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让世人认识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光辉灿烂的国家。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赞叹道：“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暂处衰势时它会隐匿自保、清高**，而一旦有兴盛的可能，总是百川连注、众脉俱开、气吞万汇。”

　　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悠久性与绵延性，仅仅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而言，便有五千年的漫长发展历史。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在空间里蕴藏着广袤地域范围内的各种多姿多彩的文化。《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思则久，久则征，征则悠久”，纵观世界各国，唯有中国文化还存在着博大、独特、丰富、传承等诸多方面的特征。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灿烂辉煌的华彩乐章可供人们欣赏领略，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极为复杂的不断转换或衍迁的过渡性变局，仿佛穿行于风光旖旎、千回百转的画廊中一样。

　　几千年文明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第三次浪潮”，传承精华、延续薪火的最广泛载体，无疑当属于书籍。藏书文化廓清了传统文明生生不息的发展线索；图书典籍，有兴有废，亦聚亦散，精华光大，糟粕泯亡，记录了中华文化的嬗变轨迹；一座座藏书楼在时代与人性的考验下穿越历史走来，昭示着“古典文化事业”在产生、传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从藏书历史中我们感悟到了沧桑和无奈；教育也是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机制，人类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有赖教育予以保存和传承。历经荣辱兴衰的书院文化，再次复兴在我们眼前，面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合，我们该如何抉择？语言在我们的生活里起着重大的作用。也许由于太平淡无奇，所以我们对语言很少注意，但语言承载的文化又何止是一个“浩瀚”所能形容的！在我们的教育计划或者哲学家的思考里，语言的地位太低太低。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最多，但世界通行的语言却不是汉语，当汉语在世界一路走红的同时，我们是否错过了它“内冷外热”的一面，是否该思考一下现行的教育体制究竟怎么了？

　　精博传世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变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击的过程中，互相会通融合，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而形成新的文化。虽然当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活跃着大量的西方文化因子，但中国人应当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题叙中说到“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在收藏背后呼唤

　　◎风雨中文化遗存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风雨天一阁》

　　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想而知，没有书的世界，人类的记忆就好比流动的沙丘，生命的根须将无法驻足，疲惫的心灵将得不到生息。我们不禁要问：书是什么？无数书生跳入书海，寻求答案，往往穷尽毕生的心血和忠诚。书，是圣贤们与我们永恒同在的活的灵魂；书，是人类崇高面孔的左右脸庞，书，是承载着知识的海洋。一本书铸就一个不灭的灵魂，一本书成就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杰出的民族，一段辉煌的历史。因此，书籍是大于时空的意义符号，书籍是人类精神不灭的象征。正是由于对书的敬畏和爱戴，世上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收藏书籍当做生命的真谛，呕心沥血只为寻求那一片知识的栖息地。

　　在我国古代，有这样一些文人学士，他们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由于清苦寒贫，他们无法收藏很多的书，而这些书往往又因为改朝换代而失散流离。所以，余秋雨先生说“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藏书楼达一千多座。然而历经沧桑，现存于世的仅有120多座，其中大多更是“楼在书亡”。

　　都说“乱世藏金”，可是在我国清朝末年藏书的习惯却蔚然壮观，形成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四大书籍收藏家及其藏书楼。它们分别是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和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四位藏书楼的主人，又被称为“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在四家藏书楼中，铁琴铜剑楼排在第一位，因为它是清中叶以来，历史最为长久的藏书楼。有诗云：“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

　　铁琴铜剑楼，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里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读书藏书为乐。创始人瞿绍基，自幼就喜读书，深受家乡藏书文化的熏陶，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许可，使他能一心一意收藏书籍。经十几年的收集，瞿氏的藏书达10万多卷。瞿绍基的藏书处原叫“恬裕斋”。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解放后，“铁琴铜剑楼”藏书几乎全部归入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经历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阶段，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和藏书楼，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源阁，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海源阁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杨以增所建。杨以增平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爱读书，特别喜好收购书籍。他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正值战乱，一些藏书家纷纷将书散出，杨乘机收购归入自己的海源阁。他儿子杨绍和（同治进士）又有所扩充。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海源阁藏书浩瀚，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如今藏书约4000余种、22万余卷。珍本书主要得之于黄丕烈等藏书家，很多是孤本秘籍，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四大藏书楼中以瞿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杨氏藏书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

　　皕宋楼，位于浙江湖州，藏书为三部分：皕宋楼（藏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本）、十万卷楼（藏书以明刊本为主）、守先阁（藏明后及明刊的重校本和传钞本）。据时人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说皕宋楼中藏有“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皕宋楼创始人陆心源是清咸丰时举人，一生爱书，从青少年时就开始藏书。陆心源一生著述颇丰，是一位大学者，其遗作汇成洋洋大观的《潜园总集》达940多卷，藏书达15万多卷。可惜陆心源的后人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保护那一大批书籍的，却不知道其价值并非仅仅为了收藏而收藏。在陆心源去世后13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陆心源长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以6万元卖给了日本人，后归属日本财阀岩崎静嘉堂文库。此举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著有《书舶庸谭》的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这次事件被称为“皕宋楼事件”。后陆树藩将守先阁剩余之书捐赠给刚兴办的海岛图书馆。

　　八千卷楼位于浙江杭州，主人丁申、丁丙被时人称为“双丁”，丁氏兄弟均博览群书，对图籍嗜藏不怠，一生专好读书治学，在其祖父丁国典、其父丁英藏书的基础**求图书，或购或抄，在将近30年间，聚书1.5万多种、20余万卷。除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约百种之外，明刻精本、《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日本和朝鲜所刻汉文古籍等较多，是其藏书的主要特色，并且其中很多都曾为明清藏书家所递藏。丁氏宅院的祖居自清末、民国和抗战后日渐衰落，丁氏子孙徙居各处，八千卷楼也似“王谢旧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后人将全部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该馆辟专库贮藏，完好无损。丁氏兄弟传名后世，不仅因为家有8000卷藏书，还因为他们在战乱中尽力抢救和保护了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藏书楼走到了现代，积蓄、升华、蜕变、涅槃，图书馆成了它的最后归宿和崭新化身。面对风雨沧桑的藏书楼，余秋雨先生不禁感慨：“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从各大藏书楼创建和它代代相传的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独特而艰辛的流传方式，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良知和坚韧精神，又反映了家庭代传的封闭系统不可避免的困惑与悲剧。对于那些珍藏书籍的人来说，他们的精神生命大于他们自己的领域，因为目力所及，都是人类崇高思想的精髓，是大于世界而永恒于世界的存在。

　　中国深厚的文明，使每一册书籍都散发着诱人的灿烂。在莫高窟的耳洞里，我们发现了大量古代文书，史称“敦煌遗书”，其数量、内容、范围、价值，前所未有，国内外学术界以此形成了一门当代的显学——敦煌学。从此一例，中国藏书文化的博大浩翰可见一斑。季羡林先生曾感慨“中国藏书事业甲天下，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历史上图书所遇浩劫也是非常之多。罪责难逃首推秦始皇，焚书禁书，以期江山永固，万世长久，孰料过了十几年就乌呼哀哉了；曲阜孔府中的鲁壁，是孔子后人藏书于墙中，冒死抵御专制的感人场景的遗留。项羽的又一把大火，烧嬴政的皇宫烧他的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倒是明智的萧何知道藏书的重要，抢救、保存了很多重要文献，在西汉坐稳天下后，又主持建造了石渠、天禄、麒麟等藏书阁，使皇家藏书固定有序，像模像样；清代乾隆帝力倡读书藏书，主持修订《四库全书》，但在建造七阁、彰扬天一阁、集纳书籍的同时，也销毁了几千种十多万部不利于统治，语涉伪妄、抵触、违碍、讥刺、诋毁、悖逆的“不经之书”。至于民间自行闻风而弃而毁的书籍就更不计其数了。清末民国，觊觎中华文明已久的西方列强，终于有机会乘虚而入，大肆搜罗，使许多中国文人精心收罗的珍贵典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流落海外，成为远离故土的“海外游子”。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可以阅读，透视古今。今天，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国泰民安，文物书籍外流的态势终于止住了。国内的藏书界正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以期实现流散异邦的古籍文典早日“回归”。

　　◎融入藏书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收藏昨天》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势。在人与物的对峙中，人生因为收藏而美丽，藏品因为藏鉴而闪烁。我们可以从收藏中感悟其承载文化的深意，体味物趣，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从而达到一种品质的提升，创造一种更高的境界；而收藏品则揭示了一个时期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走向，跨越时空，见证着人类的发展。因此，收藏也是一种精神和境界。

　　我国有不少名人深谙收藏之道，他们涉猎广泛，藏品丰富。收藏因名人而更具活力，名人也因收藏而更显风采。其中以藏书最雅，一些名人甚至将它作为自己毕生的心爱事业。

　　中国私家藏书绵延至宋，已成为士大夫的普遍时尚。北宋司马光，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曾经做过宰相，还主持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爱读书，也爱藏书，有“藏书癖”之称。他家建了一座藏书楼，内有各种文史书籍万卷以上；他埋首于这座藏书楼达数十年之久，还给它的所在地取名为独乐园。他很爱惜书本，每次读书前，为免把书弄脏，总要先揩抹桌面，铺上一层毡毯，然后小心地把书平放在毯子上，这才开始阅读。每当他看完一页，总是先用大拇指轻轻托起书页边缘，然后加上食指，小心地翻过，从来不用指甲去刮书页。他轻易不肯捧着书读，更反对人家把书卷起来读或把书页折角。

　　南宋大诗人陆游，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一生嗜书，藏书丰富，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居室取名“书巢”，在书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但是长期以来，他作为藏书家的声名却为诗名所掩。

　　鲁迅先生是尽人皆知的伟大文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一生热爱收藏的收藏家。他把收藏除了作为一种休闲消遣外，还用来增长学识、探究历史。他常常买些自己感兴趣的古器古籍回来，作为研究和探讨之用。鲁迅先生也酷爱藏书，其一生藏书费用约合今日人民币52万元。在他的《鲁迅日记》中记载着明确的书账：购藏9600多册书籍、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计16500件图书。从他开始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到最终在上海病逝，24个年头中，鲁迅收入的平均11.1%，专门用来藏书购书。

　　**既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和诗人。他一生酷爱读书写字，个人藏书达10万余册，有的是买的，大部分是别人赠的。他有一枚藏书章，是1963年请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家吴朴堂刻的一方“毛氏藏书”印章。他的所有藏书上均盖有这枚藏书印章。书中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三角、叉等符号满目都是。因为收藏、阅读了大量古籍，**无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都喜欢引经据典，达到了信手拈来、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

　　我国许多藏书家的乐趣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图书上，他们还喜欢在新获图书上盖一方自己的印章，以表达个性情志。明代藏书家祁承的藏书印章是：“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不仅流露出了爱书之情，而且表达了读书之乐。清人《榆园丛书》作者许益斋，其藏书印文深含哲理：“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其藏书观、珍书情，更显境界高雅。与藏书章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藏书票”。它是一种小小的标志，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是读书人爱书、藏书的标志，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魂”、“书海之帆”等。

　　世界上第一枚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是由德国人设计制作的，迄今已有550年的历史。这枚藏书票的画面是一只嘴里衔着野花的刺猬，上面写着“慎防刺猬一吻”。接着，藏书票传入英国、法国及美洲**。17世纪后，收藏和交换藏书票成为一种时尚。随着艺术品收藏的兴起，各国先后成立了藏书票协会。藏书票的产生虽然比邮票早300年左右，但与邮票类似的是，它从出现之日起，就演变为收集和收藏的对象，甚至有时它的收藏功能已经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是，藏书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它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和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

　　藏书票在20世纪初传入日本,大约20世纪30年代初传入我国。其实，在此之前，一些传教士、西方学者和外交官就已经将藏书票随书籍带到了中国（上海图书馆有收藏证明）。我国现今发现的第一枚藏书票大约出自1914年，它是中国**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发现并收藏的。该枚藏书票贴在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上，印有“关祖章藏书”字样，画面是在满壁皆书的书房里，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搜索图书，秉烛展卷。在辞典的扉页上，还用钢笔写有如下英文字句：“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该枚藏书票用西方引进的木刻技法，构图又完全是中国古典传统风格，极具收藏价值。

　　因为藏书票不仅具有艺术欣赏功能，更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所以很多藏书家和艺术家都喜欢收藏、制作藏书票。鲁迅先生就很关注藏书票，曾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买过，现在，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还珍藏着鲁迅先生收藏的各国和中国早期藏书票。鲁迅先生对藏书票的迅速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凤凰”便产生于30年代的上海。它是由著名作家叶灵凤，于1933年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和诗人郁达夫等人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并开始注意和推介藏书票。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后来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受其影响，也积极制作藏书票。可见这枚书票有史料和艺术双重价值。

　　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如今，中国的藏书票已普及全国、走向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余秋雨先生在《收藏昨天》中提到“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是一种情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便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和对书籍的热爱。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读书人，一不小心便沦为藏书人，虽然他们常常有书不读，却能专注于藏书，所以想要得到好书很难。历史上只藏书不读书的人有不少，登峰造极的莫过于天一阁的主人范氏子孙，他们甚至把藏书作为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钱绣芸，一位为了能到天一阁里看书而不惜嫁给范氏家人的伟大女性，最终只能因为其家族保守先祖遗产的严格条款规定而郁郁终老。1673年，黄宗羲成为范氏家族允许登楼查看其藏书的第一人，此后范氏家族也改变了其规定：只要是具有真正大学问的人便可以入阁观书。

　　在我们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有时候，精神文化是很难得以传承的。精神较于物质让人更难以坚持。书籍，在中华民族有了文明史以来，就成了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的工具。它的流传，比人的繁衍有时候还要困难。因为，除了保证不因人为的破坏而中断以外，还需要一种极其坚强的毅力和精神。范钦一家围绕创办天一阁的故事，让我们领悟到，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人要具有一种文化精神。

　　精神是构成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没有精神，再多的文化也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存在了，也会消失和毁灭，只有精神才能使它永远存在，并受到它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