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

　　玉华这一天没有去上课，在家里替学生改卷子。

　　一见大林分外兴奋，笑着说：“你说三几天就回，一去却是半个多月。”大林也是情绪热烈的，即使在百忙中也从没把她忘记，这时更是情不自禁，把她从书台上拉了起来就是几个热吻。“让我来看看你，”他**地说，“听说你病啦？”玉华大笑，轻轻推开他：“是的，害了一场小病。”顺手从书桌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妙极了！”

　　大林把那信打开，是一封怪信，写信人满纸恭维她，说她文章写得好，是刺州难得的“文学天才”。在信中又露骨地表示了这封信作者的立场、态度。言外之意寄信者自己也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只因组织破坏，失掉联系，现在“颇有孤军苦战之苦”。玉华问：“你知道这个人？”大林道：“似乎在《刺州日报》上见过他的名字。”玉华道：“对！就是这个人！”

　　原来在刺州文化界不久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奇特人物。此公年在四十左右，高高瘦瘦，一副苍白而又自作多情的面孔，留着一头不男不女的长发；平时喜着大方灰格子西式外套，打大红领结，戴金丝眼镜；手不离“文明杖”，挟着只大皮包，走路时双眼朝天，目空一切，像是留洋绅士，又像大学教授。他的大名叫吴启超。身份是《刺州日报》编辑，主编副刊。

　　刺州原有日报三家，其中历史最老、读者最多的是《刺州日报》。此报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垮台后创刊，因为立论比较公正，也有些进步人士在那儿工作过，所以颇受读者欢迎。它又一向重视副刊，当地文艺青年大都在那儿投稿，又成为文艺界的活动中心。周维国莅刺坐镇后对地方实力派把持这份报表示不满，进行改组，因而面目全非，满纸是“清匪剿共”，连副刊也取消了，因之销路大跌。不意过了半年，报上刊出启事，又进行改组，恢复副刊，并“重金礼聘文坛健将吴启超先生主编副刊”。

　　这“文坛健将”吴启超主编了副刊后，不但副刊篇幅从八栏扩大到十二栏，宣布“稿费从优”，还出现不少“左”的文章，其中有吴启超一个专栏叫“匕首集”，专事抨击“不公正”现象，揭发“社会黑暗”，并且提倡“阶级斗争”，反对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代表青年对“现状表示不满”。有一篇文章甚至用这样大胆火热的字句发表：“……为什么革命的烈火在到处燃烧？为什么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人铤而走险？是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地主恶霸横行，贪官污吏盘剥，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镇压、逮捕、杀人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问题是在社会制度方面，必须打倒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改变这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制度……”

　　这篇文章发表后，刺州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奔走相告，大喊痛快：“我们已多少年没读过这样的文章了。”“吴启超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不怕人头落地，在这个时候写这样文章？”有人去信向编者致敬，过去有人怕惹火烧身而长期不敢投稿，现在也鼓起勇气投稿。自然也有人因之大惊失色，把状告到党部去：“那简直是公开为**张目！”“此人应该立即逮捕法办！”

　　而吴启超不但没有因此被“逮捕法办”或“停笔不写”，反而“变本加厉”发表了《答读者问》说：“有人认为我言论偏激，有人认为我该受法律制裁，我为真理立言，为正义呼吁，何怕之有？人可杀，头可断，也不能改变我这种立场！”自然，又获得一部分人叫好！

　　吴启超与历来副刊编者不同，他非常重视与读者、作者联系，有稿来必亲自批阅，尽可能地发表，并致以丰厚稿酬，今天把稿子一发表，明天就派人把稿酬奉上。对读者来信，也必亲自拟复。对那些稿件写得特别进步，特别多，“有培养前途的作者”，也必亲自登门拜访。

　　在谈话中，他不但表示对现状不满，攻击军事**，有时根据不同对象，有意无意表露自己身份，他会神秘地问：“你们读过在上海出版的《红流》月刊吗？那是一份党的地下文艺读物呀，我经常在那儿写小说。”说着，他就从大方格子外套口袋里神秘地掏出几本《红流》，请人过目。打开一看，果然每期都有吴启超“大作”。

　　这样表态一番之后，又感慨万千地说：“可是环境太恶劣了，为了这些文章我受到反动派的迫害，被迫远离组织，远离同志。为了生活，不能不流落到这个小地方，当小编辑。”他对《刺州日报》还很不满：“舆论是代表谁的？应该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可是《刺州日报》不是代表人民，而是代表地主、官僚、党棍，站在反动立场。我很痛心，可是没办法。我只不过是个小小副刊编辑，影响不了整张报纸，只能在自己小地盘上说话。我算做了该做的事，可以问心无愧。要是党老爷生气，我不在乎，要我滚，也无所惜。反正我是站稳阶级立场，决心不为几个臭钱出卖革命利益！”接着，他往往又要自怨自艾：“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同志，办事真困难呀，现在我叫孤军苦战……”

　　他又到处打听有哪些“志同道合者”，他说：“这个副刊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刺州全体进步文艺界的！我的立场已很鲜明，一定要请那些无产阶级作家来支持。我要尽量地发表具有革命内容、革命热情的作品，至于那些风花雪月无病**的让它滚吧！资产阶级、反动派用得着它，我们副刊用不着！”他的努力不是没有结果，果然有人介绍他去找刺州女作家蔡玉华和诗人黄洛夫。

　　那黄洛夫是被认为刺州文艺界后起之秀，他的诗充满了对革命的歌颂和**，连那些对新诗大有成见的人，读了也不得不承认颇有才华。

　　刺州文艺界沉闷窒息了一年多后，突然爆出这“冷门”，杀出这样一员闯将，颇引起震动。玉华迷惑，黄洛夫却满怀高兴，认为整个革命形势正在向更好、更有利的形势发展，反动派被迫不得不改变作风，以笼络人心。他认为《刺州日报》副刊九十度大转弯是自然的，不足为奇的。“既然有此时机，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替在窒息中的人民做点好事？”因此当吴启超在副刊上刊出“代邮”请诗人黄洛夫先生惠赐大作，以光篇幅时，他就投了稿，并附以热情短简，对副刊的“新面貌，新精神，新作风”，大加赞扬。他的“大作”立即被发表，热情的复信也来了，紧接着这具有文人学者风度的吴启超先生，也亲自到立明高中登门拜访。从此他们就做了朋友，而且过从颇密。吴启超还请他吃饭，纵谈天下大事，据说十分投机，相见恨晚。

　　吴启超见玉华反应冷淡颇有意见，他私下问黄洛夫：“蔡玉华为什么不支持我？”黄洛夫这次倒不糊涂了，他说：“我们虽然先后同学，同住在一个城市，从未来往。”吴启超问：“听说她长得很漂亮，年已三十尚抱独身主义，有迟开的玫瑰之称？”黄洛夫不表示什么。“听说她对人又很骄傲？”黄洛夫也只笑笑。最后吴启超说：“看来，她对我还不了解，我又得亲自登门拜访。”不久，吴启超果然亲自到私立刺州女子中学去拜访了。

　　蔡玉华对这个貌作热情谦虚的“大文人”，既不热情也不冷淡，不失礼节，又相当淡漠。她对吴启超的恭维、拉拢，只是说：“我已多年不写东西了，对贵报也不大看，几百学生作文本子已够我改啦。”第二天，吴启超就派人把报送来，说是“免费赠阅”。公开代读者“呼吁”：“务请惠赐佳作，以解读者**。”

　　虽然仅仅是一次会见，但蔡玉华给吴启超的印象，却相当“深刻”，他对黄洛夫说：“蔡玉华是个温柔、沉静而兼有非凡傲骨的女子，她生活在这个地方，简直是好花插在牛粪上，埋没天才！”又说：“为什么她年近三十尚保持独身？叫作找不到知音，我也找到解答了！”就在大林离开期间，他的拜访频繁起来了，几乎每天都到她那儿去纠缠，并且逐渐地表露自己身份：“……离开组织，离开同志……”最后甚至向她写起“多情善感”的信了。

　　玉华说明了那经过，又把黄洛夫最近发表在《刺州日报》上的文章交给大林：“我很替他担忧。找你来商量这件事。”大林把黄洛夫文章披阅着，也觉得问题颇多，他问：“你没对黄洛夫提出意见？”玉华道：“我不便去找他！”又说：“这个人不迟不早偏在这个时候出现，言行异于常人，行动怪诞，很值得研究。”大林问：“你对他还有什么看法？”玉华道：“不能过分相信，我倒不怕自己上当，我担心的是黄洛夫，他和他打得那么热，听说还要把刺州文艺社的人介绍给他。这一来问题就不简单了。一个姓刘的已把我们整得够惨，不能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说时情绪激动，大林也很同意她的看法。玉华又道：“必须制止黄洛夫和吴启超关系再发展！我们不随便怀疑一个好人，但也不能随便相信一个坏人。”问题已经摆出来了，大林觉得很有找黄洛夫深入了解一下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