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重峦叠嶂

　　◎书画同源写诗意

　　山水、花鸟本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衬，当它们**出来之后一直比较成功地表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意境，而在这种意境中又大多溶解着一种隐逸观念，那就触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人生意识。这种以隐逸观念为主调的人生意识虽然有浓有淡，有枯有荣，而基本走向却比较稳定，长期以来没有太多新的伸发，因此，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就泛化为一种定势，画家们更多的是笔墨趣味上倾注心力了。

　　——《青云谱随想》

　　中国古代绘画史太长、太深厚，只言片语根本无法将其讲解透彻。绘画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抽象意识发展到集中体现出中国文化、哲学、美学的中国画艺术，乃至发展成为文人画的诗、书、画、印合壁的中国画表现形式。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里的摩诘，指的唐代著名诗人王维。

　　王维，作为我国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写作山水诗的传统，对陶渊明田园诗的清新自然也有所吸取，使山水田园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与孟浩然并称为“王孟”，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世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擅长音乐，精通音律，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被认为是文人画的南山之宗，钱钟书称其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是少有的全才。

　　精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王维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王维的诗现存不足400首，其中以描绘山水田园和歌咏隐居生活一类成就最大。他的大多数山水田园作品，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也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散的情趣，或静谧恬淡，或气象萧索，或幽寂冷清。他也有其它类型的诗作，如反映军旅和边塞生活的作品，其中的写景佳句广为历代传诵，极富代表性的《使至塞上》就是其中之一。

　　王维青少年时即富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中进士第，为大乐丞。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唐玄宗任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慰，察访军情，而实际是将王维排挤出朝廷。这首《使至塞上》便作于赴边途中，记述了出使途中的所见所感，体现了诗人为国为官的责任精神，具有一往无前、浩大坦荡的风范。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人在画面上描绘的景物虽不多，但他用画一样讲究的线条，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景物的基本形态，把自己的孤寂情绪巧妙地溶化在广阔的自然景象的描绘中，层次丰富，概括性极强，仿佛抽象派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诗中有画的特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得意气飞扬、风格雄浑、气象开阔。只十个字就生动而形象地写出了塞外雄奇瑰丽的风光，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

　　王维在本诗中，虽然面对的是景象开阔的塞外：大漠、长河，但由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个人的失意情绪。这种个人的不得志与当时的朝廷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向器重诗人的宰相张九龄在这一年被贬为荆州长史。学术界一直认为张九龄罢相是王维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的转折点。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王维思想的积极进取与消极退避是由张九龄罢相退位，李林甫执政来决定的。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作为一代才子，王维少年得志，名传遐迩。从大唐盛世走来，经历了好友孟浩然的故去，又走过了“安史之乱”，官至尚书右丞。但终其一生，仍然多遇坎坷，极不顺利，竟至险遭杀头之祸。王维的丰富阅历使他的诗歌打上了各个时期的烙印，反映出了他内心世界变化的轨迹。他的情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生的际遇，在他的诗歌里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痕。如今，虽然烽烟不见，但烽火台依旧，从那弯弯黄河水，茫茫大漠沙的迷人景色中，仍然可以找到当年王维作诗的意境。

　　从中国画发展的各个时期的状况来看，无论哪个阶段的绘画形式，都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底蕴，并且以此形成了中国画独有的艺术表现特色。中国画与中国书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中国的书法与绘画都未离开中国的毛笔与宣纸，两者虽然一书一画，但是在笔墨的运用上却都讲究功力。在这种相得互补的情况下，出现了“书画同源”之理。所谓“书画同源”，正是在这种特定的中国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中国书画之间的用笔、用墨同出一辙的比喻。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豪气万丈的苏东坡，同时他也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柔情似水，而“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则体现了他的飘逸潇洒。天才横溢，神完气足的苏东坡，在散文、诗词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在书法、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能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独创一派，不仅表现在他创造了有名的墨竹，还表现在他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苏东坡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

　　苏东坡画墨竹，师从文与可，但比其更加简劲，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可见其作画很有想法。同时，苏东坡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而自创新意，自成一家。其书法风格**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在论书画方面，苏东坡也很有卓见，其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他将诗、书、画、金石溶于一炉，在其意到笔不到的不求形、似逸笔草草、聊以自娱的写意宗旨引导下，文人中必然会形成一个笔墨丹青世界里争奇斗胜的写意画局面。

　　绘画在书法创作中究竟起多大作用，恐怕是一个难以量化的问题，但二者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书法与绘画都是在传统的美学思想、审美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视觉艺术。一个具象一个抽象，其格调品第相通。绘画要求的形神、意识同书法的要求是一致的。绘画强调的对立统一，中和之美也是书法的创作与审美取向。绘画的创作讲求墨法、水法、笔法、章法，书法也同样讲求这些，所以说绘画在书法中的表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诗为画提供了精神与气韵的情调，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在具体作品中讲求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并且通过在画面上题写诗文跋语，表达画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既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又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方面，王维和苏东坡都是集大成者。

　　◎残枝怪鸟画人生

　　中国古代绘画中无论是萧瑟的荒江、丛山中的苦旅，还是**中的飞鸟、危崖上的雏鹰，只要是传世佳品，都会包藏着深厚的人生意识。贝多芬的交响曲，都是人生交响曲。

　　——《艺术创造论》

　　一直觉得朱耷有些神秘，了解多了，便觉得他有些传奇，他的神秘和传奇总是让人无限遐想，古今作家也不止一次以他为题材进行创作。他的神秘与传奇主要表现在他的身世和画作上。

　　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生于明朝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字法崛，号刀庵、个山、雪个、驴屋、灌园老人、八大山人等，一生所用名号多达五十多个，其中，以“八大山人”的名声最为显著。朱耷天赋极高，自幼受祖辈的艺术教养，八岁能写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十九岁时，清兵入关，他遭受到国亡家破之痛，忧伤悲愤无处发泄，由口吃而佯作哑子；后又隐姓埋名，削发为僧，过了十三年的僧侣生活，与原济（石涛）、髡残、弘仁合称“清初四高僧”，为四僧之冠。还俗后不久，在江西南昌修建青云谱道院，韬光养晦，取名朱道明，字良月，号破云者，这些名号都寓有怀念明王朝的含义。

　　余秋雨先生在《绝境回来》中曾提及“艺术的真正大气，产生于绝境。这种绝境倒未必是饥寒交迫、生老病死，而是生命中更为整体的荒漠体验和峭壁体验。放逐、撕裂、灭绝、重生，这才有了彻心彻骨的灼热和冰冷，这才会知道人世间最后一滴甘泉是什么，最难越过的障碍在哪里”。由于朱耷处于国破家亡的年代，作为明皇室后裔，悲伤之情自然溢于言表。同时，这也造就了他沉郁、孤独、怪癫的个性，加上当时政治上的高压，朱耷只能潜心于艺事，并在艺事上尽情发泄对清统治者的不满。最终成为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画家。

　　朱耷的画经常以一些残枝、怪石、怪鸟、丑鱼为内容，遗世**，孤高冷峻。呈现出一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动物入其画中，常常白眼向上。如此绘画风格虽然常常令人叹为观止，啧啧称赞，却总会给人一种冷漠和虚寂之感，似乎天地都在沉沦，那画作中传递的傲气给人心灵以震撼。余秋雨先生对朱耷的画有其特有的评价，他认为“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朱耷是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余秋雨先生看中的正是朱耷那体现在绘画中的强悍的个体生命特征。

　　以小说和散文著名的作家峻青，与余秋雨先生的观点相似，在《青云谱》中，他重点品评了朱耷用以体现其民族气节的绘画技巧，通过他对朱耷画风、题跋、款识的解说点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遗民和艺术家的形象。再追溯的远一些，清“四僧”之一的石涛大师曾称赞朱耷的艺术境界：“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如此高的美誉，世所罕见。

　　其实，朱耷的画，浸润了很浓的个人悲剧意识，弥漫开去的是对于世情的沧桑和感悟，是一种浮世的悲凉。

　　朱耷一生，绘画、书法、诗词、篆刻等无不擅长，主要从事书画创作，极富个性和创造性，绘画精于花鸟、山水，尤以花鸟著称于世。他的花鸟继承了明代陈淳、徐渭写意的技法，但画风比陈淳更冷峻清逸﹔比起徐渭更狂放怪诞，寓意也更深刻，并达到了“笔简形具”、“形神兼备”的境界。

　　朱耷绘画主张一个“简”字，往往以极其精简的笔墨表现复杂的事物。在他笔下，无论是小鸟、小鱼、小鸡，还是一花、一木、一石，寥寥数笔，似乎已到了不能再少一笔的境地，但却能画出对象的立体感，非常的生动，这在他的花鸟画上尤为突出。当然，他的简笔花鸟画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画家通过对大自然的精细观察，把真实形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再加以艺术的夸张而创造出来，做到了“笔不工而心恭，笔不周而意周”。这一点，是所有古代画家难以企及的。正如清代戴熙所言：“画在有笔墨处，画之妙在无笔墨处。”笪重光也说：“无画处皆成妙境。”朱耷通过极为简洁古拙的手法，因心造境，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朱耷的构图多“截枝式”，形象往往怪异，基本不顾法度，信笔狂涂，这已形成了朱耷艺术的一大特色。拿其花鸟来说，朱耷擅画松、荷、石、鱼、鸟，他画的荷，与以往画家有著明显不同，他笔下的荷，不重花而重时，写其临风摇曳、舒转自如的风姿﹔他画的松，高古奇崛，丑中见美﹔他画的鱼、鸟形象夸张，常把鱼鸟的眼睛画成方的，眸子点在眼眶边，白眼朝天，冷光逼人。他有一幅画，画中只有一二条游鱼，别无其它，留下来的空间似乎也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烟泼无尽，并留给观者想象余地﹔他的山水构图也是别具一格，常绘“残山剩水”的景致，却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朱耷依仗一支笔，无论从立意、构图还是题诗、落款都充分表达了他对国破家亡的难言陷痛和悲愤凄凉的心境，同时宣泄著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他曾作《牡丹孔雀图》题有一诗：“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画面为二只丑陋孔雀，尾拖翎毛三条，站于不稳的石土，以讽刺清王朝。另外他的落款也是独具风格，含意深刻，题时将“八”与“大”、“山”与“人”紧联起来，写成“哭之”或“笑之”的形象，寓有哭笑不得之意，表达了他愤世嫉俗，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余秋雨先生曾因此呼吁如今的画家：“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进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朱耷的书法也是独树一帜，成就极高。山水画大师黄宾虹曾认为朱耷“书法第一，画第二”。朱耷的书法早年学欧阳洵的楷书，行书师黄庭坚、米芾、董其昌，后又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书，晚年善用秃笔，线条粗细均匀，布置大小参差，流畅圆润，刚劲内敛，处处表现出傲岸不驯的笔致情态。他的简笔写意花鸟画，以独特的面貌，开一代新风。他的书法亦与他的绘画风格相似，极为简练，其在许多绘画作品上的款跋，相当精彩奇巧。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会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也能诗，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题上自己随兴发挥的诗，意境也就充足了。

　　朱耷的书画对后人影响深远，郑板桥、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弘一等均受其熏染。郑板桥曾题过这样的诗句评价朱耷的书画：“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水多”。可见，朱耷的艺术格调已是超越了“崇形”和“求神”，而达到了“追意”的境界了。余秋雨先生在《艺术创造论》中说过“杰出的艺术，必须超越对真实的追索（让科学沉浸在那里吧），也必须超越对善恶的裁定（让伦理学和法学去完成这个任务吧），而达到足以鸟瞰和包容两者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中心命题就是人生的况味”。

　　朱耷的艺术风格，至今仍是中国画坛上的一个高峰。由于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后人临摹较多，其中以张大千临摹水平最高，许多作品几可乱真，并骗过了不少鉴定家，有的作品至今还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珍藏。

　　穿过历史的时空隧道，仿佛看见一身道士打扮、脸色清癯的朱耷静坐于团蒲，焚香净气，“图书自仙室，山斗望南都”，“谈吐趣中皆合道，文辞妙处不立禅”。朱耷奇特的人生遭遇和**之人格、自由之性灵，是其独特绘画风格形成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后人仰慕、怀念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