流值班盛饭，饭要每碗盛的一般多，免得多少不均。我曾建议过好几次，盛饭不必有人值班，让大家自觉地按照定量自盛，他们都反对我这个意见，怕做不好，反到增加纠纷，因为别的屋子，常为盛饭的事大打其架。

　　吃饭的时候，每一个屋子，分作好几组，各组围成一个小圈，菜放在中间，有蹲着吃的，有坐在被子上吃的。每组吃的菜，是有差别的，有人反对这种不平均的生活，要想把各组从外面送来的菜集中分配，免得苦乐不均。但是这个办法，始终行不通，自然没有菜吃的人，经常是被照顾着的。

　　手中有几文钱的人，时时在泡制着自己吃的咸菜，最普通的咸菜，是买几斤白萝卜，切成丝，加上盐。还有人买些咸胡萝卜拌在酱和辣椒里的，若是再加上一些花生米在里面，那就更美了。这些菜做一次，可以吃好多日子。

　　每一间屋子，都有一块切菜的小木板，这是经过以前的人惨淡经营，才弄到手而遗留下来的，刀子差不多每组有一把，把罐头上面的圆铁盖子挖下来，用圆盖的半面卷起当刀柄，半面作刀口，这比我从前磨牙刷把做刀子又进化得多了。

　　这里抽烟的人差不多占百分之九十，烟的一部分来源，自然是从看守手中得到的，另一部分是有人去开庭时带回来的。抽烟所用的火种，却没法象在军法局看守所中那样，可以从诊疗室弄到灰锰氧，但这里却有更高明的办法，这办法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的。用一个牛角扣子穿上线，线的两端，套在两个大拇指上，把它旋转起来，和一个装咸菜砂制的缸罐，或一个万金油铁盒子一摩擦，立时迸出火星，燃着纸捻，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我们以加倍的代价，每天弄到一份**报纸，各屋子轮流地看。看的时候，每个屋子推派一个人读，读完了再给同屋的人报告，这样报纸就可以很迅速地转到另一个屋子去。为了避免看守员的注意，读的人背向外，面对着后墙的窗子，假装读书，其余的人给他作掩护和放哨。如果有人来查，就用轻微咳嗽的暗号，他就很快的把报纸转移到预定收藏的地方。有时放哨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政治工作做成熟了的看守兵。读杂志也是一样。因此，我们都变成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

　　我们中间有几位青年朋友，对于在看守中做政治工作，具有卓越的能力，差不多每一所院子里，都联系好了两、三个看守，为我们工作，他们不一定是为了钱！那位留八字胡的朋友，他在这里收了两个看守做干儿子，和一个看守做徒弟，他的政治工作是利用帮会的关系做的。

　　笼子里一件日常令人最头痛又难受的事，算是马桶问题了，一个三尺直径，三尺五寸高的马桶，放在炕头的一个地坑里，二十七个人在二十四小时中的粪便，都集中在里面。如果按每人每天小便四次大便一次计算，这样就有一百三十五次，平均每十分钟要把马桶打开一次，每次打开，臭味会熏得你要呕吐。

　　我在这里，碰到更多的青年朋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活力，他们的热情，叫我深深地感动着，这些伟大的生命，才是革命向胜利的道上迈进的最有力的保证！

　　有一位朋友叫作季华麟，是在西安被捕的，他是一个自学成功的无线电专家，做过西安电信局的科长，当过那里无线电训练班的主任，他每天清晨起来最早，这时大家还偎缩在寒冬之晨的温暖被筒中，他却裸着身体，用一盆结冰的水，洗起冷水浴来。他告诉我说：“我的身体不好，冬天容易咳嗽，冷水浴治好了我许多毛病，现在已经练习了十多年，从未间断过。”从这里就看出他的坚忍和毅力来。他瘦得象一块枯柴，但结实得象一块生铁。一双科学家的眼睛，永远在搜索着问题。他每天很忙地进行着有计划的工作，他的太太，每隔两个星期，从常州乡下坐火车来看他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咸肉，猪油，辣酱。这些东西一到手，他就立刻分配给同屋的人，豪爽慷慨没有一点吝啬的伪装。他在阳历年前就被释放出去，过不到半个月，他给我们从乡间寄来金元卷二百元，一半给仁字号的老董分配，一半给我们这个笼子的朋友，我们把他这笔钱，全买了咸胡萝卜和酱，分给各屋子里没有接济的难友们。这笔款子虽不大，但从一个被因而失业的寒士手里拿出来，是多么珍贵的一种侠义的友情！随后他又为没有寒衣的难友们募来二十套棉衣，可惜这些棉衣都被那狠心的看守所长没收了。

　　有些青年们，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被捕进来的，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青年的英勇恣态，不屈不挠，不灰心，不丧气，不悲观，脸上永远是堆着微笑，说话永远是充满了希望，并且热忱地为每一个难友的事服务，遇到看守所中对难友们发生任何一桩不合理的待遇，反抗时他们永远是站在最前面。有一次，朱成学偷读一本杂志的时候，被一个叫作潘华强的看守员查到了，正要拉他出去处分，同屋的人立刻起来声援，一致高呼“浑蛋”！“狗爪子”！“滚开”！把每个有力的拳头从木笼缝中伸出去。

　　我被调到勇字室的那一天，一走上木炕，就看到架板上堆起的罐头，象个罐头公司的厨窗，后来他们告诉我，这都是在外面的同学送来的，同学们为他们组织了一个后援会，一知道他们的地方，就立刻派遣代表来送东西、慰问，自然是不许他们见面的。并且当时情势非常严重，同学们来的时候也是万分冒险，很可能被牵连进来，但同学们勇敢地来了，希望也被扣下，好和他们作伴。

　　每天清早放封的时候，他们在院子里跳着，跑着，好多人学会了打太极拳，因为小耿的爸爸是位练过十年以上的专家。蹲在笼子里的时候，他们常常两个人练着推手（太极拳），我也在他们的影响下，温习着我这套许久不练的武艺。

　　他们学习的精神特别值得敬佩，上午多半读政治学、经济学和英文一类的书，下午读小说和杂志。单在我所住的屋子，他们陆续运进来的书，总在百本以上，记得在我们转到监狱那天，他们的书装了满满一大箩筐。

　　为了鼓励学习，交流读物，他们把笼子里每一个人所有的书籍，都登记出来，编成号码，组织了一个流动图书馆。这样，每个人都有书读。如果有人需要读的书是这里没有的，还可以替他想办法从外面弄进来。有些读物，是大家共同要读的，我们经常是围个大圈坐着，请人轮流地朗诵，大家静静地听着。

　　这些日子，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象潮一般地每天涌进来，我们偷偷地制成一面地图，用红蓝铅笔标出敌我的地势，并且根据这个，推测着下一步的攻势在那里。自然，我们最渴望的是解放军迅速地渡过长江。

　　每一个政治上新发生的问题和情势，被我们每一个人热烈地讨论着，获得了结论之后，就在放封的时候，和别的屋子中的人交换着对于这问题的意见。有时，某一个问题，急迫地需要全体的意见，我们就敲着板壁传达消息，很快就收到综合的意见。

　　一到傍晚，每一个屋子差不多都举行晚会，有的是漫谈，有的是讲故事，有的是自我介绍，有的是唱歌。如果碰到难友中有人在明天要放出去，我们就开一个送别会，大家把手中所有的糖果、花生米统统拿出来，会上有致词也有答词。

　　提到唱歌，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梁蔼然会唱京腔，陈斌会唱英文歌，青年朋友们特别喜欢唱民歌和流行歌曲。女难友们唱歌的兴趣更浓厚，他们好象不停息地扬着歌喉。他们隔着板壁教给我们很多秧歌，看守们不知道这是违禁的歌曲，他们也跟着唱会了。

　　蒋介石以为把我们这一群人，逮捕起来或杀掉，“乱子”就没有了，那知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革命力量，正在茁长着，锻炼着，更坚实地发展着。

　　感念与愤怒

　　十七个月的牢狱生活，一点一滴地都在记忆中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许多感念，许多愤怒。尤其在最后的日子感念更深，愤怒也更多！

　　笼子里每一间屋子的面积是十二方尺，这次我住的是仁二室，里面早已挤满了二十一个人，照例最后进来的人，他的位置要放在最外边，紧靠着那个可怕的大马桶，我和蔼然进来的时候，却被放在西北风吹不到的靠紧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他们告诉我：“这是我们商议过的，并且一致决定要你们在这里。”听了这话以后，我们是多么不安，因为我们和好多人并不认识，受这样的优遇，感到过分的荣宠，我们搬到勇一室的时候，那里的朋友，也是同样地照顾我们。

　　住在每一个笼子里的人，都要轮流值日，任务是扫炕，倒痰桶，盛饭，饭后擦地板，并且每一个人每月轮流倒马桶一次，每次要倒五个屋子的马桶，每只马桶的重量有一百多斤，两个人抬，要抬到很远的一个粪坑去倒，倒的时候是清晨六点钟以前，是冬天天不明的时候，这些工作，当然是我应当做的，但每次值日和轮班倒马桶的时候，都被同屋的朋友替代了。

　　因为每人睡的地方，只有八英寸宽，所以白天必须把铺盖卷起，晚间才打开，不然屋子里就会没有插足的地方，许多年青的朋友，连这一点铺叠我自己铺盖的劳动都不让我做，我感动地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地招呼我，是会把我变成世界上的一个最大懒虫。”

　　我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地衰弱下去，加上笼子里的光线不足，差不多任何书报，我都不能阅读，我想读的东西，都是朋友们给我念，有时是几个人轮流地给我念，同时我所爱好的读物，不一定是别的人所喜欢的，在念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所有的忍耐。象象棋、围棋这类玩的东西，我一件也不会，因此，我愿意读书的时候，给我念的人就要牺牲他们娱乐或自修的时间。

　　最使我感动又惭愧的一件事，就是我在今年冬季得了很重的筋骨痛的风湿病，又加上慢性的气管炎。如果夜间因着小便爬起来，就会立刻地更厉害起来。所以我把一只盛两磅奶粉的玻璃瓶，放在身边，夜间当便壶用。当我在清晨拿出去倒的时候，总是被朋友们抢去给我洗了。有两位青年朋友在洗的时候，还拿出自己的手帕去擦净。我站在一旁，感激得想哭出来。

　　我到仁二室的第二天，老董告诉我，住在仁一室的女董，（北平同时被捕的有二董，男的是董剑平，女的是董肇筠。）要我把需要洗的补的东西送过去，她愿意给我做，过了两天，老董又告诉我，一位王太太，也愿意给我做这同样的事。这位王太太和她的丈夫，与我们差不多同时在西安被捕。她的丈夫在胡宗南的司令部里当少校副官，被捕后，送到南京，在宁海路十九号住过一个时期，从那里解到军法局看守所。当他们解来这里的时候，是一个雨天的下午，我从窗子里看见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还有另外一位女性。他们没吃晚饭，孩子直嚷着饿了，我知道他们住在隔壁的监房，就托看守给他们送去一些饼干。住了一晚，她的丈夫被送到中央陆军监狱，她们和孩子就移解到特刑庭来。

　　在我刚进来的那几天，一大部分学生被放出去，有一位四川籍的中大女生，愿意在出去以后，到我的家里和一些朋友地方联系一下。我们就约下一些通信的暗号和代名词，我也写了几封信托她带出去。她很忠实地在外面替我办了好多事，并且给我送进来好多我所急于要知道的消息，直到她回川的日子。我最感激的是在她刚被放出，就那么勇敢地在外面给我奔走，万一被特务们发觉，很可能又被抓起来的。

　　自从我和家庭通了消息以后，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断过接济。我的家庭很穷，自然是没有力量来供给我的。这么多日子的一切供应，都是外面一般革命朋友所凑集的。张雪岩和吴晗一些朋友，在北平照顾了我的女儿。谭惕吾、陈铭枢、曹孟君、刘仲荣、于振瀛一些朋友在京沪经常筹划维持我的生活。从中来往联系的是我的一个学生蒋岱燕。这些朋友的经济状况，谁也不富裕，尤其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接济一个象我这样的“匪谍”是多么冒险的一桩事！

　　相反的，那些和我在军队里、政治上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朋友，我还在幻想他们一定会给我援助的，其实他们正在离弃我，咒诅我。那位放出去的中大女生在最后给我的一封信上提到这么一句：“鹿小姐的事，你忘了她吧！”这是指鹿钟麟说的。这一切，给了我这温情主义者一个当头棒，也深深地教育了我。

　　后来知道了，鹿在我被捕以后，见人就骂我，好表示他不但与我没关系，而且是对立的，这样就可以把他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当他住在南京的日子，拒绝和与我有关系的朋友见面，我的母亲去，他也回避着。

　　孙连仲那只老鼠，在我被捕以后，一直是把脑袋紧紧地缩在洞里。

　　李宗仁就更厉害了，捉我的条子是他下的。事后有人和他谈到我的事，他说：“心清是我们多年的朋友，想不到他干那个。”

　　听说在捕我的那一夜，他彻夜开会忙着和特务们商量捉我的步骤。清晨五点钟捉我，三点钟就把孙约到他的家中，直到捉到了我，才把孙放回去。这是因为怕捉我的时候，被孙知道之后，派人来保护我。

　　我的被捕，李宗仁总算把“二桃杀三士”的妙计使上了。因为他和孙中间，有过长期的矛盾和冲突，远在北平接收的时候就开始了。蒋介石派李当行辕主任，却让孙先来受降。同时在一个地区派了两个管军事的，这明明是叫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摩擦，蒋则坐收渔人之利。我到了北平之后，曾化了不少工夫给他们消除这种对立，使孙推崇李，使李不猜忌孙，但是这个心怀叵测的家伙，借着这次的机会，不但可以杀我灭口，并且可以把孙一脚踹倒，而且还可以借此向蒋讨好。

　　谢士炎有一次对我说：“一个特务告诉我，李在特务汇报时，曾把你大骂一通，说你是个无聊政客，中国每一次政变，都有余心清参加。”这话很象他的口吻，不过他忘了一件事，好象在那些政变中，他是没有参与过的。

　　鹿、孙和李宗仁，完全是当代的典型军阀，各人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什么叫真理？什么叫革命？在他们心里，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出卖朋友，牺牲朋友，那是他们升官发财的一块垫脚石。

　　二十几年来，我一直和这些家伙们混在一起，对于他们的认识，我比谁都清楚，为了革命客观形式的需要，为了对于中国革命尽我所能尽到的责任，我不能不在他们中间做工作。他们愈少反动，革命愈多有利，如果他们能不反动，革命的进行岂不更顺利吗？为了这些，我长年地掉在内心的痛苦中；而有些朋友由于不了解这种实际情况，对我产生不少误解，甚至攻击我。

　　在我度过了木笼子中两个月的平静生活后，我的案子被提起公诉了，起诉书还是“通敌洽降，证据确凿，供认不讳。”那一套。

　　这座特刑庭在形式上，也采用一般法庭的手续，它的组织是两级制，刑庭上面，还有一个中央刑庭，提起公诉之后，被起诉人可以请律师辩诉，不服判决，还可以向中央刑庭上诉。最初案件的裁判，也是根据刑法处理，后来发觉用刑法制裁“匪谍”太松了，就定了一个“戡乱时期紧急治罪条例”，五月一日立法院通过这条例的时候，遭到了不少立法委员的反对，孙科坚持要通过，于是拍案大叫着：“谁反对这个，谁就是**，当**的给我走出去，这条例是必需通过的。”这条例就在这一怒之下通过了。

　　审讯的时候，有什么检察官、审判官、首席审判官。实际上他们都在一鼻孔出气，表演着双簧！后来有一位律师对我说，这里所有的检察官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特务。审判官中一大半也是特务，他们不管案情，只问是那里送来的，如果是保密局交来的（几乎没有案子不是保密局送来的），都会给你来个起诉。照例每一个案子的侦察期是两个月，如果特务们指示他们拖，便给你一个通知，“侦察期间继续展延”，这样就要拖到四个月后。其实这些特刑庭的小子们都是木偶戏中穿着戏袍的木人，后台上另有人在牵着线。

　　案子的判决，如果牵线人指示要严重处理，那么你就得周旋在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有时不重要的嫌疑案，当事人使上了金条，案子就会很轻松地解脱开来。相同的案子，一个人的判决词这么写道：“该犯虽参加匪党多年，然并无实际工作，况当时系年幼无知，实属情有可原……。”另一个人却正相反：“该犯身为公务员，竟参加匪党，意图颠覆政府，恶性深重，应处极刑……。”

　　和我同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一位公路局的职员，他告诉我：“我的太太筹划了两条金子，已经缴上了，大概不久即可结案。”果不其然，一星期后，他出去了。另一起是那个想做官而受骗的汽车行老板和那个美军材料库库长，花了很大数目一笔美钞也开释了。有一次他们来看我说：“我们已和审判官做上了朋友，昨天晚上还请他们在家里吃饭。”

　　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反倒被起诉了，罪名是：“受奸匪指使，到处放火，企图扰乱治安……。”但是和我住在一个屋子的那个“总统府”秘书的儿子，却被保释出去了。我不断地和笼子里的朋友说笑话，问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总体战”怎样解释。自然他们都有一番答复，我说：“总体战的定义是蒋介石站在一面，和全国的人作战，现在更证明了，无辜的孩子，都成了他作战的对象了。”

　　牢中第二度圣诞节的前夕，应景的雪花，整天地落着，我们一案转来的七个人被传去开庭，三付半铐子锁着我们，走过一条街，路上很少行人，只碰到一个中年妇人，一手提着一瓶油，另一只胳膊挎着一个菜篮，里面盛着一块猪肉和一些芹菜，“大概是为圣诞节宵夜用的吧？”我心里这样的猜想。

　　到了候审室里，第一个被叫出去的是小耿，他去了以后，我们谈着这总是审判庭了，也许大家的案子很快地就得判决。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小耿红涨着脸低着头走回来了，看样子已判断到情形有点不好，我们几乎同时问他：“怎么样，小耿？”他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时轮到老顾开庭去。随后小耿慢吞吞地告诉我们：“今天换上了一个年青的家伙当法官，好厉害啊！开口就骂我浑蛋，并且对我说，不老实说就要打我，我给他一说话，他就拍桌子骂，这家伙野蛮得厉害，问的话差不多要把人噎死。”老顾回来也是一样：“这小子简直不是人！”他一面说着一面气得发抖。我是第五个被审的，当我走进去的时候，看见那家伙坐在上面，瞪着贼一般的两只小眼从上到下向我注视着，我故意地把头昂起瞧着天花板，好象不知道他在那里一样。他想了一会儿，用着响雷般的嗓子，把腔调拉得很长一个字一个字的叫出：“你……是……谁？”好在我已有了准备，否则被他这一嚷，一定会吓一跳。这小子年纪不过三十岁，中等个儿，一张小脸瘦削得象一只猴子，面部不时透出急燥残暴的表情，穿着一套青呢西服，外面罩着一件黑呢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绸巾。一望就知道是一个在学校当过腰带手枪、专门告密的三青团分子，说着一口四川话。后来打听到，他是重庆大学的毕业生，名字叫作廖忠朝，刚到这里两、三天。我们是他第一批审判的案子，好象是特为审我们而来的。他问话象舌头上长着钩子的毒蛇，先做一个圈圈，等到你不留意套进去，他就要一下把你咬死。我看他来意不善，我就预先准备和他见个高低，他大声我也大声，他拍案，我就击掌，那坐在一旁的书记官不断地用笔杆捞着头皮，窗外有几个人把脸贴在玻璃上向里瞧，以为我们在吵架，其实，也真是在拌嘴。最后我对他说：“你用不着威胁我，你会打听到我是干什么的，还是回去做你所愿意做的事吧。”他听了我的话，咬紧牙齿气得直哼哼。我心里笑着：“你这小特务，刚学会了骑马，就要和老将动刀枪，想把在学校里狐假虎威吓唬同学那两手，使在我身上。还差得远呢！”

　　我们七个人审完了，时间已是**，每人买了一碗面，打算吃饱了再回去，正吃的时候，那个书记官跑来对我说：“余先生，我是个离开学校不久的青年，很久就听说你，今天的审问，不必在意，案子的最后判定，他一个人作不了主，还要有首席审判官的意见加入。”我望了一望他：“谢谢你的好意。”他去了以后，大家谈说着他的来意，并且有人说：“这里面也有好人哟！”

　　新年除夕的前一天，我们又开庭了，“大概这小子也不想过年，和我们干上了。”我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对其余的六个人说。解我们的司法警察很同情地安慰我们：“他是新来的，什么也不懂。法官开庭，我们看见的多了，还没见到这样的生手。他一点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和你们作对，真正太不知趣！”

　　冬天的太阳照着我们，这是多么可爱的太阳啊！我们七个人，都坐在院子中等着开庭，法警对待我们更殷勤起来，给我们冲茶、买烟、买点心，我们一面唱着、吃着、抽着，同时商量今天怎样对付那小子，大家都主张：“态度要沉静，争辩不要示弱。”我们从上午十点钟到这里，直候到下午两点钟才开庭。

　　这次我是第一名被审的，我一进去，这小子脸上的肌肉立刻绷得紧紧的。咬牙切齿地对我望着，真有“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之势。他和前回一样的扬起嗓子把三个字分成三段问着我的姓名，那位书记官不时以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这回，他的问话尖锐了，一开口就先哼了一下：“你……是个技术很高的**，借着和上层的关系，掩护起你的地下活动，我比谁都清楚！”说到这里，他就目不转睛地瞅着我。我笑了一下，心里说：“你这小子，还想用福尔摩斯的催眠术吗？”“你说话是臆断呢，还是根据事实的证据呢？如果有事实证据的话，就请你先说出来。”我这么反问着他。他把案子一拍，可惜他忘了带警堂木：“有事实证据，我调查了很多。”“那么，你就宣布好了。”我激恼着他。“好，下次再审。”他就这样地收场了。我出来的时侯，大家问我：“怎么样？”我笑了一笑：“他失败了。”

　　我们回来的时侯，已经是晚间六点钟了。我们整整地在外面一天，觉着比关在笼子里，轻松得多了。回来夹带着大批的报纸、杂志、食物，这些算是收获吧。

　　两次开庭，都没有通知我们的律师到场，很显然地看出这小子是特务们打发来的。

　　谈到律师，我总算是碰到拆白党了！天下竟有狠心向政治犯敲竹杠的律师！

　　当我转到木笼子来的第三天，有一位中大的学生被放出去。他是四川人，他的叔叔鲜特生先生是我在重庆熟识的朋友，所以谈起来彼此更加亲切。临走的时侯，他问我有什么可以在外面替我做的事，我想了一想对他说：“这里的政治犯，差不多都是穷小子，谁也请不起律师，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最好你们在外面找一找有没有同情我们的律师，肯做我们的义务辩护人。”他满口地应承，并且说：“我认识一位四川籍的律师叫做傅况鳞，在司法界相当有地位，或者他愿意担任，我出去以后就去和他接洽，同时骆宾基也托了我办这一件事。”

　　在这位朋友出去不久，我和骆宾基都收到一封从傅况鳞律师处来的信，信上说明他愿意义务帮忙做辩护人。并要我们把委托书签上名送给他。我们都照办了。同时我写信告诉我的妻子在外面和他去接头。

　　不多几天，兰华写信告诉我，她已见到那位傅律师，并且办好手续，但是律师要手续费五千五百元，因为家里没有这笔款子，还是找一位和她在欧柏林大学的外国同学手中借来付出的。五千五百元手续费，那是等于五十五担白米的价钱。“义务帮忙，多么好听的一个名词。”我心里愤慨地说着。

　　骆宾基的案子，开了一庭就判决了，徒刑是两年六个月，在最后辩论的时侯，这位大律师不但没有给他写一个字，连影子也找不到了，紧接着兰华又转给我这位律师来的一封信，上面写道：“如果其余的款子，不能在一星期内送到，案子便不受理。”我立刻写信告诉兰华，不必再理他，已送去的钱，只当是被骗罢了。

　　后来有人给兰华介绍另一个律师薛诵齐，他是这里很吃得开的一个人，给老董上诉的就是他。老董要卖大衣送他车马费，他拒绝了，并且说：“要钱就不来。”他是江苏句容人，有些江湖侠义作风，法警们都一致称道他，大概一部分是帮会关系。他接受我们的案子很多，大多数是没有酬劳或者酬劳极少的，兰华给他送去五百元，他推辞好久才收下。他来和我见过好几次面，从谈话中知道，他是一位热心负责看重友情的律师。他告诉我：“我的长处，只是在殷勤仔细不爱财。”后来我出了监狱跑到上海，立刻给他写了一封表示谢忱的信。

　　梁蔼然请了一位何铨宇律师，他是我在西北军中的老朋友。他从起诉书上看到我和梁是同一个案子，就跑来看我，并且愿意做我的辩护人。我告诉他：“我已经请了律师。”他说：“律师可以有三个，他可以当我的第二律师。”我很感动地接受了。这个年头，许多比他交情更好的朋友，避我唯恐不及，他却找上门来（牢门），算得是“古道照人”吧，可惜不几天他在街上被汽车撞伤了，听说坏了一条腿。

　　天快亮了

　　一九四八年的除夕又到了。雪后的阳光，把整个木笼子照亮了。我立在窗口，凝视着窗外几株落了叶子的树，它们孤傲地昂头挺立着。压着枝子的积雪，一条一条地横挂在树上，象一些巨人佩上了无数的勋标一样。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一幅画啊！

　　只要枝干挺得起，

　　只要根连着泥，

　　那怕冬寒风厉，

　　把枯叶葬入沟底，

　　跨过这苦难的片刻，

　　看谁微笑在**里？

　　从报纸上，看到了紧接着锦西的胜利，就是沈阳的解放，整个东北的军事底定了。锦西的一战，是东北战事全局的一个活眼，并且那里的胜利是个大歼灭战，把蒋介石坐镇锦州的兵团总司令范汉杰也活捉了。我对于范的被捉特别感到兴趣，因为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与这小子有关系，那时他是十九路军的参谋处长，家里设着两架电台，专门替蒋介石做底探，当特务，后来因此“深受倚重”，由是官运大发起来。

　　一连串的好消息，象放鞭炮似地传到狱中。东北大军进关了，平、津解放了，徐州的大会战开始了。蒋介石投上最大的赌注，这是蒋介石最后挣扎的一战。我们一天买进两份报，早晨读本地的，下午看上海的，因为上海的消息比较多。最后徐州的大会战全胜了。兵团司令黄伯韬自杀，邱清泉被击毙，总司令杜聿明被俘。大军下蚌埠，下徐州，炮声响到长江边。

　　关于徐州的战事，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时刻地提着心关切着。大家很清楚地知道这是最大的一战，也是关系最重的一战。在大战揭幕不久，我看到冯治安部的何基沣和张克侠领导起义，我是多么地兴奋，同时还幻想着刘汝明也许可以“当仁不让”，继起立功。后来知道他是走上了死路，无可挽救，当我们读到蒋介石使用了毒气、怪弹，我们愤恨得紧握着拳头，咒骂着这残酷的野兽行为。想起这些战场上的战士为革命牲牺的惨烈，我们坐牢的人太渺小了！血是胜利的种子，战士是历史的光辉。

　　蒋介石为了掩盖他的失败，为了振奋人心，为了骗取美援，不断地发出无耻的号外，报贩叫卖的声音，传到我们的耳边。我们知道这是他临死的哀嚎，相反的是给解放军报着喜讯。自从炮声传到了江边，这号外声就再也听不到了。

　　金元券走了法币的老路子，急骤地贬值了，骗到的黄金美钞，加紧地向**运送，外面传说着蒋介石要跑，这是他的路费。不过全国人民的生活，受着物价空前的波动，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我们中间不少人存在帐上的钱，平时有计划地节省使用，现在也跟着破产了。

　　我们获悉一个胜利消息之后，大家很自然地狂笑一阵，这些日子各屋子此伏彼起歌唱的声音，也多起来了，并且声音越唱越高。这样的高歌，平时是被禁止的，现在却没人来干涉。看守兵抿着嘴站在笼子外直笑，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为什么狂笑，为什么唱。

　　“蒋介石这回该死了吧！”有人这样地问着。“他，这无耻的家伙，绝对气不死，除非有人把他杀死！”一个苏北的农民回答着。“真的！他发过誓，如果‘戡乱’不成，他就跑到中山陵自杀，他应该自杀好几次了，如果他说话算数的话。”一个被俘的河南地方干部老张接着说。“去是去过的，只是没有自杀。”我答复他。

　　新年后的第五天，我们又被叫去开庭，来解我们的法警，分外地讲起礼貌来。当我们在院子里排列好等候上铐子的时候，他说：“你们各位先生是不会逃跑的，我就不上铐子了，不过请你们一对一对地手挽着手走。”我们彼此望了一望，大家脸上都浮出会心的一笑。

　　在候审室里，那位替老董请律师上诉的法警，穿着一身皮袍子，袖口仍然反卷着，向我们演说了：“蒋介石必垮台无疑，这是气数已尽，换朝代的时候到了，这个姓廖的法官还在装浑蛋，开什么庭，把大家释放了岂不省事。我们对各位先生很客气，将来还请多关照。”聪明伶俐的陈斌这时抓紧机会：“你们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很感激，将来出去以后，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岂敢，岂敢。”这法警裂开嘴笑起来了。

　　我仍然是第一个被唤去开庭，上面也仍然是坐着那个姓廖的，我准备着他咆哮，但他的态度出乎意料地改变了。他的脸上浮出苦笑，凶暴的眼神也收敛了，声音落得很低地问着我：“你是余心清吗？”我感到市价不同了。他不等我回答就对我说：“政府的政策，一向是宽大的，本来要和**合作，只是**不愿意，现在打仗，弄得一切建设事业都停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是多么可惜的……”他一直演讲了二十分钟，然后向我点点头说：“请你回去吧。”我回到候审室，朋友们急忙地问：“怎么样？”“这小子低头了。”我慢慢地告诉他们。

　　每一个人回来的时候脸上都带着轻松的微笑，而他对每一个说的话也都是一样的。大家讨论着这是怎样的一种突变呢？我说：“这小子知道悬崖勒马，不过他还不够坦白，使他这样转变的，是解放军胜利的声威啊！”

　　象春天降临到笼子里，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温暖起来，放封的时候，彼此笑嘻嘻地打着招呼：“快了。”可怜的孩子们，不时地包围着我喊着：“余爸爸，我们快出去了吧？你说再给我们糖的时候要到新年吗？新年不是就到了吗？”我拍着他们的肩膀：“做个好孩子，永远是有人喜欢送糖给你们的。”

　　这些日子管理我们的看守员，几乎不常看到了。看守兵和我们更接近起来。他们多数是参加了帮会的，在南京帮会的头子是张树声，他们都是张的徒孙，有人告诉他们，张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更被尊重起来，他们不再喊我的名子，代之以“余老太爷”或“师太爷”了。

　　现在我们看报读杂志，不用偷着干了，也用不着花加倍的代价购买了。我们可以随时地驱使他们给我们干这个，做那个。自然我们有时还是送他们一些钱。

　　有些日子，大家兴奋得睡不着，常常深夜聚谈，有酒癖的人就出主意要喝酒，我们商量好了看守兵，交一个热水瓶给他们，在夜间十点钟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们送进酒来。我们常常喝到午夜十二点钟。每次我们总是分送一杯给木栅外的看守兵，和他们隔栏对饮。

　　自从我在这里被起诉以后，我就有了接见亲友的权利。第一个我接见的是兰华，一个阴雨的上午，看守兵告诉我：“你的老婆来看你。”我走到院子里的甬道上远远地看到她站在那里，这是我们别后两年半的初次相见。她显得憔悴了，但我自然是更苍老了。谈话的地方，是在一个水炉旁的席蓬里，隔着一层席墙，在一个挖掉一方尺大小的洞口我们面对着。她在强自压制着将要滚到眼边的泪，装作更柔和的样子来安慰我，告诉我一些家里和外面的情况。我因为这颗心已磨炼得象铁般死硬，话语好象被炉火烧净了，很少说得出来，最后我告诉她，无事不必多来！千万不要让母亲来！

　　第二次是我的女儿华心来的，我和她也有十四个月不见了。她长得很高，态度很沉静，不象个十四岁的孩子，这是环境造成的，一个暴风雨的环境。听说她在我被捕以后，不再是那般娇嫩了，从学校里走出来，终日在北平为我奔走求援，她到过李宗仁的家，她见过孙连仲和鹿钟麟，她探望每一个我平时的熟朋友，但是好多朋友躲着不见她，甚至看见她也不睬她，还有两位素来自命是革命的工作者，自己藏在屋里却打发太太出来见她。她那一颗小小的心，接受了人间许多辛酸世故。她常常夜里躺在床上流泪，学校当局还批评她旷课太多。她见了我一点忧戚的容颜都没有，说话很简洁老练，问我：“缺少什么？钱够不够花的？需要什么东西？经济上不要去顾虑它。”

　　在以后环境改善的这些日子里，她们来的次数更多了，给我们送的东西，也加倍地多起来。并且我们可以和她们随便的隔着铁窗说话。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整个南京城陷入了不安和混乱中。蒋介石“困兽犹斗”，又带给了我更多的灾难。

　　为了最后镇压“反动”，为了垂死前挣扎，为了防范里应外合，就重新开始大规模地逮捕，听说在一个夜间，中大、金大、美专等校，有两百多人被捕，连日还在继续地搜捕。因为特务的秘密拘禁机关都挤满了人，就要把我们的笼子腾出一半来收容他们。这黎明前的昏暗，多么使我们痛心和担心！

　　老董他们所住的仁字号七十多位难友，终于要转移出去了，最初谁也打听不出是解到那里，从看守兵的口里，听出是要解到老虎桥模范监牢。当他们走的时候，大家又一度地凄然惜别，因为我们中间的离合，可能象征着最恶劣的命运。我们送给老董一块手巾，和他约定，如果是到老虎桥，请把这个手巾交给解送的看守兵带回，这样，不用问我们就知道确实消息了。果然我们在当天晚间，收到了那块手巾，看守们并且告诉我们，那里的地方比这里好。

　　紧接着他们走后的第二天夜间，窗外甬道上响起了不停止的脚步声，兵士们来往急促地行走，一批又一批人群迟缓地在行进，耳语声、吆喝声、咳嗽声、呼唤声，交织在一起，我们的每一颗心都紧张了起来。我们隔着玻璃窗向外窥视，只看到一长列的黑影在蠕动着，却辨不清人面和人数。这样一直继续到天明。

　　清晨放封的时候，甬道上站着许多宪兵，有人从后面的窗子向仁字号笼子里张望，看到木坑上堆满戴着镣铐的人，有几个是这里放出去的学生又被捕回。女学生们仍然关在仁一室。他们说这次的情形比上次严重多了，有人已经两天没吃东西。我们赶快地搜集食物从窗子里扔给他们。下午再看他们的时候，每个笼子外已站着监视的宪兵。不许他们任何人临近窗口。从此我们彼此间的交通就断绝了。

　　一连好几个昼夜，不断地有人被宪兵解来，送到前面的笼子里，我们的心境和环境，没有以前轻松了。大家讨论着这时候的蒋介石，可能对政治犯来一次残酷地屠杀。时间总在夜里吧！好多人穿着衣服睡觉，恐怕到时候来不及穿上。

　　一个太阳晒着的下午，我们刚吃完了晚饭，墙外忽然有锁链子的声音，自西向东，不象到我们这里来，而且步子走得很慢，我让陈斌爬到窗子上看看是件什么事，陈跳下来告诉我们：“一排宪兵押着三个穿着黄呢子军服的军人，象些高级军官，脚上都戴着镣，向军法局看守所的方向走去。“这又是一桩不小的军事案件”，我心里这么断定。随即我托了一个湖南籍的看守员去打、听，因为他的哥哥是军法局看守所的所长。过了两天，他告诉我：“一个是军长名叫黄樵松，两个是政治部主任，他们是阎锡山送来的，案情不清楚，被隔离在另一个监房里押着。”

　　过了一个星期，有人告诉我，他们被送到中央陆军监狱，一下汽车，就被拉到门外的空地上枪决了。

　　黄是西北军冯先生的干部，当过孙连伸直属三十军的师长。一位有胆有识的优秀军人，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河南南阳和日本人打了几次硬战，有过光辉的战绩，后来三十军调往临汾，归胡宗南指挥，他担任副军长。等到临汾突围，那个姓庐的军长跑了，他就接替作了军长，部队调到太原补充以后，就归阎锡山指挥，参加防守城垣工作。后来与解放军取得联系，预备退进城去，把阎锡山活捉起来，一举而定太原，却没料到这整盘计划被部下的一个师长告密，因此被捕。听说阎给他钉上三付脚镣，用飞机送来的，其余的两位，一位是解放军派来联系的政工人员，一位是他自己的政治部主任。

　　这些日子，关于我们的谣言逐渐地多起来了。因为前面的笼子住满了，我们要转移地点，好让出房子给后来的人。有人说这里必须结束，特刑庭也要取消，我们可能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老虎桥和老董他们押在一起，一是我们将送回军法局，由那里再送到杭州。大家对于上老虎桥倒并不关心，好象那只老虎不甚可怕，只是回军法局都有点搔头。

　　由于特刑庭取消的风闻，这里的看守兵们对我们更加恭顺起来，他们好多人走到我面前：“余老太爷，将来出去以后，给我们找个工作吧！”我还没有开口，其实也无法开口，梁蔼然和陈斌就替我答复了：“不成问题，将来一定帮你们忙的。”以后碰到这样的场合，我只得“好！好！”漫然地答应着。

　　一九四九年的新年，解放军隔江的炮声，代替了贺年的爆竹声。这炮声把蒋介石打得东倒西歪地站不稳了。连日外间传说政府要搬家，其实要人们的女人和细软早已搬走一空。说元旦将有一个重大决定，“大概蒋介石要滚蛋吧！”我们这样判断着。

　　和谣言跟着来了，报纸上、杂志上又出现了连篇累牍的主和文章。从前说这样话的人，都被蒋介石骂作出卖民族利益的“匪牒”，并且要严行“拿办”，现在这小子却不开腔了。

　　元旦的清晨，阳光温暖地照在铁窗的栏杆上，我们都彼此道着年喜，亲切地握着手，大家似乎都有同一的感觉，今年真的可贺可禧了。吃早饭的时候，有一个看守兵来告诉我们：“蒋介石通电主和了。”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放下碗筷跳起来，并且响起了一片掌声，各个屋子都欢腾起来，只有前面的笼子寂静得象死去一般。十一点钟的时候，另一个看守兵送给我一份报纸，上面特号字的标题载着《蒋总统元旦文告》。“这小子也有今天。”我对着窗子深深地吐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