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林亲自到立明高中去找黄洛夫。

　　这立明高中设在中山公园内，原是坍塌了的武庙旧址，好些年前由一批热心乡梓教育的人士向海外募集了一笔基金修建创办起来的，因此又挂了个侨办名义。黄洛夫一直在校内寄宿，为了便于对外联络，也便于在夜间出外参加活动，他拣了间西面有大窗的房间住。窗口正对着公园环行马路，只要把大窗打开，就可以利用那二尺半高一尺半宽的大窗做个后门自由进出。学校当局早有意把所有向公园的大窗都安上铁枝，杜绝**通路，因预算没有着落一拖再拖，而黄洛夫也得以继续利用。

　　大林并不进校门，他习惯于利用这面后窗和黄洛夫进行联系。他选中了这样一个时候，在公园环行路上来回地“散步”，经过几个来回，看准黄洛夫房间有人，悄悄地踅过去，在棉纸窗上轻轻地只敲了三下，就见黄洛夫推开窗门探出身来。大林对他招招手，黄洛夫把头一点，重又把窗门关上。

　　大林直上八角亭。那是个暑天纳凉的好去处，亭子盖在假山上，离地有两丈多高，前后各有石级，供上下之用，有棵古榕，高可十丈，枝叶茂盛，正如一把大伞笼罩着它，因此显得格外阴凉。过去凡来游园的人都争着到八角亭去歇歇，乘乘凉，自从接连发生了几宗上吊事件，相传有鬼魂出没，也就没人敢去，因此游人稀少，十分幽静，大林和黄洛夫正好利用这个特点常常在那儿碰头会谈。

　　大林自在八角亭坐着，约过二十分钟，在环行道上也出现一个年在二十上下、身材高大、满面胡须、一头乱发、穿一身破破烂烂黄色咔叽布料学生装、赤足上穿着对木屐的青年。匆匆奔向八角亭。当他将近亭前，闪进榕荫下，看看无人注意，才把木屐脱下，用手提着，赤足沿石级上来。他正是刺州诗人黄洛夫。

　　这黄洛夫是侨办立明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出身贫寒，亲生父母原都是种田的，因兄弟姊妹众多，教养有困难，从小就被过继给一远房亲戚，从此连姓也改了。养父在石叻开菜馆，颇有积蓄，一妻两妾均无所出，所以对这过继儿子，也当作亲生的看待，不惜工本地让他受教育，从小学一直培养到高中，还打算把他送进大学，以便在他学成之后，出洋承继父业。

　　黄洛夫原名黄新，性好文艺，在小学时就接触到一些文艺书籍，读初中时受苏联文艺影响，开始学习写作，并改名为洛夫，以示他对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的崇拜。他原是安县人，从初中开始来刺州当寄宿生，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班。养父对他的期望是深的，多年来侨汇没断过，但他对出洋经商却没兴趣，他最大的兴趣是做文学家。对银钱的事也看得很淡，有钱来就花，没钱来也从不去信追索。为人热情、爽直、乐观、愉快，好打抱不平，好助人，而生活则散漫不羁。

　　他每一季度都从养父那儿收到一笔可观侨汇，做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可是他一见有些同学生活特别困难，交不起学、膳费，被学校停学停膳，激于义愤，只要身上有钱便自动代为缴纳。平时身上有几个钱，谁需要了就让谁用，也从不计较。因此常常闹穷，头发几个月不理，衣服都是破烂补丁，没有鞋穿就赤足走路，交不起膳费被学校停膳，也满不在乎，一天仅吃一餐。正因为他为人豪放，才华出众，因此人缘极好，在学校中成为中心人物。又因为能写一手好诗，被社会誉为当代刺州诗人。

　　黄洛夫在政治上的发展也很快，十七岁参加CY，十八岁入党，被提拔为CY特支负责人之一，负责领导反帝大同盟。在他努力下，这个学校的反帝大同盟有了很大发展，它们掌握了学生会领导权，还策动成立刺州学生联合会。由于时局变化过快，学联没有成立，而环境则日益恶劣，反帝大同盟活动也一天天困难，组织上决定用灰色面目出现，黄洛夫因此又成立一个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的“刺州文艺社”，还出版了一份名为《刺州文艺》的油印月刊。这份月刊，从集稿、编稿、刻蜡纸、印刷、发行都由黄洛夫一人承担。

　　文艺社的活动除了出版月刊外，还经常召集文艺讲座，讨论有关写作问题。以立明为中心，不少中等学校都有它的“文艺小组”，相当活跃。但自吴启超复刊《刺州日报》副刊后，黄洛夫带头投稿，大部分文艺社社员也都转而向副刊投稿，《刺州文艺》因之就有两个月没出版，看来要解体。而黄洛夫自从和吴启超结交后，也觉得《刺州文艺》的出版已无现实意义了。还想利用吴启超来扩大文艺社的影响。

　　上了八角亭后，两人默默地拉过手，大林就问：“在哪儿谈？”他们已有一个多月没见过面了。黄洛夫回答：“不会有人来的，就在这儿怎样？”大林也不反对：“你说怎么谈？”黄洛夫实际上也有很多话要谈，只是很难找到大林，这时他就热情洋溢地说：“我要谈的话可多哩，我想先向你汇报一下文艺社的工作，最近我们可大开展，沉闷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大林微笑着，没有打断他的兴致。“我们找到新地盘，我打算把那份小油印月刊停掉，在《刺州日报》上编个文艺周刊，也叫《刺州文艺》，这样影响大，也不费力……”大林只是微笑，不表示什么。黄洛夫继续说道：“我找吴启超谈过，他也赞成，并答应由我挂名主编……”

　　大林忍不住要开口了，他问：“你怎样认识吴启超的？”黄洛夫兴致勃勃地回答：“先是他来找我，请我支持，而后我们就常常来往，关系搞得很不错。”大林又问：“你了解这个人？”黄洛夫道：“这人不错，思想进步，对人热情爽直，曾经是个同志，在上海左翼文艺刊物《红流》上写过文章，他的文章我都读过，是真正普罗文学，那刊物不幸被反动派查封了，同志们相继被捕，他因此也被迫逃亡……”大林越觉得问题复杂了：“谁告诉你这些情况的？”黄洛夫坦率地说：“是他，吴启超自己。有一天，我们两人在馆子吃饭，他心情悒闷，多喝了几杯，就把什么都告诉我，还一再叮嘱：不许告诉别人，不然我也待不下去呢。除了玉华和你，我什么人都不说。”

　　大林面色变了，黄洛夫却没觉察到：“你们还有些什么来往？”黄洛夫道：“他很有学问，一套文艺理论说得真好，我请他和文艺社社员座谈座谈，他也一口答应，还说可以把座谈记录在他副刊上发表，以扩大文艺社的影响。”大林问：“座谈会已举行过？”黄洛夫道：“还没有，我等问过你再举行。这些日子我真焦急，要找你，找不到，时机又好，要利用；对这新形势，对吴启超这样个人，我们也得有个对策才好。”大林问：“你想该用什么对策？”黄洛夫很感乐观：“形势好得很，对我们有利。先说说《刺州日报》的转变，这和反动派不得人心，报纸销路大跌，不能不改变调子，以争取读者有关；至于吴启超这个人，我认为是可以相信的，必须利用他的地盘，多发表一些好文章，多替革命做些有益的事。”

　　大林反问：“你说吴启超这个人可靠，有什么根据？”黄洛夫还是满腔热情：“不多，但他的表现不坏，他就对我说过，他在报馆里处境不好，有人监视他，找他麻烦，说他太革命。他说，我不肯改变编辑方针，除非把我开除，干革命就得有这样不怕死精神，头可断，血可流，而革命气节必须保留。”大林问：“你根据的就是这些？”黄洛夫继续说道：“他说他从报馆记者那儿，知道有好多革命同志被捕，个人、家属都很困难，他问我：这儿有革命互济会没有，我现在是远离组织、远离同志，不能直接为革命牺牲流血，却可以做点别的工作，我的薪水不少，一个人用不完，很想捐一部分钱给那些受难的革命同志……”大林注意地问：“你怎样答复他？”黄洛夫道：“涉及组织问题，我当然不说。”

　　大林又问：“他还对你说过什么？”黄洛夫沉思片刻：“对！他对玉华同志非常注意，几次问到我，为什么她不肯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她对他那样冷淡？还谈了好多不必要的话……”大林问：“是哪些不必要的话？”黄洛夫道：“比方说：人人都说她是迟开的玫瑰，为什么她年近三十尚独身不嫁，她有男朋友吗？和你们文艺社关系怎样？我说：我们虽是先后同学，又住在同一个城市，却不来往，她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大林浑身热辣辣的，起身说：“我们下去走走。”

　　玉华的汇报，引起大林的深切注意，而在听完黄洛夫亲口汇报之后，他觉得一个类似姓刘的叛变前严重的情况，又摆在党组织面前了。当年，姓刘的打进了吴当本控制下的刺州总工会，他何尝不是满腔热血，幻想利用吴当本的地盘，扩大赤色工会的影响，做一番有利革命的事业，还妄想得到吴当本的信任，把总工会大权交给他。当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利，××军反蒋，闹**，吴当本又故意对姓刘的表示进步，说他是一贯主张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以国家民族为重，他不**，主张联共，把那姓刘的耍弄得蒙头转向，得意忘形，竟把吴当本当进步分子看待，认为可以利用他，可以合作。结果，把自己面目暴露了，组织暴露了。周维国一来，吴当本一马当先，出面告发……这教训还不够惨重？

　　现在又出了个黄洛夫！这吴启超到底是个什么人，来历如何，意图何在，自然还可以研究；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些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中，进行空前的白色恐怖，组织破坏，许多同志不能在原来地区工作，纷纷转移，而且还在失掉组织联系下坚持工作。但在情况未判明前，是不该轻易把组织暴露在人家面前！玉华说的话对：一个姓刘的已把我们整得够惨了，不能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自然，黄洛夫与姓刘的不同，他年轻、幼稚……

　　两个人并排着缓缓地沿着环行路走，公园里很寂静，因电力不足，偶见几盏路灯，也很黯淡，正便利他们做这样一次“散步”。这次是轮到大林说话了，他先对黄洛夫传达了当前形势。这个传达加强了黄洛夫的信念：“对！形势的确好，连反动报纸都转向哩！”接着大林又说：“我不怀疑你反映的有关吴启超的情况，但你缺乏分析。小黄，在这儿，我要批评你，你对吴启超这个人下的结论太早，也太随便了！”他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说：“你为什么事先不加分析研究，不和组织商量，就那样肯定他是个好人？就把自己和文艺社轻易暴露给他？”

　　他的严肃态度，给黄洛夫带来紧张气氛，很想辩解：“我没对他表示自己是什么样人！”大林打断他：“如果他是个曾经参加过组织的，如果他是敌人有意放出来的，就不会那样笨，看不出你来！”黄洛夫的热度在减低。“我承认：你的想法、做法、动机都是好的，从工作出发的，但是动机好，不等于效果也能好。我们是**人，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不是唯心主义者。要有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凭动机。你对《刺州日报》突然转变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你想周维国是个什么人，他会允许在他铁拳统治下，有份进步报纸？刺州文艺社是个什么样组织，谁在领导的，谁同意过你把吴启超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引了进来？”大林严厉地看了黄洛夫一眼，黄洛夫把头低着。“你自己先就不该在副刊上带头写那样文章！如果说这份报纸的突然转变是为了欺骗读者，你不正做了反动派帮凶？如果，是敌人有意布置，情况就更严重，反动派仅仅根据你写的那几篇诗，就可以逮捕你，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说？”

　　黄洛夫从来就没想到这些，更体会不到它的严重性，经大林这一指出，才开始感到严重，热度已降到零下了。大林接着说：“你忘记了组织上给你的指示，隐蔽地工作，用灰色面目出现；你这样做，不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话说得那么沉重，使黄洛夫急得几乎要掉泪。

　　他们在环行路上走过一圈又一圈。大林激动，黄洛夫沉重，有好一会儿两人都不说话。“现在该怎么办？”大林忽又开口，“我现在还不能立即就下结论：吴启超是个坏人，是敌人有意识派下来的，但他的可疑之处很多……”黄洛夫低声问：“要我马上离开吗？”大林道：“还得看发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的文章不能再写了，和吴启超的关系也不能再维持下去，所有的打算都得暂时放弃，同时，也得做更坏的准备！”最后，他又问：“有什么不同意见？”黄洛夫心烦意乱，情绪沮丧地说：“也只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