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会合

　　我们把蒋介石的《元旦文告》逐字地读着，研究着，我们发现这个流氓的和平主张，不但没有丝毫诚意，里面还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他在谒陵时的演讲，更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说：“和平政策为政府一贯的主张，三年来政府迫切希望和平。”呸！那么一面政协开会，一面召集全国将领商讨“剿匪军事”，并发出大量《剿匪手册》，又是谁干的？

　　他外强中干地说着：“这次要和平，是无力量的表现，此种心理，实为错误。”那么，你在没有打败仗以前为什么不谈和平？又为什么不许别人谈和平？

　　他更无耻地说着：“政府在军事政治方面力量皆远超过‘**’，然不幸一般人惑于‘**’之宣传，看不见自己的力量。”好一个无耻的东西，还要吹牛呢！你的力量倒是有，可惜在几个大战役中被歼灭了。

　　他决无悔过之心。他梦想借着和平的伪装以争取时间，重新培养实力，布置军事，并且想**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施用国际压力，出面调停。

　　接着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来了一大串各省参议会的通电——国民党御用的说话机构。这些通电都是拍到延安去的。对于那些“头衔”，我感到异常地有趣，他们口中的“匪”忽然变作“先生”了。

　　记得当我第一次在宁海路十九号，看到叫我们签字的一本册上写着“北平奸匪财物清册”，我心里感到老大地不痛快，认为这是一种侮辱，究竟谁是匪呢？明明是蒋介石和他的一帮，他们夺了全国人民的财富，造成四大家族和一些资本家及富家翁宋美龄。宋美龄用七十五万美金在美国购置华居，而河南几百万人民却在同一时间死于饥饿。如果我们称蒋介石作匪，他的一帮作匪帮，从事实上，从逻辑上，从法律上，都是最适当的头衔！现在，他倒喊我们作“奸匪”哩！

　　这些日子，整个的看守所更显得松散了，看守员和看守兵不常看到了，因为他们忙着各奔前程。看着我们的只有那笼子上的一把不说话的哑吧锁。被宪兵看着的前面笼子，也不象初来时那般严重恐怖了。我们这里的朋友，这两天表现出分外的骄傲和散漫，甚至有人公开地大声叫骂蒋介石。

　　前面笼子里的人拥挤得可怕，因此就决定把我们迁出去，结束这个看守所。

　　一月十日的清晨，我们被命令着收拾铺盖，早饭提前了一小时。吃完了早饭，先把铺盖堆集在一起，我们就在院子里站齐。查点完了人数，紧接着上铐子，并且用一根长铁索，把大家连串起来。铐子上到我面前的时候，那个看守兵忽然跑开向一个看守员的耳朵上咕噜了一会儿，回来说：“因为你是老先生，铐子不用戴了。”

　　我们被塞进一辆大巴士车里，塞得身子都不能转动，车顶很低，立着的人伛偻着背部，互相紧紧地挤在一堆。

　　阳光晒在我们身上，微风轻轻地拂到脸上，我们忘记了这是冬天。

　　过路的行人，照例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有一个人摇着脑袋说：“犯人也搬家了！”

　　自从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被捕，这是第五次起解了。

　　车子一直向北驶，马路上的景象，比一年前我被解到南京的那个下午，和一个月前由宁海路解到军法局的时候，大不相同了，许多走路的人脸上，堆上了一片忧戚。最后车子向东拐了一个弯，有人叫起来了：“到老虎桥了。”

　　老虎桥，顶顶有名的“模范监狱”所在地，大门前一座桥，连接着横行的马路。我们的车子越过了桥，两扇铁栅栏大门立刻张开，好象一只老虎的巨口。车子迅速地驶进，铁门随即关起来，“刚出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

　　我们现在被塞进这张老虎嘴里，将要怎样地被它咬着呢？

　　三十五年前，我曾来过这里，那时我才十七岁，倒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乃是跟着一位长老会的牧师来参观的。今天一到这里，少年的记忆立时恢复，仿佛那是不久以前的事。现在这位牧师早已死了，他是我当年信仰基督教的引路人。可是今天我又来了，为的走着另一条路。

　　我和陈公博总算有缘，宁海路十九号，他也曾住过，现在到了老虎桥，他最后也关在这里，并且和褚民谊、林柏生一同枪毙在这里。听说江亢虎，周作人和一些大汉奸们还在这里关着呢！

　　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监狱，一道水壕，围着高大的垣墙，墙的四角上，矗立着四个瞭望台，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卫，在里面来回走动，不时把面部紧贴着玻璃向下面瞪着有力搜索的眼睛。

　　大门里西边是个紧急警卫室，大概是镇压**的武力所在。东面是候见室，家属接见等候的地方，无数的人在这里度过不少耐性的时间。正中是一座办公室，律师接见室，对面是登记室和犯人接见室。走近办公室是一列、一列的监房，扇面形向后面伸出去，正中间是一座教诲堂——一个“卖膏药”的地方。墙柱上大字的标语写着“回头是岸”，“觉今是而昨非”等等。最后面的第二列，设置着各种工作室：木工、缝纫等。靠后墙有一座单独的跨院是女监。向西横接着的房屋是洗衣室、洗脸室和澡堂，墙的东端是个大操场，西头有一个夹道，夹道里就是刑场。凡不送到雨花台执行枪决的人，便在这里杀掉。

　　监狱后面的一条街道叫做成贤街，那里是中央大学的前门，正对着监狱的后墙，后来我和中大的同学开玩笑：“你们住在这里，想起了隔墙的母校，有没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感呢？”

　　我们下了汽车之后，就被领进检查室里。穿着制服的法警，开始搜查我们的身上和行李，许多日用的法宝，统统被扣下了。我的那只当作小便壶的玻璃瓶也被没收了。书籍、药品都被留下，都要经过详细检查才能发还。我们默不作声地望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大家心里好象在说：“这一份家业算完了，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建立起来呢？”

　　这时候进来一个中年的典狱员，穿着很整齐的一身黑呢制服，帽子上、袖口上都镶着一条金箍。走近我们跟前，把手一摆，意思是要我们听他说话。他先咳嗽了一声，然后把头微微地抬起来，但眼睛一直瞅着地上：“你们大家都是为人类造福的，”说到这里又咳了一声，陈斌把眼向我瞟了一下，嘴微微地裂向右方笑着。他继续地说：“现在你们的案子仍然归特刑庭，只不过是寄押在这里。关于案件我们无权干涉，不过这里的规矩，希望大家能遵守，我们决不会苛待你们。好在你们住在这里的日子是不会很久的。”说完了，他对着一个法警命令道：“送他们进礼字监。”

　　礼字监临近大操场，斜对着女监。一所长方形的建筑，门口装着一扇向外开的铁栏门，监房是相对的，中间一条甬道，每一边是十二间，一共二十四间屋子，我和陈斌、梁蔼然还有五位苏州群社的青年，住在紧靠着铁门的房子里。这里每一个监房房门上的小洞，挖得特别缺德，一寸高，三寸宽，里面的人向外看时就不能说话，说话时就不能同时看。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看见每一个小孔中亮着一双温情的眼睛，我们觉出来老董他们是住在这里，但这些眼睛是谁呢？却认不出来。他们没有和我们说话，大概这里的规矩禁止他们说话吧！

　　我们的屋子里一共有六张双层木床，靠窗子放了一张长条桌，墙里角置着一只红色的小马桶，这是南方人普通人家特有的用具，我多年没有看见过了。

　　我们正在屋里整理铺盖的时候，房门忽然被打开了，一个看守告诉我们：“特刑庭的看守所长要见你们。”甬道上立着一个肥胖臃肿的家伙，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告诉我，他是副所长。他还没开口先就脱下帽子，露出一个光亮的秃顶，很规矩地立正站在我们中间，然后对我们说：“我是来给你们送帐上的存款，”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对你们诸位一向是客气的，大家不会对我有恶感吧！诸位出去的时间近了，将来还请多关照！”说完了，向我深深鞠了一个躬就走了。

　　回到屋子，我们讨论着这家伙为什么这样的前倨而后恭呢？从前不是连面都不露吗？一个苏州的青年说：“他一向管理我们的伙食，有些屋子常常闹着饭不够吃，就骂他克扣囚粮，他有点贼人胆虚，今天主要是来打招呼。恐怕将来有人报复他。”我们就联想到今天上午那个典狱员的演讲：“你们是为人类造福的”，即使是吧，但是谁使他这样说的呢？“日子近了”，大家都感到兴奋！

　　晚间有些屋子仍和在木笼子里那样大嚷大闹，这里却不行了。一个说着淮城口音的看守，用**的声音，严厉地制止着：“你们造反啦！要是不自爱，我就给你们难看了。”陈斌说：“这是不懂行市的家伙，他应当向那个典狱员领教一番。”后来老董告诉我们，这是看守中最坏的一个，他们受他的气太多了。

　　这里的规模毕竟不凡，日常生活动作，都听军号指挥。早晨六点钟，号声响了，这是起床号。六点一刻是洗脸的时间，我们各人捧着自己的洗具，先到院子里站队，一个军人形的看守长发着“看齐”、“报数”、“向左转”的口令，我们在他的口令下进入了洗脸室，一间是可容下一百人的地方，里面砌成一条、一条水泥的水槽，水槽上装置着龙头，每两个人共用一个，自然这里只有冷水使用。洗完了脸，我们又在同样的口令下向操场出发，这是运动的时间。

　　我们向操场行进的时候，碰到一队“人马”正向洗脸室方向走过来，他们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我们也同样地盯着他们每一个人。这些人的服装非常阔绰，许多人穿着镶獭皮领的大氅，有的头戴獭皮帽子，还有戴着黑缎瓜皮小帽，帽顶缀着红色的珊瑚顶珠。好多是相貌堂堂的人物，其中有一个身材魁梧，长着一尺来长银白的胡须，特别惹人注目。一望就知道这些人不是老官僚，便是大汉奸，江亢虎之流的也在这里面吧！后来打听出他们都是些什么伪新民会会长、伪部长、伪督办、伪财政厅长、伪秘书长、伪税局局长等等一大堆。

　　我们站在操场上的时候，那个军人形的看守长给我们“训话”了。他是一个胖墩墩中等身材的壮年人，一个大而圆的脸，把眼睛挤得很小，秤锤的鼻子下吊着一张蛤蟆嘴，徐州府的口音，一开口就报告一大串他的历史：“如果不是孙传芳垮了，我早就当上了军长，也用不着蹲在这里吃份口粮。”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我对大家一定很客气，也请大家对我客气。这里是军事管理，动作要军事化，操场上要求的是纪律，你们要是不守纪律，我会发火的。”说完了就喊着：“向右转，跑步走！”跑不到一个圈子，一半的人掉了队。这是我十四个月来第一次跑步，我要测验一下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跑到第二个圈子，我的腿沉重起来，第三个圈子我的呼吸急促了，嘴里不断地喷出白色的炭气，象一只疲惫的水牛拉不动犁头时一样。

　　回到屋子里，老董他们一般人才被放出去洗脸，看样子还是在隔离我们。我们从门上的横缝里，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地走出来，神气有点颓丧，大概是被这里严格管理折磨透了。这时候，我们还不能彼此说话。

　　这里每天仍然是两顿饭，每顿每人一碗米饭，五个人共一碗菜汤，汤里的菜叶子比以前两个地方多了一些。年青力壮的朋友们还是嚷着吃不饱。

　　分饭、分菜、分开水和打扫清洁的事，我们的难友中，有二个人被挑选出来担任，我们被锁在屋子里的时候，这两位朋友可以在甬道上走动，有时也可以打开门，到我们的屋子绕一趟。最初，我们因为不认识他们，还不敢和他们多说话，后来陈斌蹩不住了，问他们：“这里抽烟、看报有没有办法？”他们摇着头：“管理得顶紧，一点路子都没有！”

　　来到这里三天了，还没有看到一张报，家里的人也没有来的，我们是多么需要知道外面的每天的形势变化啊！后来我们决定在每天放封的时候，派两位长于外交的朋友去包围那个看守长，要从他的口缝中探听一点消息，却想不到这家伙不看报的，不过他答应着：“过两天读了报纸以后，给你们报告一番”。

　　胜利的形势，并不因着我们看不到新闻而停顿起来。我们刚来的时候，每天洗脸放封，除那个看守长之外还有两个看守员，在一旁监视着我们，现在没有了，监牢的管理，一天比一天放松起来，粗厉吆喝的声音也逐渐地消逝了。那个在我们来到的第一天夜间向朋友使厉害的淮城看守兵，也不叫喊了，并且他有一天下午开了门，走进我的屋子里，带着一副不自然的笑容对我说：“老先生，你的身体还好吗？我们有招呼不到的地方，请指教我们！哼哼！”说完了向我鞠了一个躬。他走后，我奇怪地问着同屋的人：“这小子，有什么企图吧！为什么这么恭维我？”梁蔼然说：“他进来就鞠了一个躬，你没有看到，所以又来一个。”“这是表示形势在对我们有利的急骤好转中。”陈斌肯定地说。

　　在第四个早晨我们被放出洗脸的时候，对面的一排房子的门也打开了，老董、老耿、老田、歪脖子的老莫，绝食的老李都出来了，我们亲切地握了手。洗完了脸，我们一块儿走上了操场，老董边走边说着：“我们初来的时候，规矩严紧得叫我们喘不过气来，最近一星期松得多了，你们来了之后更松起来，这两天管理的人们上班的很少，所以今天只好把大家的洗脸和放封合并在一起。”

　　一百五十三名政治犯，最后会合在一起，摆成了一个长列，在操场上跑着步。清晨的太阳照着每一个人。我们分外地骄傲起来。

　　又是一套戏法

　　我们到了这里的第五天，在一个阴云遮满天空的早晨，从呼呼的北风中，听到院里响起叮当的钟声，不大一会儿，我们就被命令集合，然后整着队鱼贯地进入那座“教诲堂”。这里很象一座基督教的教堂，里面摆满了木条钉的长椅。正面是一座高高的讲台，台上放一只讲桌，靠墙平列着五把高背的坐椅。一位穿着蓝布长衫的瘦小个子，从椅子上立起来，慢慢地走到讲桌前，用着地道的南京话向我们说道：“这里照例的工作，是每星期向诸位讲一次话，无非是劝人为善的那一套，但你们中间很多是对政治有研究的人，我的膏药就很难卖，但我吃的是这碗饭，不讲是不行的。因此，我出了一个主意，打算请这里住着的周作人和江亢虎先生给诸位轮流讲《大学》、《中庸》，我想诸位不会反对的吧！反对的请举手。”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向台下盯着，自然我们中间没有人要举手反对，他把嘴一裂，得意地笑起来：“诸位既然同意，我就照办了。”

　　隔了三天，钟声又响了，我知道这是听讲的时间，我向床上一躺，裹着一床被假装睡起来，看守把我推醒：“你不去教诲堂吗？”我告诉他：“我不大舒服，让我休息吧！”他没说什么就走了。

　　从许多接见亲友回来的朋友口里，知道密云不雨的时局正在酝酿大变中。我们需要报纸，但**的路子很难打通。一次我对中大的三位同学说：“你们一向是有办法的，怎么现在也搞不通呢？还要加油啊！”

　　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的女儿华心来了。我被领进这里的接见室，一排象电话间的小房子，里面仅仅可以转动身体，我和华心在一个罩上铁丝网的窗口面对着面，想在这里握握手传递一点东西是绝对不可能的。我问她：“今天报纸上的消息怎样？”她说：“来的太仓促，今天早晨还没有看报。”“告诉我们外面消息，比给我们送吃的东西还要紧，下次注意吧！”最后我对她这样说。

　　一月二十二日的午后，一个看守给我送进一筐广柑，我打开一看，六只广柑的下面，在两层垫底的草纸中间，夹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和两百元金元券。梁蔼然说：“华心真有办法。”我说：“这叫作冒险闯关。”

　　“蒋介石这小子下台了。”我们看着报不约而同地嚷起来。在他的所谓“引退”声明中标榜着：“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

　　接着就是李宗仁“代”了，报纸上说他是个开明的政治家，月内将有重大政治主张发表。开明不开明，谁也骗不了谁，我们最关心的是他将要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无疑关系着我们一般人的命运。

　　李斐接见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李宗仁发表了七项主张，里面一条是释放政治犯。当天晚上我们弄到一份报纸，才清楚地看到了他开的那一张支票。

　　李宗仁明明知道这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但他所以非开不可，因为这都是蒋介石的痛处，他要狠狠地在上面踢一脚。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他以为这一来，他就可以摇身一变而做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了。

　　二十五年来的戏台上，只许蒋一个人耍，现在不同了，变作一体三位，由一座戏台变成三座戏台，溪口是一座，南京是一座，广州又是一座。

　　蒋介石跑了，跑到他的妈妈的坟墓那里，架着有线和无线电台，暗中发号施令。据《展望》上的报道，他每天发出的电报数百通，依然在幕后操纵。

　　他每次遇到无法解决的大事件，总是省墓，其实是变戏法，这一次又来这一套，只可惜是玩戏法的那块毯子被人撕破了。

　　我们从朋友去开庭带回来的报纸杂志上，找出这小子的引退是被逼走的。他是一个冒充大仙的黄鼠狼，不撵不跑！

　　李宗仁的“代”，是“抢代”的。他从动心竞选的那一天，就计算着蒋介石，自然蓄谋就更早了。自从蒋介石发出《元旦文告》，虽然说得很漂亮：“只要和平能够实现，他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但他积极地在梦想着美援，企图“死灰复燃”，等到**的八项主张宣布，美援无望，蒋介石残余的嫡系军队，分散在各地，变成了棋盘上的死子的时候，李宗仁瞅准了这稍纵即逝的千载一时的机会下手了。他一面勾搭着那个不懂政治的美国外交家司徒雷登，一面让白崇禧陈兵安庆，要是蒋介石不走，桂系的队伍就**了。我们从一张报纸上看到张群两度衔命去汉口，回来就辟谣，并说：“白与中央救国意见一致”。实际上是唱着一出“逼宫”戏。李、白以为蒋一下台，他们就好伸手，将来划江为界，依然是平分秋色。蒋对这一出双簧戏，一筹莫展，因为这时和李、白打起来，则大兵压境，自相吞并，完得更快，那么，只好一走了事。

　　这些日子，我们在每一个屋子里，对时局展开热烈讨论，我们认为李宗仁的上台与和平无补，对我们是有利的。

　　许多朋友因为我和李宗仁有多年的交往，近来不断地问着我对李的看法和推测。我对朋友们说：“李宗仁的长处，只是‘平易近人’，一般人以为他的地位相当的高，却没有官架子，和人谈话，又是那么谦恭有耐性，就觉得他在‘礼贤下士’，因此受宠若惊地给他大捧其场。其实他是一个彻头彻尾满脑封建思想的典型军阀。他没有任何知识，却有一肚皮阴谋。记得在北平继着那狂妄的陈诚发表三个月肃清‘**’谈话之后，他也来一套什么‘剿匪’战事，是绝对有把握的，因为**里没有一个懂得战略的，连懂得战术的也没有一个。他自命胸怀大志，并且现在尝试着替蒋介石来收拾残局。他本身是军人，是杂牌军人，当然是耍玩枪杆的，但全国的杂牌军人，倾心投在他的旗帜下的究有几人？恐怕连一个也没有。他居然想搞政治，有些太不自量了。一个李品仙在安徽搞得天怒人怨，暗无天日。共同分赃的是他，撑腰杆的还是他，所以，与其说他有主张，不如说他是大广西思想，与其说他有办法，不如说他是功名利禄之徒。我对于这个人有八个字的评语，‘貌似忠厚，心怀奸诈。’关于和平**方面不必对他存幻想。现在他正在投机取巧，买空卖空，还要走蒋介石走的依赖美帝国主义的路子，他将来一定遭遇到可耻的失败。”

　　不久事实证明了我说的话。李宗仁的七项支票，没有一项真正兑现。如果他诚心真意地要做的话，释放政治犯这一件事，广西是个应该兑现的地方吧！后来听说除了桂林放了几十位政治犯以外，其余各县一概未放。他的心理和蒋介石一样的——“怕”！

　　我们不断地讨论到孙科，这时候他还是行政院长。李的七项，要他去执行，他不但与李不合作，相反地带着他的各部，远远地搬到广州去了。丢下李宗仁在南京唱独脚戏。关于释放政治犯，他在行政院的会议上，做了一个狡猾的决定：“释放政治犯中的未决犯”，这个决议不但狡猾而且毒辣，因为多年来的政治犯，羁押在监狱中的，没有人能知道那个庞大的数字，所谓未决犯，不过其中最小最小的一部分。除了新近逮捕的，其余的只是极少数由于特殊原因拖延未决的，他这轻轻地一划，表面上似乎是在释放政治犯，实际是掩护蒋介石和特务们的不放政策。后来孙对新闻记者说：“已决政治犯的释放，是属于大赦范围，须依法由大总统颁布大赦令。”同时他给司法部下着“监狱紧急疏散令”。全国监狱里的汉奸、盗匪、杀人犯统统释放了，只有政治犯留下来。

　　当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文告》以后，第一个响应和平的就是孙科。并且他在谈话里，和李宗仁玩着同一戏法，把蒋狠狠地踹了两脚。他说：“在重庆开的政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具体实施，试问……。”最后他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卸在蒋介石的身上：“可惜各方皆未能完全放弃小吾的利害”。他更怪起全国人民来：“全国人民也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最后他以一个隔岸观火的外国人的身分叹息地结论说：“遂致战祸复发，生民涂炭。”

　　他这时候为什么来这一手呢？很显明的，以为在这次和平的买卖中，他有了“掮客”的资格。好在发动内战的既不是他，使生民涂炭的又不是他，他多么干净而超然！因此，这笔买卖，应当由他独家经营。等到觉察到他已经没有资格承揽的时候，他又想回头来向蒋介石送秋波，拿不放政治犯和反对李宗仁的主张作献礼。这时，蒋介石对他唱起了“马前泼水”，他又一度（最后吧！）滚下台去。

　　树倒猢狲散

　　记得在北平的时候，有一次和清华大学的张奚若先生谈话，谈到了蒋介石，他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我最有兴趣的事，想看看这小子怎样下场。”看吧，张先生……这个时候到了。

　　这一年多的牢，没有白坐，总算把蒋介石坐垮了。

　　操场上放封的时候，空中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好象告诉我们：“胜利，自由，咚咚。”监视我们的看守长吓得脸发青，我们高兴地跳起来。

　　夜间的炮声，听得更清晰，声音从西北方传来，我们判断战事已经在六合到浦镇一线展开了。我们坐在床沿上，用低低的声音谈着：“象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命运最近可能有两种前途：一是在特务们临退出南京的时候，突然地来把我们结果了；一是把我们放出去，或者丢下我们，留待解放军进城时放出来。”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不管我们的命运怎样，胜利是更快地到来了。”

　　那个当过军人的看守长，终于答应我们的要求，向我们作“政治报告”了。他一开口就说：“本来这里的规矩，是不许任何人和你们讲报纸上新闻的，现在我对大家报告消息，上面知道了，一定会责备我的，但是我也不管那许多。我本着给大家服务的宗旨，就对你们说说吧！”说到这里，他向四周围看一看，然后继续说：“你们诸位出去的日子快到了，据我的判断，不会超过一星期的。”他吐了一口痰，用右手搓着他的后脑皮，好象要想一下怎么说：“仗是打败了，中央的队伍打得象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这两天扬州、六合都丢了。南京要不是隔着一道大江，恐怕已经完了事。”他停顿了一下，有点感到自己的话说得冒失，最后他说：“这两天许多同事们都不来上班，我也没有心干下去，但是我再不来，就没有人领你们出来运动。”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为了打扫屋子，我曾经告诉华心给我们买把条帚。有一天的下午，条帚送来了，陈斌拿起来扫地，觉得扫把头上有东西，翻开一看，找出一根竹筷子，筷子头上破开半截，中间夹着一张折着的信纸，上面头两句写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接着是几段消息：

　　释放的事已确定，大概两三天就可以实行。

　　城里很乱，到处抢劫。铺子关的很多，许多人不敢上街。

　　解放军在广播上说，住在城北、城西的人家速移向城南地区，免为炮火所射击。但我们不预备搬家。

　　你们不要着急。

　　我们看完了都大笑起来。梁蔼然说：“这孩子教训我们了。”

　　一月二十四日的清晨，我们刚吃完了早饭，一个看守拿着一把传票，站在门外喊着我们七个人的名字，并且告诉我们准备开庭。

　　我们走进了一间办公室，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传票上按了一个指印，然后把我们交给特刑庭的法警。解我们的是两名法警，一个穿着羊皮长袍，一个穿着黑色制服，那个穿皮袍的从袖子里拿出三付铐子，先把我们中间六个人铐上，然后对我说：“老先生，你不用了。”我想，这一定是有朋友向刑庭方面使上力量了。

　　这里离特刑庭有五里地，我们本打算雇两辆马车坐着去，后来一打听价钱太贵，大家只好安步当车。

　　街上的确是萧条了，行人稀少得可怕，大的铺子，很多锁上了铁门。小铺子也有不少上了门板。这是临近阴历年关的日子，平时正是市面最繁荣的时候。

　　站岗的警察一个个低垂着头，不象那样神气十足了。成队的兵士不整齐地走着，枪支东倒西歪地掮在臂上，象一群斗败了的犬，夹着尾巴溜回来。小轿车里挤满了人，后面用绳索捆起一大堆行李和箱笼，向西急驶着。

　　抹口红的摩登女郎看不到了，街边踉跄着愁容满面的低级公务员和小市民。三轮车也显出稀少来，有时听到他们喃喃地咒骂着：“肏妈妈的，倒头的金元券不值钱，买卖还讲不上，不是要活活地饿死人吗？”

　　我们向一个香烟摊上买了两包小大英，递给两名法警每人一支，然后我们边走边抽着。路上看到我们的人，漠不关心地没有表情地走过去。“这是蒋介石内战的结果，这是蒋介石留给人民的功绩。”我在心里慢慢地说着。

　　我们走得满身大汗，到了特刑庭，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一个法警走出来对我们说：“本来今天要开庭，因为首席审判官今天早上临时送家眷到上海去了，不开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对他说，不开庭也好，但是走得肚子饿了，让我们买点东西吃了再回去。他满口答应着，并且说：“你们买什么，我们有人给你们办，多坐一坐，等到休息好了再回去。”

　　那个给老董介绍律师的法警凑到我们跟前，对我们说：“这里也快散伙了，你们放心吧！我保险，你们一定快出去了，开庭，活见鬼，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这里的法官都快跑光了。”他激愤地继续说：“他妈的，政府是狗屁，把老百姓害苦了。将来盼望你们好好地干一下。”我们除了“嗯嗯”、“啊啊”外，没有人说什么。

　　吃饱了以后，我们买了四份报，一份《展望》和一份《大学评论》。为了防备检查，我们分开来带着，有人把它藏在**里或背上，我带了两份杂志，把它塞在腿上的毛袜里面。结果回来的时候，谁也没有被搜查，因为谁也无心管这一套。

　　杂志上告诉我们更多的消息，蒋介石垮台的惨状，南宋的最后覆灭，也没有这样的丑态！

　　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卷款潜逃了，并且把学生的伙食钱也卷走了，学生们为了肚皮，向政府请愿。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白云梯也卷款逃跑了，职工的遣散费，一咕咚地卷净了。为了跑得快，坐上了飞机，无怪乎他的名字叫“白云梯”。国民党的老牌，中央的大员，多年的“瘾君子”，这一下子，**烟本总算筹足了。

　　蒋介石走后的那几天，丑态出得更厉害了，各机关的首要跑了，次要溜了，总务处长把汽车也开走了。丢下的员工，拿不到遣散费，拿不到薪金，闹到李宗仁那里，这位“代总统”急得派人出来说：“库款运走了，我也没办法。”于是各机关的员工各自组织起留守委员会，把没有运走的财物保管起来，然后分配的分配，出卖的出卖。交通部的员工把扣留下的汽车开到街上跑散座，赚的钱大家分。

　　南京的警察厅长也跑了，《南京人报》把这段新闻刊登出来。后来这小子看没有事又溜回来，一恼之下，就将报馆给砸了，报人也给打了，还抓走了几个，这是李宗仁宣布“七项”以后两天的事。

　　我们这儿也出事了，警员们向典狱长索三个月的遣散费，他拿不出钱来，大家却非要不可，又怕他跑掉，就把他围困在楼上，不许离开。这事整整闹了两天，我们笑着说：“让这小子也尝尝坐牢的味道！”

　　整整的一天，没有人给我们放封，第二天那个当过军人的看守长来了，他对我们说：“这两天办事的人都跑光了，我也本想不来，但觉得对你们大家不住。”说到这里他的脸和脖子都红了，我们看出他在生气，“中国的事，太不讲公道，跑的人拿到了钱，我这样苦干的反倒领不到一个钱，我本来不想闹，今天却非和他（指典狱长）跟他的小舅子（指会计）算算账不可。不叫好人有路走是不行的。”他把拳头紧紧地握在胸前，向两边不断地伸出去。

　　以后的日子更糟了。号也不吹了，封也不放了，吃饭也没有准时刻了，我们的房门长日地被倒锁着，铁门上只剩下了一把锁，甬道里看不到一个看守，“若是这时候，特务们来他妈的两个炸弹倒干净，也绝不会连累别的人。”我们中间有人这样嚷着说。

　　我们说话的声音大了，唱歌的，唱戏的，打闹的，响成了一片。对面屋子里的人，借着那门上的小孔，和我们高声地对话起来，再也没有一个人来干涉。

　　那十几个小孩子，在初解到这里的时候，是关在儿童监里，这两天也和我们合并了，大概是“物以类聚”吧！他们在屋子里闹得特别厉害，打叫声，哭骂声，从早到晚，不断地连续着。

　　一年多的牢狱生活，把我许多暴燥的性情磨练平和了。我习惯了安静、沉默、深思，现在这样地乱哄哄，反倒烦闷不安起来。

　　你想读书，有人要说话，你想休息，有人要打闹，高兴的人自然会跳跃，你又何必浇盆冷水使人静悄悄。摆在目前的问题虽然不简单，可是欢乐情绪，总是处于逆境的一个抵抗力，矛盾的思想不断地在我心中交织着。

　　这两天大批的监犯疏散了，汉奸、盗匪、杀人犯、**犯、小偷、扒手，都一批一批地放了出去。有名的文化汉奸周作人已在昨天夜里保出去了。只是我们——政治犯，仍然被锁着。

　　我们每人都在担心一个问题。夜里一听见有响动，大家就警觉起来，心里问着：“是不是那个问题来了？”一月二十六日的夜里，大约两点钟，听到有人打开铁门上的锁进到甬道上，连续地敲着两个监房的门，我们都被惊醒了。这时候对门一位姓丁的难友被看守点着名说：“你起来，收拾铺盖准备走。”接着喊叫另一个房子的难友名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声音！在宁海路十九号，这就象征着死亡。这声音跟着敲到我们的门上来了，然后叫着：“梁蔼然，起来，你把衣服穿好。”这一下子，梁自然吃不消，我们也都紧张起来。平时好说话的陈斌，一声也不响了。梁赶快地穿上衣服，一面把钮扣着，一面和我说：“我准完了。”我摸不着头脑地安慰他道：“如果有什么事，不会只是你一个人。”等到他走到门边，看守递给他一个条子，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对面姓丁的要走，另一位难友代他托梁向我们的屋子里筹措一百万元作路费，恐怕解的地方很远，家中接济送不到，所以要多带一点盘川。梁连声说：“开玩笑不是这样干的，借钱就借钱，何必只说起来穿好衣服呢？”第二天早晨，我们打听出来，昨夜解走的两位，是宣判了无期徒刑的，大汉奸江亢虎和罗君强也是一同解走的。不过我们不明白的是，我们这里还有判着无期徒刑的，为什么没有去呢？

　　我临出去的前两天，情形更混乱了，第一天早晨没有人来放我们出去洗脸，等到十点钟也没有人送早饭进来，许多屋子的朋友们鼓噪起来，敲着门板，敲着窗上玻璃，大声喊叫：“饿死了！”小孩子闹得更凶，真是声震屋瓦了！后来跑进来一个看守对我们说：“看守长，看守员和看守法警差不多走完了。大门的警卫没有人管了，给你们烧饭的伙夫也找不到了，最好你们推举两个人出来，跟我到厨房去，自己随便煮着吃吧！”最后他唉了一声：“这是什么年头！”

　　我们的房门打开了，我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当场推举了两位烧饭的朋友，等到他们跟着看守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地开着会，有人提议道：“我们是从有组织的阵营中来的，虽然蒋介石的政府这时候鸡飞狗跑，我们却应当紧密结合，不要在最后关头吃亏。”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提议，当时作了几项决定：

　　一、各人回到自己的屋里，和平时一样地活着，无事不得拥在甬道上。

　　二、推举各屋子的年青难友在甬道上当纠察，维持秩序，每小时换班一次。

　　三、展开小组讨论会，讨论对于今后大家出去的安置和联系问题。

　　散会以后，一般情形，改善了不少，但不时还有骚乱的现象。这也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过着长期的不自由生活，一旦放松开来，情绪上一定象脱缰之马，很难立刻约束起来。况且这几天来的波动太大，谁也感到抑制不住的兴奋。

　　我们等候到下午一点钟，两位难友，才把饭挑来，并且喊着说：“今天的饭管饱。那里存的米很多，我们这一次煮了他妈的五斗米。’

　　“饥者易为食”，我们吃得很多，再没有听见有人喊“吃不饱”了。

　　我终于微笑了

　　黑夜虽然快消逝，但黎明前还有更昏暗的一刹那，象产妇生产前的阵痛，这一刹那最难熬，也最难度过。

　　那一只魔掌，虽然是已经缩到幔子后面，但还在远远地伸着。

　　每一颗心都浮动起来，一天的时间，觉得更长了，好象太阳永远不会落到西边去。

　　每一个人的脸上，不再看到愁容，老董的前额上，少了一些绉纹，陈斌的嘴更俏皮了。梁蔼然不时从嗓子里哼出了几口二簧。

　　今天，他们——蒋介石一帮的悲哀，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欢乐。

　　腐烂的加速腐烂，好叫崩溃的赶快崩溃，一个已经臭了的尸体，让它毁灭在它自己生前掘的坟墓中吧！

　　我们的屋子里，长日挤满了人，一批出去，另一批走进来。谈到高兴的时候，大家举起杯来互相碰着：“让我们用一杯清茶，代替一杯烈酒，来畅饮，来庆祝。”

　　一月二十六，是梁蔼然四十岁的生日，我们清早一爬起来，就和他握手道贺，听说在军法局看守所里的时候，有位会算命的朋友给他排过八字，说他“要脱牢狱之灾，非过了四十岁生日不可。”我对梁笑着：“看情势，这回算命的猜着了。”我们在中午弄到一包糖果和一些花生米，就给他大张盛筵，庆起寿来。这一天我们喝的水特别多，把两只马桶都尿满了。

　　二十七日的上午十点钟左右，一个看守跑进来对我们说：“命令就要到这里，你们今天下午准可以出去。”这一消息，引起了一阵骚动和欢呼。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把行李捆好，坐在铺盖卷上等待释放。我漠然地躺在铺上，有点不相信事情会这么干脆地解决。自然，捆不捆铺盖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我没有理由去反对别人捆铺盖。等到夕阳斜照在铁窗上，大家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依然“杳无消息到人间”。这时候重新打开铺盖的人，有点不是滋味了。

　　第二天清晨，大家爬起来特别早，这是一月二十八日，阴历年的除夕。有的朋友在屋里嚷：“他妈的！昨天不放，今天还不放吗？硬要叫老子们蹲在牢里守岁吗？”昨天报信的看守又来了：“今天准放，我敢保险，不放‘惟我是问’。”大家听了，又兴奋地跳跃起来，好象昨夜的失望，被这一两句话早已吹到九霄云外。每个屋子里，又忙着收东西，捆行李。我的被褥仍然原样地放在床上，陈斌问我：“昨天不收拾，今天还不收拾吗？大概今天有希望出去的。”走进我的屋子的人，都奇怪我的态度，为什么反倒更沉着起来了？

　　“毒蛇把人们的指头咬上的时候，怎么肯轻易松口。”我常常想起这一句话。

　　我们永远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永远是我们的革命对象。

　　过分的希望，有时会招致过分的失望。

　　自从在北平被捕、走出我住的卧室那一刹那开始，相反地无时无刻，我不在准备着死。这并不是矫情，因为我的问题，我自己清楚。

　　有一次兰华告诉我，她找过张知本（立法院院长），请他帮忙。张说：“已经托过特刑庭的庭长，据这位庭长说，现在又发现了我在牢中写给我兄弟的一封信，要他赶紧到苏北去活动，这封信现在留在检察官手里，如果是事实的话，事情就难办了。”很明显的，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因此，除了谢士炎之外，我对一般难友，都为他们抱着希望，并且不断地鼓励他们，只是对自己，却断绝了这个希望。

　　这几天来，朋友们不断地和我讨论着一个问题，就是许多难友出去的安置，因为他们有的离家太远，有的一文不名，并且问我，是不是能在我出去以后，和李宗仁商量一下，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件事倒引起我注意到另外的一个问题。

　　李宗仁上台以后，为了进行他的“和平”，可能想起我来，拉拢一番。“我还能替这般家伙作‘冯妇’吗？”我这样问着自己。“决不和他见面！”最后我决心下定。

　　我告诉朋友：“因为我们不够了解外面的情势，政治上的行动就不能不慎重。朋友们中间的困难还是我们自己来解决。能走开的一出去就迅速地走开，能隐藏的就赶紧地在外面隐藏起来，我们有经济能力的，应当尽力帮助手上没有钱的。”

　　从以后的事实上证明，我的想法，完全正确，所谓“和平”，原是阴谋，李宗仁走上了更反动的路子。

　　后来听说在我出去以前的一星期，李宗仁派人到我的家里，探望了一次，并赠送金元券两万元，还说要帮助通知特刑庭早日释放我，等到我出来的第二天一清早（阴历的新年），邱昌渭衔着李的命令去看我，代表李邀我出来“斡旋和平”。兰华对他说：“心清因为心脏病很厉害，一出牢，就乘昨天的夜车去上海就医了。”

　　“斡旋和平”，多么好听的一个名词，一年前我策动和平的时候，你下令抓我，你咒骂我，今天，你上台了，你要和平了。看我这颗脑袋还长在脖子上没有分开，又想来借重一番，你未免太自命聪明了吧！别打如意算盘吧！从今我们不是朋友了！让我们永远敌对着吧！

　　因此，出狱之后，不敢住在家里，躲了几天，情势渐渐不妙，就溜到上海，正碰到上海抓人，我就溜到香港，因为如果我再度地被捉起，单是李宗仁的态度就可想象了。

　　中大的几位同学，走到我的面前，和我握着手，告诉我：“他们这几天作着牢狱生活自我检讨的总结，希望我给他们每人一个批评。”这个问题倒难住了我。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态度，我从心里敬佩，批评的话我是一句也没有。”他们总以为我和他们客气，不肯直率地说出，就一再地勉强我开口，其实，我说什么呢？他们和我同住的日子，从来没有私生活的接触，因此无从知道每个人的短长。我只见到他们学习那样的努力、有恒，态度那样的沉着、英勇、有生气。我为他们前途抱着希望，我为新中国前途深致庆幸。我相信十年后的领导阶层，就是他们这一类的人。“不要脱离群众，不要间断学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你们将来的成就，一定是不可限量的。”最后我对他们这样说。

　　伟大的时代，创造了这一代伟大的青年，这些伟大的青年又去创造未来的伟大时代。社会是不停止地向前推进着，现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已在加速的发展中，那些栏横在进步程途上的障碍物，很快地就要被清除干净。未来的监牢，将要成为教育坏人、强迫坏人参加生产的场所。蒋介石匪帮丢失了一个“王朝”，我们丢失的却是一付锁链。

　　当天的下午，一个看守手里拿张名单，还没有打开铁门，有的人就嚷起来：“开释了！”这时候大家都拥到甬道上，好象要争先出去的样子。等到念完了名字，出去的是十位苏北籍的难友。有的人等得不耐烦了：“还有没有人放出去呢？”“等第二批吧！”看守忙乱地回答着。

　　过了约莫两小时，第二批名单到了，站在铁门里的朋友们，一看到就嚷起来：“又来了！”点完了苏州“群社”十几位青年的名字，接着喊到我的名字，这时我还躺在床上，翻着一本《唐诗》，陈斌跑进来说：“现在你该捆行李了吧！”好几位朋友，帮我捆好了铺盖，并且给我搬到铁门边，我们紧紧地握了手，然后走出来。

　　这一批名单，除了十七位苏州朋友，就是我们一案的七个人。法警领我们走到大门里的院子中停下来。这时，院子里挤满了各形各色的人，除了我们，还有另一批普通监犯，也在等着出去，许多来迎接的家属，站在一边焦灼地用眼睛寻找着他们所等待的人。

　　兰华和华心跑过来和我及梁握了一回手，我们相对望了一望，没有说什么，李文卿（照顾梁的）走过来说：“你们还得到特刑庭去开庭。门外已经预备好了一辆大汽车。”陈斌问他：“我们还要上特刑庭吗？”“是的。”李说。

　　等到特刑庭法警把我们查点清楚，那扇象老虎嘴的铁门微微地开了一条缝，我们和我们的行李就在这缝里挤着出去。

　　老虎桥边站着的人就更多了，一半是家属东张西望地打听他们家中的人，一半是看热闹的过路行人。陈斌的太太穿着一件绛红色的短袄，围着一条大红围巾正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在斜照的阳光下，红的象一朵五月的石榴花，等到看见了她的丈夫，就跳着跑过来。梁笑着对她说：“回家等着吧！我们还有未了的手续呢！”

　　华心雇了一辆三轮车，拉着我的行李，兰华去找梁的一位朋友金先生（他在审计部的一个机关里服务，我们要他到特刑庭来招呼我们。）我们爬上了汽车，一个法警和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车子一开动，有的朋友就唱起来。我回头看那张老虎嘴，已在我们的后面紧紧地合上了。

　　特刑庭的门口，已经没有了警卫，汽车一直开到院子里。那间候审室，不再被炊烟熏着，横七竖八的凳子杂乱地倒在遍地扔着的字纸上。有一位苏北的难友坐在一个墙角落上叹气，我问他：“你不是在第一批名单里出来的吗？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呢！”他抬起了失望的眼睛看着我：“他们叫我找保，我是江北人，此地没有亲友，找不到保，他们就不放，要把我押在这里。”我安慰他说：“放心吧！他们不会再把你送回监狱去，此地又不是关人的地方。等到晚间，他们看到你真的没有保，也要放你出去的。”随即我找到一个法警，拉他到一旁，问他对这个朋友怎么办？“这就是衙门的一套，别人放完了，还得让他走。”

　　我们七个人一同被喊进去，还是那个姓廖的坐在上面，他的一边，坐着对于我们有好感的年青书记官。他把我们的名字点了一遍，接着就向我们说：“现在政府诚意地谋求和平，要把你们开释出去。你们应当体念这种苦心，大家出去以后，应当为着和平和建设共同努力。”他停顿了一会儿，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神色，用两只贼般的小眼向我扫射一下，然后继续着说：“本庭奉命开释你们，各人到外面取保。”老顾和小耿问他：“我们实在找不到保，能不能通融一下呢！”“不行，没有保就还要押。”他不耐烦地说着。

　　回到候审室，我和梁商量：“我们两个人的保不成问题，他们五个人呢！我们不能不管。”李文卿立在我们一旁，梁问他：“你能保我们七个人吗？”他迟疑了一下说：“如果我作了保，我就得跟你们走，否则你们走了，他们要人，我怎么办呢！反正我早已下了决心要离开这里，以后你们到那里，我也到那里。”梁望一望我，我们都点了头。

　　这时法警开口了：“今天是阴历年，我们要不是为了你们诸位先生们，我们早已回家过年了，现在忙了一天，还要陪着出去对保，唉！没有法子，替先生们效劳吧！”我把梁和李文卿拉到外面：“这小子要价了。”我对李说：“你和金去商量打发他们吧！”李和法警去了好久才回来，李看见我和梁的时候，把右手五个手指伸出来翻了三次，同时告诉：“保单上的印盖过了。”我们知道“最后赎身费花了一万五千元”。

　　夕阳已消逝在黄昏里，灯光把人影照在地上，这时候，等待最后释放的通知，谁也坐不定，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保单对过以后，还得送去让那姓廖的看一下，他签了字，我们才能走开。这个关节，也是他和法警权威的所在。

　　消息终于的来到了，那个和我打交道的法警笑着来了。“廖法官对于一颗图章担保七个人，还有一点挑眼，我给诸位先生竭力承担下来，告诉他‘决没有错’，现在恭喜先生们，你们回去过年吧！”华心听到了，就拉着我的手说：“爸爸！自由了，回去吧！”

　　梁和他的朋友金同李一道走了，陈斌一直地去找太太，老顾、小耿四位各自投奔亲友，我和华心正走出门口的时候，碰上和我一道关在笼子里的那位汽车行老板，开着一部汽车来接，我们上了他的汽车，华心问我：“回家吗？”“不，先到照相馆。”我一手捋着长须，一手摸着白了的头发。

　　今天整整是十六个月零一天。

　　我没死，蒋介石终于垮了。

　　我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