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群众等待北伐军的到来，真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北伐军一进入湖南，中国**即通过各地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和工人、学生团体，动员广大工人、农民和学生直接参战和给以各种支援，北伐军是1926年7月5日自衡阳出发的，各路同时进攻，8日克湘乡，9日克醴陵，10日克湘潭，12日克长沙、宁乡，16日克益阳，真是秋风扫落叶，势如破竹。当时北伐军本身具备的进步的革命军队的性质，以及北洋军阀部队的腐朽等，都是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更基本的原因，还在广大农民和工人的援助。在湖南境内不多的几次战役，如醴陵之役，长沙之役，临湘之役，岳州之役等，都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参战，以极小的伤亡而取得很大的胜利。农民和工人除了直接作战，阻击溃兵外，其他带路、送信、运输、担架、扫雷、送饭、慰劳，以及战场鼓动、散传单等，无不踊跃参加。

　　叶挺同志领导的最有名的第四军**团进攻醴陵泗汾之役，就是这样的情况：

　　7月11日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我们在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成）和农民武装队300余人分布于粟山坝、泗汾一带。当北伐军进攻时，敌人扼铁江而守，泗汾桥有机关枪对河扫射，河中船只尽被敌掳，北伐军殊无过河机会。此时我武装队将松树炮分置于敌人后方之高阜处，实施袭击，起初一两炮，敌不动，武装队乃更以鸟枪、梭镖等直接进攻敌人阵线，复以革命军旗帜招摇四周以惶惑其军心。至此，敌军改变其注意力于武装队，北伐军遂得乘机分两处渡河。渡河时，敌军尚严阵不退，后来一面北伐军大队从泗汾桥上冲锋，一面武装队两旁抄击，敌始大败逃走。此次掳获敌团副一名，营长二名，连长四名，兵士三四百人，毙团长一名，营长二名，拾弃枪二三百支。而第四军**团只死连长二人，兵士十余人。（1926年9月19日《战士》（当时**湖南省委机关刊）第19期。）

　　平江之役也是这样：

　　我军于8月19日拂晓开始攻击，农民即携各种旧式武器及锄锹等大举帮助围攻白石岭，冒弹冲锋，挺勇登山。乱兵大乱。当夺枪械无算，毙敌甚多，并进至离白石岭30余里之清水岭。敌兵节节退却，死亡载道（所获大炮枪弹无数，概交我军收领）。农民因攻击太猛，阵亡者至13名。驻晋坑三都段之敌军，因前线溃败，仓皇逃遁。农民曾某见一荷枪之逃兵，即持扁担追击。该兵开枪射穿曾某之腹部，曾犹未知痛楚，仍以扁担猛击，卒夺其枪，将该兵击毙。曾因用力太猛，亦倒地而毙。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200余人，参战之猛烈，勇敢之精神，牺牲之重大，已可概见。农民所组之交通队，除报告敌军消息与通讯外，又以门片、木材等件作船划渡我军于白湖口，致敌军不及退却而缴械。暗探队侦探敌情，被杀被掳十余人。队员李春生，工人也，探知逆旅长陆某（吴佩孚手下战将），逃至下西街萧曹庙，即报告我军围剿，陆已自杀。向导队之工作，其最著者，由横槎引我军渡狮子岩，至县城北街，敌尚不知，致全军尽被俘掳无逃者。运输队员有运输数十里者，有自请运送不索取报酬者。宣传队除平日积极宣传散发传单画报标语外，并随我军到前线宣传，鼓励军心，号召民众。慰劳队送茶送水送饭送粥上火线，安慰士兵。疑兵队则遍处山谷，设置松炮及鸟枪爆竹，不时燃放，有时鸣号擂鼓，扰乱敌军。破坏队毁坏敌军电线，拆断桥梁，断敌归路。（1926年9月29日《湖南民报》。）

　　长沙的被迅速攻占，与全城秩序的维持，完全得力于工人的直接参战。7月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以后，长沙工人群众在工团联合会领导下，即准备在城内起义，响应北伐军。后以敌军众多，自己缺乏武器，没有成功。7月9日，叶开鑫逃走，长沙人心惶惶，工团联合会组织了1000多人的工人保安队，分别把守城内外各要道，维持城内秩序。后来从湘潭溃退到长沙的叶开鑫残部，大多数都被工人保安队缴了械，有几个工人因此受了伤。实际上，长沙的工人阶级这时已掌握了部分武装。工人曾向北伐军第八军请求保持这些武装，或者全部编到第八军去，但是都被拒绝了，武装被第八军收缴去了。有一小部分枪没有交出，后来便成为长沙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基础。

　　在援助北伐军进军当中，湖南各地工人组织了大批输送队，帮助各种后勤运输，单长沙就由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三四千人的输送队。安源煤矿和株萍路工人组织的输送队，也在千人以上。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有巨大的发展。农民由自觉地推动并参与北伐战争，迅速转而发展他们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进而自动提出本身迫切的政治经济要求，再进而要求参与并管理**。据湖南各县1926年11月份的报告，全省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长沙、湘乡、浏阳、湘潭、衡阳、宁乡、益阳、茶陵、南县、澧县、汉寿、衡山、祁县、蓝山、慈利、平江、醴陵、宝庆、临湘、耒阳、郴县、宜章、岳阳、常德、新宁、华容、绥宁、临武28个县。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有武冈、沅江、新化、永兴、汝城、嘉禾、溆浦、沪溪、临澧、桃源、芷江、麻阳、安乡、城步、攸县、新田、常宁、安化、酃县19个县；特别区有长沙近郊及株萍路2处，通讯处有零陵、道县、安仁、桂东、资兴、东安、宁远7处。共计区农民协会有462个，乡农民协会6867个，会员人数共计136.7万余人。到1927年1月，农会会员更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差不多占了湖南农民全数的一半。

　　从以上情况看出，农民运动的发展以湘江流域为中心，滨湖（洞庭湖）各县和资水流域次之。在湖南境内，这些地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历来重要，是当时支援北伐战争的基本地区。

　　当时湖南农村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情况，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极详尽、极生动、极热情的叙述。请看，**这样生动地叙述了当时农民的革命专政：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10月以前和10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当时农民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是坚决而猛烈的，同时也做了不少改良风俗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工作。总括起来，湖南农民在**领导下当时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经济的斗争：一、减租；二、减息；三、减押；四、换租约；五、平粜、阻禁；六、取消“东家”一切超经济勒索，如田信鸡、送工等；七、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办农民银行，等等。

　　各县农民的经济斗争，一般是从平粜阻禁开始的。地主阶级把剥削来的谷米，囤积居奇，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各地农会就建立“平粜局”、“平粜委员会”，勒令地主按一般价格将谷米卖给农民。为了阻止土豪劣绅偷运谷米出境，规定谷米由本乡运往他乡，要有区农会的命令，由本区运往他区，要有县农会的命令。许多地方还组织了“民食维持会”，以乡为单位盘仓，调查谷米数量，按人口和年龄分配粮食，按计划采办军米，这样既解决了民食的困难，又保证了北伐军的军粮供应。

　　（二）政治的斗争：一、打倒土豪劣绅：算账，罚款，戴高帽子游乡，组织审判，把个别大土豪劣绅大张旗鼓地处以死刑（长沙枪毙余敕华大会到会两三万人）；二、打倒旧团保制，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三、反对苛捐杂税；四、参与县**，农民协会力量大的县份，县政府差不多唯农民协会命令是从；五、解散团防局，夺取枪支；六、反抗不法军队；七、清剿土匪，等等。

　　随着农会势力的高涨，各地普遍建立了梭镖队，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战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1926年冬，仅湘乡一县就有梭镖10万支，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县，七八万支、五六万支不等。农民就靠夺取团防局的枪支，组织梭镖队，同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三）其他反封建斗争和农村建设方面的工作：禁赌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等改良习俗的斗争；办学校、修路、筑塘坝等工作。这些工作使湖南农村的社会风气，一度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以贫民、雇农为主的100多万农民协会会员，推动上千万农民群众，把乡村兜底翻过来了。在农民力量强大的地方，一切封建统治被打得粉碎，真是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农民在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也都被卷入到这个变动中。

　　“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做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省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随后在12月召开的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确定进一步开展农村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对于平粜阻禁问题作出了政策上的限制，规定在保障当地民食需要的前提下，余谷准予流通，不限价格，并规定煮酒熬糖，非特殊情形不可禁止。当时区委（即省委）认为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农协角度检查，主要是由于成分不纯，混进不良分子所引起，因而在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了各地农协必要时可‘进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97~98页。）

　　大革命时期的党还是幼年的党，还缺乏领导这样大规模群众运动、革命风暴的经验，还不懂得如何纠“左”防右，或纠右防“左”。正如当事人李维汉（大革命时期湖南区委即省委书记）说的：“1926年底和1927年初，当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迫切需要党从指导思想上划清正确和‘左’、右偏向的界限，注意争取中间势力，扩大联合战线，区分革命步骤，制定具体措施，引导革命走向正轨。区委并未做到这点，而在应该怎样看待农民革命斗争中发生的‘左’倾偏向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摇摆不定，在开始纠正群众运动‘左’的偏向时，又有过如洗会运动中出现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