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标的战斗团体——新民学会，是**在学生时代的创举，也是他开始革命活动的第一步实践。他回忆道：大概在1915年到1918年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同学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

　　在茫茫黑夜、荆棘遍地的时候，这一群团聚在**周围的青年，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根植于为国家、社会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友谊，是革命者前进中最可贵的一种动力。尤其当先驱者尚未投身于群众的行列和经历革命的风暴时，他们之间的这种战斗友谊，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五四时期，全国各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挺身站在时代的前列，吹起革命的号角。他们之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的人，大都成为中国**最早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这些民族的精英，还在求学时期，就已经表现出许多非凡的特点。他们那种冲决一切罗网的勇敢精神、弃旧图新蔑视权贵的宏伟革命气魄、密切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豪迈无私的个人品德，以及深湛的新旧学识、**的工作能力，实应成为后代青年的永久楷模。

　　**是那个时代最典型最伟大的代表之一。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这些特点就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同时，他在学校时的挚友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以及随后结识的向警予等人，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最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除何叔衡活到60岁以外，他们短暂的一生，同中国**初期的事业，同**早期的革命活动，都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除开志同道合之外，**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能最后结成一个团体，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踏踏实实地奋斗下去，同他们都来自农村，跟农民有着比较深厚的联系是分不开的。他们深知民间疾苦，并且都从事过劳动，因而能深入群众，接触实际，埋头苦干。他们既没有坐而论道、眼高手低的书生习气，也没有一般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浮华作风。**是这一团“星星之火”的核心，他比大家更富有创造力，思虑更深和更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

　　从下面一些片段材料可以看到，蔡和森、彭璜、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以及向警予6位先烈，成为**最早的战友，绝不是偶然的。

　　蔡和森（1895—1931）是湖南湘乡人。他的文化知识是少年时期在商店当学徒和学手艺时，利用夜间苦学得来的。1913年，他考入第一师范。学校不收学膳费，除了发给一些用品外，还有一点津贴。他便把这点津贴都积蓄起来，还为学校做些抄写工作，取得微薄酬劳，来帮助母亲的生活和妹妹蔡畅读书。大概由于自幼苦读的生活经历，在博览群书、纵横古今之后，主张采用激烈手段批判儒家思想，而以墨子的“兼爱”平等思想取而代之，以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所以后来一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便将墨子与列宁并比。

　　“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载《中国**烈士传》，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蔡和森在学校时的刻苦用功，革命思想，实践精神，胆大心细，办事认真，遇事善作分析，以及长于写作和严肃、刻苦的生活作风，等等，都同**有相似之处。蔡和森是中国**初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五次和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于1920年偕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后，就一直在党中央工作，参加并领导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931年，他在香港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在监狱里，他表现得极其坚强而英勇。国民党反动派无法对付这个革命的铁人，反革命刽子手竟残忍到把他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用刺刀戳烂他的胸脯，折磨至死。

　　张昆弟的日记中，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可见他当年思想、生活的一斑。1917年8月23日，张到岳麓山蔡家一连住了3天。他俩天未明就到山上运动，白天越山漫游，晚上就畅谈抱负。下面是23日晚上，记述蔡谈话中的一段：“后蔡君又言所悬想而循序进行之事。一、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欲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之风俗，其间变迁之事实，及不变常存之真理。二、以中国无一部完全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拟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三、中国文、言不统一，研究文、言统一之法，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厥后蔡君又谈及读书之事，以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之文化，每干格难容。而倡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者，弃新书不读。余与蔡君主张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此吾辈读新书、读旧书者所应知之事也。”这些见解，都反映了蔡和森当时所达到的思想水平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点：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反对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同**一样，这已远远超出于当时一般进步的知识分子。请看张昆弟对他的胜友的尊重：“9月26日：此行先意至蔡君家一宿，不料竟三。余近数年来至亲戚朋友家三宿者甚少。好在胜友处，多同居一日，即多得一日之益处。故不妨久留。下学年拟多过河几次，即多受几回益处。”他们两人一同创办新民学会、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载有蔡和森的七封信，都是1918年6月至8月间，他从北京寄给**和学会其他会员的。这些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学会的精神、组织和会员的出处问题，同志间相互协助的问题，以及筹划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情况等。其中谈到关于怎样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应采用何种手段等，都表现了他的坚定的革命方向与灵活的策略相结合的精神，有许多精辟的议论。这些议论最初是由这件事开始的：杨昌济已到北京大学任教，希望**能进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言绍介，师言惟欲屈节。”他很不以这种空疏迂阔的“屈节”观为然。信中接着说道：“弟思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无所谓屈节。尝与子升言，吾之积极思想，谓以吾国今日之情势，即娼优盗贼界中，亦须加入正人君子，况元勋报界乎？吾人今兹之所急者：一方要有适当之储养，一方要有适当之练习。得同时行之者，上也；一先一后者，次也；终于一才者，下也。旷观前辈名人，疏空罕成者，多矣！此非其才之不足，智之不逮也，无充分之练习故耳。”以后在给**的长信谈及学会大计时，又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为学为事，划分先后之阶段者，尤谬也。谬之实例，就在前辈之空疏无用；谬之影响，竟使小人尽进处于有权。盖事不素练，情不熟悉，徒恃其空疏无用之学，以自逸自喜，舍却山林僻隅，安有容其立足之地哉！曰烘炉大冶不可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皆惰**之遁辞，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拘拘’而不自觉者也。第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其未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肥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持论固是太激，倘亦时势之所要求乎？”由这些议论可以看到，究竟主要从何着手，依靠何种力量才能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这时虽然还不完全明确，但是一个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已经跃然纸上。他的“人地狱”之心，就是指凡是社会上有人群活动、有斗争的一切阵地，一个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的人，都应当不顾个人一切得失努力去占领。当然，这些信中所表达的思想，还是以善恶相斗的观念替代阶级斗争的观念。8月21日，他单独写给**的信中，关于这种“手段与目的”说得更是明确，至今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吾人若以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以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兄以时未至为言，我以为此正其时，此时稍为一枉，其所值不知几万万也。）君子无弹性，此乱之所以不止也。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到达北京之后，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了，他已感觉到这个革命之所作所为近似于自己的理想了，因此信中接着说道：“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的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当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蔡和森这时也还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由衷地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愿意效法列宁。这封信是新民学会会员中最早响起的欢迎十月革命的一声春雷。因此，1920年他一到法国，接触了当时流传于欧洲的各种社会思潮之后，并没有目迷五色，无所适从，而是迅速地坚决地肯定了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同当时在国内的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不谋而合。

　　他去法国的目的，“全在团结工人”。到达法国后，领导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并同周恩来、王若飞等一起，组织工学互助社，在勤工俭学生和旅欧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他给国内的《新青年》、《少年界》、《晨报》和长沙的报纸等，投寄许多文章，报道法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讴歌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并猛烈抨击国内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种种罪行。

　　关于他同**的亲密关系，对他的这位推心置腹的朋友的信服和仰赖，请看他接到毛决定前来北京的信之后，是何等狂喜：“昨夜（按指1918年7月23日）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以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盖所仰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也。”

　　彭璜（1896—1921），又名殷柏，亦作荫柏，湖南湘乡人。他在长沙省立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时，发生了五四运动，十分兴奋地投身于运动之中，成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发动了长沙学界全体罢课；还到湘南经济文化中心衡阳，去推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他以学联负责人身份，参加了《湘江评论》的创刊活动，成为**积极的合作者。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他被派到上海，组织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创办《天问》周刊，大造驱张舆论。彭是《天问》的主编和许多评论的作者。驱张胜利之后，他又与**、易礼容（商专同学）合作，筹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他担任会计干事，驻会接洽一切，组织湖南青年赴俄留学；并且在湖南《大公报》上著文鼓吹，以为俄国人是“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文章还表示欢迎苏俄政府发表的对华友好声明。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对他极为推重，在一封信中说他“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彭璜是长沙**主义小组成员，也是湖南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可惜的是，因为想要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大受刺激，刚愎性格导致精神失常，于1921年失踪了。

　　何叔衡（1876—1935）是湖南**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同**一起参加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五四运动时，他和**等一起，领导湖南人民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群众运动。驱张胜利后，他任长沙船山学社社长、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办《湖南通俗报》。1922年至1927年，一直担任**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湖南国民党筹建人之一。他是湖南宁乡人，自幼随父亲在家，一边读旧学，一边过着挑水劈柴的劳动生活。27岁考取秀才，他家中还保存一篇他1894年写的八股文章，18岁的青年已指斥清王朝之暴政虐民。文章的题目是《旱》，一开篇就写道：“夫旱，固亦伤仁爱者也，乃今日之虐民者竞如此，不可即旱以罕譬之乎。且今日之天下，一酷烈之天下也。其万姓之如炎如焚者，岂不甚于旱魃之为虐哉！顾无形之旱，民嗟荼毒，司牧者或不知草野之熏蒸，惟即有形之旱以显形之，则蕴隆致虫虫之概，山川有涤涤之容，当必知此不为福矣。嗟嗟！何辜今之人，而竟罹此酷烈之祸而不遏也。”

　　何叔衡在家乡读私塾时，就同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为“总角之交”。后来他们四人又一同在云山小学教书，被称为“云山四友”。（后来在长沙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时，四个人都留了胡子，被称为“宁乡四髯”。）为了树立新学风，他们办学生会，提倡作应用文、学习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因而遭到守旧分子的反对，发生宁乡地方的新旧学派之争。旧派勾结地方豪劣，攻击他们“大逆不道”。何叔衡坚决反对封建礼教，尤反对重男轻女。他只有两个女儿，反对“无后为大”的孔孟之道。女儿取名实嗣，以示何家继承者。反对妇女缠足、穿耳，还替女儿剪辫子，培养女儿参加革命活动。1913年，他考入第四师范，随后转入第一师范讲习科，半年后毕业，1915年在长沙有名的楚怡小学教书。他教学生时，如学生不听话，自己反而伤心得流泪。组织新民学会时，何是会员中最年长的。他待人赤诚而热心，做事最肯出力，也最能刻苦。他当时就向谢觉哉介绍，毛润之是个怎样了不起的人物。并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谢觉哉在回忆文中说：“叔衡同志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虚怀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深刻和意志坚定，是超人一等的。”（谢觉哉：《忆叔衡同志》，载1942年5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当时常说：“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萧三：《**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原刊延安《解放日报》。）“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他感动，叔衡同志确是如此。他的感情是统制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谢觉哉：《忆叔衡同志》，载1942年5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时期，何叔衡是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当时在同志们中间都称道：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何叔衡充分利用了他的社会职业和社会地位，在湖南传播新文化和建党方面，建树甚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被派到莫斯科参加**“六大”，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他家中还保留着他从苏联写回的几封家信。这些信充满着无限的英雄气概。他告诫家人：“不向人乞怜”；“做于人生有益的事”；“活的要真活，不要活着反不如死”。

　　何叔衡于1930年从苏联学习回国，留在上海工作。当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1931年，他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先后在上海和湖南被捕，大女婿在长沙被敌人杀害。同年，党决定让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曾任中央工农**政府检察部部长，1932年代理内务部部长和最高法庭主席。由于抵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些错误做法，纠正一些冤假错案，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一直受打击排斥。1934年12月红军长征时，他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撤出江西向福建转移时，与瞿秋白、邓子恢等被敌人包围；他已年过60，在路上走不动了，坚决不做俘虏，在闽西长汀县水口附近，跳崖殉难！

　　陈昌（1894—1930）号章甫，湖南浏阳人。他也是新民学会组织者之一，在**的领导下，参加湖南地区最早的建党工作。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喜欢站在窗口，面对满山茶园树林，旁若无人地练习讲演。1911年考入第一师范，读书更加勤奋。他生活朴素，作风严谨，见义勇为，上进心切。常对人说：“赴义恐后，争利莫先”；“义者，世之谊也”；“为人要以事为目的，不要以钱为目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不能天生聪明也，发奋就聪明。人一知之，吾十可知也；人十知之，吾百可知也。”他读书勤思考，勤笔记，有时详加摘抄，尤于讲演练习，持之以恒，经年不辍。人们回忆中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演说天才。他长于说理，声音又特别洪亮，曾任一师学友会的雄辩部长。1915年毕业后，来到长沙县的五美高小任地理教师。他忧虑国家四分五裂、百孔千疮、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局面，在课堂上对学生着重爱国主义教育。他把地图挂出来，指着中国的版图，对学生说：“这就是我们的祖国，雄踞亚洲之东南，土地辽阔膏腴，罕有能比，诚世界大国也。然自清末以来，外交失败，丧权割地，时有所闻。东三省已在日人势力范围，他若旅大割，我国失华东之第一军港；香港让，我国丢欧亚要冲之商场。环顾中原，强邻虎视，非独撤我藩篱，近且蚕食腹地，势必裂而吞之不已。诸生睹此，能不痛心？尚志沙场，誓图恢复，山河依旧，不难一一收回，庶可以慰先烈，雪国耻，愿与诸生共勉之。”（见陈章甫：《备课录》。）他这种充满爱国热情的讲解，遭到学校当局的反对和指责，使他待不下去，于1917年回到长沙，到一师附小任教。他积极参加**倡导的各项活动，如组织新民学会等。1922年，受**的派遣，他和夏明翰等到浏阳西乡金江小学，从事一段时期的教学。湖南工人运动开始后，他是领导骨干之一。在罢工运动的各种场合中，他常是主要的宣传鼓动员。他的住所，是工运工作的一个联络站。1926年，党派他到水口山铅锌矿工作，任工会主任。他发动工人，恢复工会，整顿组织，成立工人纠察队，举办工人师训班，带领工人讲演队下乡，推动农民运动，发展农会组织。1927年五一劳动节，在水口山召开有两万多农协会员参加的大会，以革命法庭的名义，宣判了两个恶霸的死刑。接着，还缴了矿警队的枪支，用来武装工人群众。1927年8月，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家乡浏阳隐蔽了一个时期，以教私塾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1929年冬去上海，被派去湘西贺龙部队工作，途经澧县时被捕，押回长沙，经过严刑拷打，没有任何口供。1930年2月在长沙就义，临刑时，他还作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

　　罗学瓒（1894—1935），湘潭株洲人。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跟**同班。他身材矮小，语言重浊，性格纯朴，待人宽厚。他的恳切踏实的作风、认真学习的精神，也是为全班同学所敬重的。他也好作诗词。现在留存下来的三首五言古体诗，真是诗如其人，读者似乎还能触到那一颗燃烧着的心。在学校时作的《咏怀》云：“不患不能柔，唯患不能刚；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何言夫富贵，赤胆为将来。”这种胸襟完全为他后来的革命实践所证实。

　　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后，他将许多见闻写成通讯寄回国内，发表在长沙的报纸上，对湖南青年继续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起了鼓励的作用。他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工厂学做电工，感到劳动的真正愉快，写信给**说：“近数年来的生活，以在此地为最好。托尔斯泰说，人由劳动所得的生活，为最快乐，不诬也。”还有一封给**的信专门谈思想方法问题，他非常反对主观、片面地观察问题的形式主义方法，而赞成合乎逻辑学的思维方法。这些观点是完全符合辩证法精神的。信中这样批评“中国人求学的四种迷惑”：“第一宗错误，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譬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主义的，就说法国人爱和平、不振作为不正当。又如见中国的小事小物或有一点比外国略好，就说中国人胜于外国。又譬如勤工俭学同志，自己想做的工作不能找得，遂说勤工俭学不行。这可以叫做‘感情迷’。第二宗错误，就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挪一部分推断全体。譬如见一个法国人龌龊，就一口说定法国人不爱清洁；见一个怠惰的法国人，就说法国人都懒惰。这种推理，在思想界很是危险。我看连托尔斯泰之反对工业，无政府党之倡废金钱、废商贾说，都是这种观察之误。这可叫做‘部分迷’。第三宗错误，就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譬如勤工俭学的人，当时法华教育会找不到工做，遂说勤工俭学做不到并不能发展。又如见工人罢工，一时混乱，没有结果，就说工人罢工无效力。这正如康有为说中国贫弱和有战争是不能行共和之证一样。像这样的观察，可以叫做‘一时迷’。第四宗错误，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又如主张礼教好的，见法国人活泼、好自由，遂说法国人不如中国人的文明。又如以前有人说，欧洲的机械比中国好，中国的道德比欧洲强，也不从各方面去比较是不是真的，于是开口就说西人无道德（其实西人的道德比中国人强多了）。像这类的考察，可以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这四种迷惑，无论何人，总有舍不掉的。连我自己，也免不掉的。这真是思想界混乱的原因。总而言之，中国人大多数还是没有科学的头脑。我从前不信学哲学要从数学入手，到如今才懂得这句话是不错的，才知伦理学为一切科学之科学的道理。”**非常赞赏他的这种辩证观点，回信说：“四种迷，说得最为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据此谈到自己的亲身体会，而且反省了自己的一些缺点：“四者通是犯了伦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剧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些例子，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现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相信。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的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时常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两信均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以下各节，凡属引会员间通信语，见该书l、2、3集。）

　　在1921年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罗学瓒组织过长沙最初的人力车工人的罢工。一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仍在长沙做工运工作。据说，他是l935年在浙江白区工作时牺牲的。

　　张昆弟（1894—1932）幼年在家乡益阳龙州小学读书时，就喜好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后因家境困难，升不起学，在家种过田。1913年考入第一师范。在校时，思想、抱负、治学和生活各方面，也都是同**等志同道合的。他的功课、品德，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因进行革命活动，1921年与蔡和森等同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回国后，即由北京党的组织派为铁路工作特派员，曾参加领导“二七”罢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仍在北方做工人工作。1928年，红军第五军团成立后，他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同贺龙一起创建湘鄂西革**据地。由于夏曦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1932年于洪湖地区被杀害。时任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

　　张昆弟家中保留一本他的1917年7月31日起至10月2日止的日记，这本薄薄的日记，内容是很丰富的。这年的暑假，他回家住在一所寺庙中读书。日记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段地摘抄所喜的书文。其中有《庄子》、王船山的史论、《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等，有的还夹有评论。例如批判《仁学》提倡宗教、麻醉人民，他认为宗教是世间极不平等、不自由、不自主的障碍物。

　　二、常到“板仓杨寓”聆教，记杨昌济讲“达化斋读书录”。

　　三、读书心得，各种感怀。如8月6日记：“凡事之来，须明乎自己之地位，与对面人之地位。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养成辨别是非之真识力，非吾人今日所更宜注意乎。”8月8日记：“勤勉者，天才之代用品也。天才不可靠，勤勉可靠。世人之有所成就者，无不自刻苦中来。”8月12日记：“凡一切沽名钓誉，取世俗之好之学，皆可置之；凡一切有益于己、利于国、利于人类全体之学，尽力求之。”9月12日记：“每读友人日记，令人愧惭交集。何人之日异而月不同，道德学问，蒸蒸有生气向上之势；而吾则不见其进，若或有退焉。振汝筋骨，奋汝雄心，冲决汝一切魔障，向前追进，大呼无畏，大呼猛进，为汝作先锋队焉。”

　　四、对时局和人民生活的关心。有6天的日记评述了当时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张勋复辟等国内外大事。8月7日写道：“近日水势日涨，各县堤垸溃决者甚多……农民终岁勤劳，所望者在此，今以天灾无情，空劳终岁，母号子哭，情终难堪，吾不知政府诸公亦念及否？无徒今日责民纳税，明日劝民输捐。”9日写道：“遇农人无不面目憔悴，有忧色焉。余对之亦不觉心为之伤。”10日又写道：“晚饭后，熊君来，闲谈甚久，多念农民之言。”

　　其他所记的，尚有前面已加引述的同蔡和森、**等一起“游山论道”的生活，以及自己如何锻炼体格，“与大风雨战数十分钟”，“后山露宿”等。

　　读了这本薄薄的日记，一位忧国忧时、热爱人民、刻苦律己、追求真理的24岁的青年，宛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本日记，不啻一面镜子，可以反映这一群团结在**周围的民族精英的精神面貌。

　　第一批参加新民学会的女会员向警予（1895—1928），当时就是中国先进妇女中的佼佼者。她对学会的领袖**最佩服，毛也很敬重她，以学会中有这样进步的女同志为光荣，还称赞过她是中国**第一个女创始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载有他们两人通信各一封。向警予的信是1920年6月2日从法国寄出的，这时**正在湖南开展自治运动。她在信中欣喜地写道：“到法后，联接好音，知在国内积极活动，湘事大有可望。”她转达了蔡和森的意见，希望**于“湘事定后，留湘两年”，在湖南打好学会的基础。又谈到她自己离开溆浦之后，急求前进的心情：“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餍予之所欲，奈何？计唯努力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11月25日复信中，这样谈到学会的根本主张和自己的打算：“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鉴于妇女解放之不易、妇女人才的缺乏，信中特别提出这样的希望：“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外出，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向警予常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要他们向**请教。1920年2月，给她的侄女写信说：“现在正是掀天揭地社会大革命的时代，正需要一班有志青年实际从事。世界潮流、社会问题，都可于报章杂志中求之，有志愿改造社会的人，不可以不注意浏览。**、陶毅（陶也是第一批女会员）这一流先生们，是我的同志，是改造社会的健将。我希望你常在他们跟前请教。”（刘昂：《向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学习》，载197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向警予是和蔡和森一家一起去法国的。1920年1月间，在漂洋过海的轮船中，蔡终于说服了她，抛弃原来教育救国的幻想，而倾向俄国革命和**主义。她在法国短短几个月，就读了《**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著作。向警予和蔡和森在法国结婚时，曾发表“向蔡同盟”的宣言。这种以革命思想为基础的爱情结合，当时引起很大反响。1923年，**在上海工作时，他们两家住在一起。向警予协助**做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开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两家人，“像一家人那样共同生活，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称她为大嫂。”（刘昂：《向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学习》，载197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向警予是湖南溆浦人。父亲为当地富商，只望子女求学深造，“破产弗惜”。四个儿子先后出国留学。她幼年跟父兄识字。大哥向先钺留学日本，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她12岁来到常德大哥家时，就看《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民报》等，喜读《木兰辞》。1914年入周南女校时，将自己的名字“俊贤”改为“警予”，取“警钟长鸣”之意，以此督促自己不断进取。在校与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同学，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领导同学反对袁世凯卖国，登台演说，声泪俱下。她在1915年写的文章《湖南地形记》中这样说道：“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咽呜，灵均已渺。今日何日，所不悲耶？然而物极必反，异日者，恶知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也。”（1985年湖南版《向警予文集》第241~242、第249页。）在校时就怀有教育救国的抱负。1916年毕业前夕，注意考察社会教育状况，参观城区国民学校时，即发表“天下事之璀璨光明者，当自吾辈创造之”的感想。（1985年湖南版《向警予文集》第241~242、第249页。）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创办溆浦女校；反对女子缠足、穿耳等封建恶习，向学生灌输新思想，师生亲如家人。这个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后来有许多人参加了革命。五四运动时，她来到长沙，1919年下半年加入新民学会，即同蔡畅等发起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时，她一面做工，一面努力学习，不久便能直接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她与蔡和森等一起，在法国进行革命活动。回国后，1922年加入中国**；7月，在党的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她共撰写了40多篇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这个期间，她大力开展上海的女工运动，曾领导1924年上海丝厂、烟厂的女工同盟罢工。1925年冬，被派到莫斯科学习。1927年4月回国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大会，遵照**国际的决定，同陈独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后即留在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委工作。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她坚决留在武汉，负责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一个著名的群众领袖转入地下，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她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持党同工人、学生群众的联系。由于叛徒出卖，1928年春，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在法庭上，向警予先是用中文而后用流利的法语严词责问法官：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力来审问中国的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民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们的信仰自由呢？法官被问得哑口无言，没有立即把向警予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宣传攻势，在报上大造谣言，说法国领事受了**的贿赂，包庇**员，并且组织流氓大吵大闹。后来法国政府撤换了汉口的法国领事，于4月12日把向警予引渡给武汉警备司令部。（刘昂：《向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学习》，载197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她经受了各种严刑拷打，威武不屈，在狱中组织难友，坚持斗争。敌人选择5月1日杀害向警予。在去刑场的路上，敌人的殴打也不能中断她向群众演说，高呼口号。她的英勇就义，震动了武汉三镇，震动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