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的表出

　　文章的内容不外乎作者的意念，意念可以从外界的事物收得，如观察某一件东西，经验某一件事情，可以收得许多意念，把这许多意念写出来，就成记叙式的文章。意念又可从内部发生，如眼前并无某一件东西或事情，作者可以对某一件东西或事情发生个人的感想或意见，这感想或意见，就是意念，写出来或成感想式议论式的文章。

　　意念是无形的东西，文字是它的符号，一个意念，可有许多符号。我们在辞书里检查字义，常看见一个字用别的字来解释，如《说文》“今”字下说“是时也”，《尔雅·释诂》说“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今”和“是时”同是一个意念符号，“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和“始”也同是一个意义符号。一个意义符号可随时代演进增加，如依我们今日的用语来说，“今”不止可解作“是时”，还可解作：

　　目下目前现在眼前当代现代斯世并世我们的时代这个年头……

　　“始”字除了那些古义以外，也还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如：

　　滥觞渊源开端起头起源发生发端发创起首开始开头开创开场揭开序幕第一步暴破题儿第一遭行翦彩礼……

　　这些词儿，虽有雅有俗，可是都可用作“始”的解释。

　　一个意念，符号可以多至不遑枚举。“死”的一个字，据我所知，从“崩”“薨”“卒”“亡”“物故”“物化”“即世”“逝世”等等起到“翘辫子”“口眼闭”“两脚直”“见阎王”“着木头长衫”“呜呼哀哉”等等止，差不多可有近二百种的说法，符号之繁多，真是可惊。任何一个意念，只要从多方面去考察，就会发见各式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往往是辞书上所不载的，林语堂先生曾有编纂《义典》的计划，拟将意义相同的词儿或成语，按事类辑在一处，可惜还没有成书。（《编纂义典计划书》见开明出版《语言学论丛》）

　　一个意念有许多符号，我们在写作或说话中，对于这些符号，应该怎样去使用呢？符号好比俳优的服装，要表出一个意念到语言或文章上，好比送一个俳优出舞台去给观众看，这俳优该怎样装束，怎样打扮，是戏剧家所苦心考虑的。文章家也该用和这同样的苦心去驱遣符号。

　　第一，符号既是意念的服装，服装要收藏得多，才能供给需要，如只有一身，就枯窘可怜了。从前有句老话叫“学文须先识字”，字原是符号。但一个个的方块字是意义不完足的；我们不妨把“字”改作“词儿”或“用语”，对于某一个意念，知道的“词儿”或“用语”越多，运用起来越便当。例如：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李斯《谏逐客书》

　　这里面的“拔”“并”“收”“取”“包”“制”“据”“割”等字，所寄托的意念可以说只是一个。彼此互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老是用其中的一个，毫无变化，就觉得窘态毕露，不好看了。文章家在有变化符号的必要时，常费了心思去求变化，如韩愈《画记》云：

　　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

　　“橐驼三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等于说“四头”，可是作者不直说“四头”，却应用了算术上3+1=4的计算方式，故意做着弯曲的说法。这明明是为了求变化的缘故。

　　第二，须依照情境，把符号严密选择。“词儿”“用语”既认识得多了，选择的功夫更不可忽。选择的标准，积极的只有一个，就是求适合情境。这情境一语，包含甚广，说者作者自己的心境，对听者或读者的关系，以及谈话或文章的上下部分等等，都可以包括在情境一语里面。同是一个意念在不同的情境之下，该有不同的说法。如：

　　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

　　——汉文帝《赐南粤王赵佗书》

　　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胡适《差不多先生传》

　　“弃群臣”“即世”“一命呜呼”都是死的意思。“弃群臣”是表示君之死的，“即世”可通用于诸侯大夫，现在甚至一般人的死去也可适用了。汉文帝为“高皇帝”的儿子，“孝惠皇帝”之异母弟，所以称“高皇帝”的死叫“弃群臣”，称“孝惠皇帝”的死叫“即世”。至于“一命呜呼”只是一种谐谑的说法，《差不多先生传》原是一篇有谐谑性的文章，所以可用“一命呜呼”的谐谑语。

　　一串意念相同的符号，普通叫作同义语，其实符号与符号绝不会全然同义的，只是一部分的意义互相共通罢了。例如“人口”“人手”“人头”都可作“人”解释，但如果说在表达“人”的意念时，任何符号都可通用，这就大错。这些符号各有各的特色。如说：

　　家里人口多，生活就不容易了。（甲）

　　这工作太繁重，怕人手不够。（乙）

　　人头税是一种按人征收的捐税。（丙）

　　（甲）从食物说，所以用“人口”，（乙）从工作说，所以用“人手”，（丙）从个数说，所以用“人头”。如果彼此互易，就不成话。

　　还有，言语这东西是会因了时代而变迁生长的。一个符号，本身意味往往会今昔不同。例如，“少爷”“小姐”本来是对青年男女的尊称，近来意味已转变许多，含有讥笑鄙薄的意味，虽生在富贵之家的青年男女，也不愿接受这些称呼了。又如：“**”“相好”都是表达未经正式婚姻的相爱的男或女的，但在现今，你如果对在恋爱中的朋友称他或她的对手叫“**”或“相好”，必会引起不快，于是“恋人”“爱人”等新语就应运而生了。政治的纠纷，非常微妙，近来报纸上常见到×派与×派间发生“摩擦”的标题，这摩擦是新语。放着“冲突”“斗争”等等陈语不用，故意把“摩擦”做如此解释，也是有意义的。诸如此类的变化，只好随时随地去体会，用锐敏的感觉力去辨别，寻常的字典上是翻查不出的。

　　选择符号的积极的标准是求适合情境。此外还有一个消极的标准，就是求意念明确。选择符号从积极的标准说来，固然要叫它适合情境，如果找不到适合情境的符号，就是创造新符号也不妨。可是消极的方面也须顾到。我们用符号来表示意念，最要紧的是照意念明确表出，不致发生误解。例如：

　　东亚大战是在卢沟桥揭开序幕。

　　这用“揭开序幕”来表出“始”的意念，是很明确的。如果说：

　　我整理书籍昨天已揭开序幕了。

　　这里的“揭开序幕”如果也是表示“始”的意念的，那么就不明确。听到这话的人也许以为“已把藏书室的门幕拉开”了呢。又如：

　　今日是十四天再过六日就是二十天了。（甲）

　　今天是十四日再过六天就是二十日了。（乙）

　　“天”“日”原同是表日子的符号，可是习惯上用法有时有分别。说“今天”“明天”和说“今日”“明日”原没有两样，说“十四天”“二十天”和说“十四日”“二十日”是不同的。譬如今天是一月五日，要说“一月五日”，不该说“一月五天”。上面两个例，（甲）只是计算日数，说话的时候不限在某月十四日，（乙）在计数日历上日子，这话正是在某月十四日说的。此种关系，如果弄错了也便会犯不明确的毛病。

　　不明确的原因大半由于歧义。一个符号可做这样解，又可做那样解，于是就不明确了。这种毛病，是容易犯的，甚至文章家也难免。如：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韩愈《杂说》

　　有人批评这里面的两个“千里马”，所代表的并非同一意念。因为上文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有伯乐”是“有千里马”的条件。下文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岂非先后自相矛盾？所以这两个“千里马”，并非同一意念的符号，上面的“千里马”是名实合一的“千里马”，下面的“千里马”，是有“千里马”之实而无“千里马”之名的“千里马”。用譬喻来说，上面的“千里马”犹之“博士”，下面的“千里马”犹之“有学问的人”。如果要明确地说，应该是“世有伯乐然后千里马获有千里马之名……”

　　以上所说的意念和符号的关系，是全从词儿或用语着眼的。意念的表出，还可再把观点扩大，从整串的说话或文句着眼。一串说话或文句，常有可用一二字包括的，例如：

　　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韩愈《祭十二郎文》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冬获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晁错《论贵粟疏》

　　第一例“而”字以下数句，等于说“衰”。如果说吾年未四十而“衰”，原也足以表出同样的意念，第二例“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就是下文“四时之间无日休息”的意念，可以说是一种重复的说法。

　　“衰”和“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在一例里是表达同一意念的符号，作者何以不取“衰”而取“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呢？这是效果上的问题，在这情境中，“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比只说“衰”还具体得多，动人得多。第二例只说“四时之间无日休息”，还是概括的，上面“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是一一列举的诉说，因为这段文章的目的就在诉说农民的苦痛，所以不觉其重复，反觉适合情境，效果增加了许多。

　　一串说话或文句该怎样说？换句话说，该用什么符号来表出？这标准也可有两个，一是积极的，求适合情境。“不战”和“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见《国策·苏秦以连横说秦》）是同一意念的符号，“天下乌鸦一般黑”，“东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皆俚谚），和“滔滔皆是”也可做同一意念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简说的，有详说的，有直说的，有用譬喻的，此外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意念的时候，用得合乎情境，用得有效果，就任何符号都好，否则就任何符号都不好。

　　还有一个是消极的标准，一串说话或文句之中，各句都自占着地位，同时对于上下文也各有关系。逐句的安排，要合乎习惯没有毛病。试用前面举过的韩愈《画记》的例来说：

　　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

　　不说“驴四头”，前面曾说过为求变化，如果就一串文句看，还有一个理由可说，就是为了要用“驴”来把这一小段结束。如果说“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驴四头”，不但缺乏变化，语气不能完结，全篇的段落就因之不分明了。平心而论，“驴四头”，“四头”就是了，故意说作“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原有矫揉不自然的缺点，但这样改说，在结束上究竟收到了效果。功过利害可以相抵而有余的。又如《杂说》中两次用“千里马”，意念不一致，是一个缺点，但在别方面颇获得了奇警的效果。如果改作“世有伯乐，然后千里马有千里马之名”就平凡得多了。

　　要将一句句子摆入一串文句里面去，从一串文句或全篇文章考察起来，问题是很多的。用一个意念来造句，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譬如：一匹马在路上跑过把一只黄犬踏死了，这事可有好几种写法。关于这，从前的文章家曾有好几个人造过句，叫作“黄犬奔马”句法，是很有名的。如下：

　　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穆修）（甲）

　　有犬死奔马之下。（张景）（乙）

　　适有奔马践死一犬。（沈括）（丙）

　　逸马杀犬于道。（欧阳修）（丁）

　　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之友）（戊）

　　（甲）（乙）（丙）见《扪虱新话》，（丁）（戊）见《唐宋八家丛话》，前人对于这些句法，孰优孰劣，批评不一。其实，一句句子的好或不好，要看上下文的情境，单独抽出一句来看，是无从批评的。上面五种句法，有观点上的不同，有的从“犬”方面说，有的从“马”方面说，又有繁简上的不同，有的只六个字，有的多至十余字，可是当作表出意念的符号来看，是同一的。犹之“四”是“四”，“三加一”也是“四”，说“四”好呢？说“三加一”好呢？要看情境才能决定。

　　以上已就词儿、文句两方面略论意念和表出符号的情形，意念的表出方式和符号的运用，还可更进一步，扩大范围，从篇章方面来考察。意念可大可小，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做符号，可以用一串文句来做符号，也可用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来做符号。有许多文章，全篇可以用一个意念来简单地概括。如：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七步诗》

　　大家知道这首诗是讽示曹氏兄弟间猜忌的，兄弟间不该猜忌，是意念，这首诗就是寄托意念的符号。由此类推起来，《列子·愚公移山》可以说是“精诚感神”或“有志竟成”的意念的符号，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可以说是“苛政害民”的意念符号，易卜生的《娜拉》，《镜花缘》的“女儿国”，可以说是“妇女地位应改革”的意念的符号了。表出一个意念，用诗呢，用故事体裁呢，还是用小说或剧本的形式呢？是作家们所苦心考虑的问题。这话牵涉文艺作品全体，和普通的所谓文章法则相去太远，不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