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夕，酝酿了几年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时间是1918年4月14日（一个星期日），在长沙河西刘家台蔡和森家。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一片废墟，现已按原貌恢复，建成纪念馆。在新民学会成立70周年时，笔者去参加了纪念馆的落成典礼和学术讨论会。

　　关于学会的缘起，我们还是看毛本人的说明（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本篇所引均自该书。）：远在1915年和1916年，以**、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一批好友，在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尤好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等问题。毛作了这样一种概括：“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学会最初拟定的学会名称为“新学会”，萧主张用“新民会”，商定结果，将毛、萧意见合一，正式定名为“新民学会”。“新民”两字，是取《大学》上“在新民”及“汤诰”（“汤诰”是《书经》中的篇名；诰即号令，帝王向民众宣布的话。）上“作新民”的意思；谭嗣同、梁启超也倡导过“新民之道”，主张“**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尤其梁启超《新民说》的深远影响这时并未消失。“新民”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新的意义。

　　新民学会之所以成立有其时代背景，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当时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同时，《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从而掀起追求真理和个性解放的热潮。而国际上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学会成立的具体原因就是**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育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进取，有所作为。学会成立之初共有29个基本会员（1918年4月14日，学会成立时共到13人：**、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邹彝鼎、张昆弟、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4个月后又有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邹泮耕、熊瑾玎、熊光楚、陈昌、傅昌钰、曾星煌9人入会。），除罗章龙外，都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先后学生。成立会的这一天，讨论了由**、邹彝鼎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们绝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一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开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正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极力反对的。**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陈书农当选为干事。大家一起聚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学校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展。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蔡和森、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6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学会刚成立时，不到30个会员，几个月以后，增加了一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主其事的**和他的挚友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1918年7月26日，毛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予蔡，蔡于7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如当时曾被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愤而辞去此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的复信提出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蔡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翟然猛觉者也。”并且根据他的润之兄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些信中看到，像19世纪40年代订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这两个朋友是何等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

　　**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有限的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1918年8月11日，**给罗写了一封信，上面说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做会务之后盾，三也。”罗学瓒后来参加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是学的教育，到法国后曾从事华工教育工作。

　　关于培养人才，蔡和森复信中，谈到他们两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润兄7月26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学会之会员，须加以充足的特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1．遇；2．访；3．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这种“造”的想法，大概是**信中着重谈到的。当时何叔衡、陈章甫等一批学会会员，都在长沙的楚怡、修业、周南女校等校教书，那时有些“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大，程度比较高；中学和专科学校，则更有发展余地。毛是一直注意长沙这个基本阵地的，因此他想把罗学瓒也留下来。蔡的信中接着说：“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1921年，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以及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之后，**的这种理想，才终于实现。

　　为了向外发展，当时学会中许多人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开长沙。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特别是湖南青年不满现状、思想激进的很多，**认为长沙是学会最重要的基地，尤其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代替。他很不同意学会中的骨干何叔衡、陈章甫等再到外面去，这样，学会就可能浮游各处，而没有后方了。后来他们都终于留下来，同毛一起在湖南活动。蔡和森是很赞成毛这种深谋远虑的。他在复信中引用毛信中的话说：“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他也不同意陈章甫再去日本，以为留在长沙的学会同志，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他觉得他们如能“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长期打算的以长沙为基地的组织准备，五四运动时期，在**和新民学会会员领导之下，长沙和湖南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并且最后获得驱张运动的胜利。

　　关于求学的方法，**历来不赞成从外国资产阶级模仿来的那一套学校教育，而主张自由研究、自学为主。关于到外国留学，是否要进学校，他也有很多疑问。为“求得世界的学问”，他当时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有计划派人去世界各重要地方，尽快吸取新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在国内组织一个类似后来实现了的自修大学这样的团体，大家在一起作共同的研究。（1918年7月间，在写给蔡和森的另一封信中，曾提出这一想法。）蔡对此极表赞同。7月24日的复信说：“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絯，祛我情瞀，（智絯、情瞀，都是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用语。智（Intellectual）絯，此处指智力方面的拘束；情（Emotional）瞀，此处指因感情引起的愚暗。可见黎锦熙推荐给**的这本书，蔡和森也是读得很有兴趣的。）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同他的润之兄是一致的）：“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之后在8月27日的信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并以杨昌济的情况为例：“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第一批25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由**、萧子升等率领，于1918年8月19日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10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3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74人。1919年末和1920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蔡和森、萧子升等18人。1920年2月，**致学会会员陶毅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四成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1918年7月24日，他给**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是一直赞成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的”，他认为学会的根本关键，在“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从而批评那种高谈改造又不作深入研究的现象：“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他主张经常开谈话会，讨论这些问题；多进行“共同的讨论”，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混战”。

　　**和在长沙的学会会员，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的各种活动，实现了他们从事实际革命行动的多年渴望，之后，又都转入驱张运动。直到1920年6月张敬尧败走，外出的许多会员才又陆续回到长沙。因此，作为学会本身的活动曾停止了近一年。1920年5月间，第二批去法国的会员萧三等6人在上海集中。5月8日，留在上海的会员共12人，由**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作为送别，同时讨论了会务。据**写的《会务报告》所载，讨论得以下主要结论：“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学术研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3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新会友人会：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决议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会友态度：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最后写道：“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晚上，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半淞园现在只能找到遗址，这张照片却留下来了。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即将各奔前程，好些人就要漂洋过海，远离故国，但学会的崇高精神纽带将他们连在一起，依依惜别，相互勉励。看了这张照片，这种动人情景似乎就在眼前。

　　**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来的组织家的才能，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一贯重视发展会员的工作，尤其重视会员的质量和组织的纯洁。学会成立之初，对会员入会条件就要求很严：学问、品格不好和没有革命志向的人不能加入。最早的一批会员是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商业专门学校等思想最激进的学生和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员；其中还有周南女校等女子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如劳君展（劳君展（1900—1976），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主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研究员。）、魏璧（魏璧（1897—1969），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周敦祥（周敦祥（1899—1980），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后入南京高等师范补习班学习。1921年去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回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员。）等这样一批急进而坚强的女同志这是当时国内其他进步社团所不及的。劳、魏、周等女同志入会时，由**主持特在周南女校开了一个会。后来有明德中学、法政专门学校和湘雅医学校（如李振翩（李振翩（1898—1984），湖南湘乡人。五四运动时，湘雅医专《新湖南》周刊编辑，赴北京的“驱张”代表。抗战时为国民党军中将医官。后定居美国任医学教授，美京华人协会会长。））等校的学生入会，吸收了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进步青年（如匡互生（匡互生（1891—1933），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学生，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的有名闯将。知名教育家。在上海病逝。）），其中也有个别外省籍的如刘清扬等人。到五四运动时，会员发展到70余人。

　　为了发挥学会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作为，**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会员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便无法去旧布新，取得思想和行动的一致。1920年7月，毛回到湖南后，在写给北京会员的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新民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在这里所指的旗子，即是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各地进步的社团是很多的。从宗旨的革命性、组织的严密性和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新民学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譬如当时名声最大、会员最多（曾达108人）、历史最久的少年中国学会，在这几方面就都不如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是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上海、南京、成都等地都设有分会。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与邓中夏等积极参加过学会的活动，有一些后来的**员都参加过这个学会。由于学会的成员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的主要负责人多是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李大钊、邓中夏等当时活动的重点也不在此，因此，这个学会始终不能成为一种主义的结合，组织一直很松懈。学会成立时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对于这个比较模糊、抽象的宗旨，会员各执其说，各行其是。从学会各种出版物的言论看来，只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少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多数会员所关心的则是“求学问”和“个人修养”这两个问题，并不关心政治。学会的规约甚至以参加政治活动为禁令。学会出版了许多刊物，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学术性比较重，而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关于改造中国的途径，以学会最主要的创造人王光祈为代表，多数人的主张，仍不外“发展教育”与“振兴实业”之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王光祈算是发起过“工读互助团”这类社会活动，做过一些所谓“创造新社会的尝试”；然而这类浮萍似的活动，当然很快就瓦解了，失败了。

　　1919年底或1920年初，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曾参加过这个学会。1920年11月间，他写给法国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曾经这样指出这个学会的弱点：“各方面——即如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1921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原来在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的人，也愈来愈反对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会员则照旧走资产阶级学者的老路。1921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邓中夏鲜明地指出，学会“必须要确定主义，如无一致的主义，必然使学会**。”这次大会之后，该会即日趋涣散，到1925年，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1925年，该会印发征求会员意见的调查表，其中有“对于会务之改进抱何种态度”一栏，**的回答最明快：“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1920年7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尼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定的。确定以后，他们写信告诉了**。毛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并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学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新思想，探寻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们的集会，以及相互之间的通信，除经常讨论个人出处、立身处世、会务开展外，多是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以及探讨社会思潮和思想方法，最后一个阶段，则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为主。为了互通情况，加强联系，交换心得，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毛将1918年至1921年初，他所搜集到的会员之间比较重要的信件（参加这些通信的会员近40人，内中有女会员七八人），按内容和时间汇编成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写有发刊源起或序言，并且在一些信的前面加标题和按语。《通信集》由长沙文化书社印发，未对外发行，仅发给会员和一部分有关的“会外同志”。

　　第一集共13封信，其中**的有3封。第二集共30封，其中毛的有7封。这两集涉及的内容较广，主要包括勤工俭学问题，求学方法，人生观、字宙观的讨论，国际国内大事，以及会务开展，等等。最重要的是第三集，有7封信，主要是毛同蔡之间有关**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这三本《通信集》生动地反映了毛和他的战友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思想动态，以及他们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最初阶段的一些活动。在这些充满豪情壮志的信件中，感人至深的，就是以毛为首的这一代先驱，他们在青年时期，就毅然肩负起似乎是“老虎抓天，无从下手”的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责任；就决心在这夜气如磐、孤鼠横行的世界中，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而且是那样无所畏惧，充满信心，那样无私忘我，重视集体，既着重团体的作用，尤信任群众的力量；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现实精神结合得如此紧密。

　　《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还总结了学会从成立以来的优缺点：“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打基础”，“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由于“不依赖旧势力”，会友都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多数会员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富奋斗精神，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都能看出这点；还具有互助及牺牲精神。缺点在有些会友遇事较轻率，难免幼稚；做事也多于求学，思想难免有幼稚处。关于同志间的情意恳切的互相规劝，他们相互通信中是常见的。

　　现在我们从《**书信选集》中看到这样一封典型的规劝信，是1921年1月28日**写给彭璜的。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集中没有这封信（第三集1921年1月上旬付印）。此信可能编入第四集。第四集已编好，预告说1921年8月出版，但现在没有发现，也许当年并未出版。彭璜是当时会员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驱张运动时为驻上海的负责人，**最亲近的战友。1921年1月，1、2、3日3天，学会的大会刚开过，大家都在会议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融洽，并无大的原则争论。彭与易礼容是同学，易同样是毛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这封信大概是由于彭与易之间，为一件并非原则大事，发生激烈争执而引起的。彭对易说了些过分泄愤的话，如说“要反抗”，“要征服”，**觉得“未免过当”。信中首先谈到自己的缺点：“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功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然后谈到彭璜的缺点：“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已。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惟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兄以为何如？”我们几乎将这封信全抄下来了。朋友间因事争吵伤了和气，借机调解，晓以大义，将自己也摆进去，都有缺点，而能如此诚恳指出对方的十条缺点，既严肃深刻，又亲切诚恳，此种交友之道，同志之情，实值得学习，永远不会过时。想必彭璜一定接受了朋友的劝告，与朋友和解了吧。不幸的是，彭璜于1921年早逝。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新民学会不仅会员扩大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了。会员们已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事业，他们在国内外，天各一方，寻找如何才能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路。

　　自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1920年7月，**回到长沙后，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同陈独秀联系，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人，做建党的准备。他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员中主要骨干都同时进行了这种学习。由于赵恒惕政府的破坏，湖南自治运动终于失败。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他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艰苦的学习，已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因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启示，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长沙的会员要好得多。他们能阅读法文书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一百种，准备编译丛书。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比**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根据上海半淞园会议的要求，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5人（还有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共20多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5天会。一致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蒲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意见写信告诉**。蔡信长约3000多字，写于8月13日；萧信几长一倍，写于8月初。蔡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信中对他的挚友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然后谈到讨论会务时的争论，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关于会务计划，如何准备人才、经济等，各地方分工等，列了一个大表，认为1931年或1936年前，“为纯粹的预备时期”。由于信收得晚，**于1920年12月1日始复信，长4000余字，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此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又收到蔡和森于9月16日给他的一封长信，5000多字。详论成立**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个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不愧“旗帜鲜明”（宣言即陈的手笔）。

　　1921年1月1日至3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开了3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方法，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人人畅所欲言，详细讨论后，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何叔衡等15人，2人弃权，1人主张“促社会进化”；关于方法与道路，**、何叔衡、彭璜、陈子博、易礼容、陈章甫等12入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3人弃权，2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主义”；即刻着手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文化书社、印刷局等）等6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同意。

　　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清楚地证实，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为中国**的建立起了组织准备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的约30人，**、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10人。这正是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教导的结果。如美籍学者李振翩（表决时，他赞成“促社会进化”、“温和方法的**主义”），教育家周世钊（赞成“促社会进化”，第二项弃权），华侨教育家张国基、女教授劳君展、魏璧等。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分子。新民学会的成立、发展、变化及后来的分化，说明中国**成立前，在湖南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一代进步青年同中国革命、同中国**的密切关系，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全国的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以后，学会内部即逐渐产生思想的分歧。到1921年中国**成立之前，学会会员大体可分作这样三部分：一部分是否认现状的革命派；一部分是对现状不满的改良派和其他中间分子；此外还有少数会员受了国家主义影响，或图谋个人发展，不赞成进一步的革命活动，对学会散布各种不良影响。这后一部分人，不久就走上了与革命分离的道路，其中有的人后来终于变成了反动分子。例如熊梦飞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一二·九运动时，此人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却是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新学联”（同党领导的合法产生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相对抗的组织）的头面人物，坚决的**分子。全国解放前，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由于反动罪行昭著，解放后被捕判刑。又如萧子升，到法国后，虽仍积极从事学会的活动，如组织会员分工协作，研讨各种学术，并利用在华法教育会工作之便，为国内传递信件等。但由于赞成普鲁东主义和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思想日渐右倾，为谋个人前途，后来终于同早年挚友分道扬镳，担任过南京国民党政府农矿部副部长、国家博物馆馆长等职。1945年后，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长期旅居国外，1977年12月在乌拉圭去世。学会大部分中间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多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全国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三部分人，是五四运动以后，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的不可避免的分化。为了严肃新民学会的原有宗旨和集体奋斗精神，1921年1月1日至3日，**邀集新民学会会员讨论学会政纲和各项问题时，曾提出“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一启事（亦刊《会员通信集》第三集）（见下）；（二）会友录里不列名（因此熊梦飞的名字没有列入《会务报告》中）；（三）开会时不约”。通过“启事”如下：“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员满意者；本会对于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本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这个决定，使不赞成学会原有宗旨的人当时即从学会分离出去，从而使学会的组织更加纯洁。

　　从新民学会的产生与成长过程，可以看到，**一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具有强烈的党性观念，即有意识地努力建立一个新式的严格的秘密革命组织。因此，中国**成立之前，在湖南兴起的革命运动中，新民学会实际上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学会之所以做到这一点，自然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卓越的领袖。

　　据《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四期《新民学会会员介绍》资料所载，学会会员共74人，内湖南第一师范学生39人；外省籍一人（刘清扬）；妇女18人；中国**早期党员31人；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30多人（其中教授十余人）；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要职的除萧子升外，还有任培道（1894—1989，女），她原参加过文化书社组建工作，后留学美国，为知名教授，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台北女师校长等职。

　　新民学会最初成立时，是一个进步的学术性团体；到1920年时，发展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就变成一个以政治性为主的革命团体了。这在下一章将要谈到。1920年7月，法国的学会会员在蒙尼达举行的5天会议，1921年1月学会在长沙举行的3天会议，都为中国**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蒙尼达会议14个会员中，有8人先后入党，1922年又成为创建**旅欧总支部的重要骨干。参加长沙会议的18名会员，会上有12人赞成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中部分人成为湖南建党的骨干。湖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集中在新民学会，成为学会的核心，这个核心（**、何叔衡、彭璜、陈子博等，在法国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实际上起着**主义小组的作用，他们在思想理论和干部组织两方面，为中国**的建立做了准备。因此，**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谈到新民学会曾起过**前身的作用，即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当然，从整个学会的宗旨、性质、指导思想和成员组成等方面而言，都不同于**主义小组，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负责。”陈独秀、李达等将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以及《中国**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并寄去《**》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上海、北京小组成员中，李达、李中、李启汉、林伯渠、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等，都是湖南人，都与长沙小组成员有联系（《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义革命时期），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6页。）。1920年冬，在**领导下，长沙**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人，贺民范也可能是小组成员。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正式成立后，新民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动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