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复关心我的读者朋友们（代后记）

　　我相信，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因为在创作上，我自己就是很笨的。

　　我相信：文学是温暖的事业。因为我得到过许多人温暖的帮助。

　　我是怎样走上了这条现在颇为拥挤的文学小路来的呢？我忘不了他们！我要写写他们！没有他们，也许我没有一个字会变成铅字……

　　小时候，我曾经做过文学家的幻梦。不过，很快，那美梦就破碎了。

　　我们家祖辈都不认识字。我父亲一个人在外闯荡，识文断字了，充其量是高小文化程度。不过，老人家爱书，爱让我们孩子读书。我上小学之前，一天，他下班回家，给我买回来一本《小朋友》，这便是我读的第一本书。我到现在还很清楚记得那里面有一个故事，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到阅览室看画报，偷偷地把画报上的一幅毛主席画像撕下去，拿回家，后来认识了错误，又把画像送了回去……那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故事，却是那样吸引了我。

　　我爱上了书。大概小学三四年级，我的衣袋里第一次有了家里给的几毛零花钱。我们家对门有一所小邮局，里面放着一个书架，卖一些杂志，我踮着脚尖，几乎把每一本书看了一溜够，最后花了一毛七分钱买了一本《少年文艺》。我清楚地记得：那里面登的第一篇小说是刘绍棠同志的《瓜棚记》，贺友直同志精彩的插图。到现在，我还记得小说的故事，插图的画面……这是我自己买下的第一本书。我一直把它保存到去北大荒，最后让别人借走了，没有还回来，献身给了北大荒。

　　我就这样迷恋上了文学。我认识了叶圣陶、谢冰心，认识了任大霖、任大星，认识了罗大里、盖达尔……自然，全是通过了他们的作品。于是，我自己开始偷偷写起东西来了。我梦想自己也能象他们一样，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我写了满满一百多页的一个日记本。初二时，我和伙伴们编起了自己的刊物，老师给我们起了名叫《小百花》。我的第一篇东西就发表在这里。只是，我记不起它的题目，写的是什么了。足见写的十分幼稚，理所应当被遗忘。可是，当时，我却是敝帚自珍呢。少年心事当拏云哩！

　　这一年，是我们汇文中学建校九十周年。我这厚厚日记本在校史展览馆展览了。这对我无疑是极大的光荣和鼓励。谁知道，展览结束，我的日记本不翼而飞，不知被哪位好心的同学偷走了！我的脑子一下子炸了。那里是我这几年全部的心血和希望呵！我恨不得哭一场。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当时，我竟然经不起现在看来一个杯水波澜。我悲观起来，不打算再写什么这些劳什子了。

　　就在这时候，一位女老师找到我。她参加过志愿军，到过朝鲜战场，是部队文工团的团员，能拉一手好提琴，还会演话剧。我只是见过她，却从来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因为她是负责管理学校图书馆的，根本没教过我们课。

　　她对我说：“没什么！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时候，草稿几乎全部掉进大山，他还是坚持重新写完了！”

　　我当时心里顿时感到温暖起来：有人关心你！有人相信你！而且，完全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以后，我到图书馆借书，破例，她允许我进里面自己找书。而且，把一间封存旧书的房间钥匙交给我，那里面，尘埋网封，书摞得象小山，没有人整理，却给人以一种原始本色的美。说老实话，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书，就象童话里讲的进山找宝的贪心人，一直到日落时分，仍然不肯出大门。在那里，我几乎看遍了冰心的所有作品，以及三十年代、五四时期鲁迅、茅盾、巴金、许地山、庐隐、郑振铎、郁达夫、废名等等许多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读了郭沫若、闻一多、殷夫、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何其芳等等许多诗人的诗……我第一次理解了世界之大这个“大”的概念和含义。

　　第一次借书，我手里拿着上下两册《盖达尔选集》。从心里想，自然都借走才好。可是，学生一次只能借一本。犹豫再三，我递给老师上册。大概我那犹豫和爱不释手的样子很可笑，她接过书，望望我，笑了笑，然后又拿过下册，对我说：“都借给你吧！”

　　从此，我成了那里的常客。从她那里，我不仅结识了我国那么多如繁星的作家，也读了俄罗斯、法国、美国和印度等许多大家们的作品。我们这所中学整整一层楼的偌大图书馆，象一座蕴藏着无数财富和奥秘的宝山。我对于它，始终充满感情。它，使我那经不起一点点波折的心逐渐坚强起来。它，也使我明白小时候我的幻想是何等幼稚和浅薄。要做一名作家是多么的艰难，他要付出毕生的心血和全部的真诚。

　　我觉得我长大了。

　　初三这一年，北京市举办少年儿童征文比赛。经过我的语文老师的帮助和推荐，我的一篇作文《一幅画像》被评上了奖。第一次，我的粗拙的文字变成了铅字。

　　有一天，语文老师拿来一本厚厚的书，翻给我看。我看见了我的这篇作文，上面密密麻麻用红笔改了许多地方，最后还有一段批语。“这是叶圣陶老爷爷亲自为你们评改的作文。”老师告诉我。叶圣陶？大名鼎鼎的作家？我竟然和他们也沾点边。啊，那时候，我对于作家这一概念认识得是何等幼稚！

　　这一年暑假，叶圣陶老爷爷请我和另一个同学到他家做客。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一位作家。原来作家和普通人一样，平平易易，和蔼可亲，谈话极其随便。我很快便消除了拘束感。叶老从窗外爬满墙头的青青的爬山虎，一直谈到要多读文学的书，还有其他方面的书……

　　我没有忘记图书馆那位女老师。我想把印有我这篇文章的书送给她一本。但是，我没有。这算什么呀！这么一篇短短幼稚的作文，值得向她显摆显摆吗？这不太可笑点儿了吧？以后吧，等以后再真正有点儿进步吧！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没有忘记她，即使是一点点微薄的进步，也有她的一份心血。

　　也许，在文学道路上的第一步，就是这样迈下的？

　　第一步，有人相扶……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我带着满满一木箱书，告别了北京，向北大荒奔去。那里，对我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是从电影《北大荒人》、小说《雁飞塞北》、《大甸风云》和散文集《冰凌花》、《大豆摇铃的时节》，认识它的。我对它是一腔热血，一片纯情。那一天，我没有让父母到火车站送别，只身一人上了火车。同行的同学有的哭成泪人，哭了整整一站地。我却笑着，头伸出车窗向大家挥手告别。我和同学在自己油印的小报上刻下了这样的诗句：“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们自以为是干一番大事业的。

　　我编了一首歌，很快就在同学中间唱开了。“今天，我们象种子撒向这北大荒；明天，鲜红的果实就要映红祖国的蓝天……”收工的路上，映着完达山半衔落日的余晖，踩在甩手无边的清新、湿润的泥土上，我们亮开嗓门使劲地唱。我开始写诗，写满了三大本，收了工，躲进蚊帐里写。象大车店一样阔大、热闹的知青宿舍，端一盆洗脸水从门口走到最里面，不知要吆喝多少嗓子，挤过多少光着脊梁、流着汗珠、带着田野里庄稼气息的知青老哥们，一盆热水剩下半盆，几只脚丫子伸进一个盆里……当时太热闹了，我便躲在食堂的小饭桌前，队边树丛的木桩上写诗。

　　“这里是飞鸟不到的荒原，

　　皑皑白雪不知覆盖多少年。

　　坐在火红马儿拉的爬犁上，

　　前方甩手无边没有一点遮拦。

　　它会使你想起《三套车》，

　　深沉的旋律禁不住心头盘旋。

　　它也会使你想起《西风歌》，

　　禁不住热恋那温暖的春天……

　　呵，就在你遐思飘飘的时候，

　　黎明，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

　　蛋青色、鱼肚白、一抹玫瑰红，

　　晨曦象大自然手中的调色盘。

　　我们的爬犁跑得好快哟，

　　象要驶进那灿烂的云彩里面……”

　　啊！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天真！

　　很快，天真得到了报应。黎明变幻的美好的色彩消失了。因为我和其他八名同学联名写了三张大字报，替队里三名所谓反革命鸣冤叫屈，而引起全农场的关注，特意派来一个整建党工作队。队长不是党员，却整建党。其实，他也不整建党，而是整我们。“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了！”大会上，他这样宣布。接着，非法查抄了我的所有日记和那三大本诗集。一时气氛紧张，大有随时可以揪我上台，做为现行反革命批斗。我和我的文学创作都面临着一次考验。

　　一次大会结束，队长和工作队队长都点名批判我一番，许多相识的人见我如避瘟神一样了。队上一位老铁匠拉我上了他家，炸了一盘花生豆，做了几个菜，烫上一壶酒，然后对我说：“你放心，只要他们拉你上台批斗，我就上台陪你挨斗！”顿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场部良种站一位喂马的大胖子特意托我的一个同学叫我找他借书。说老实话，一个喂马的人能有多少书，我并不抱希望。但他的情意，我感动。顶着大烟泡，连夜走了整整十八里地，我找到他。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爱写东西！你写！写！”我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呵！我感到温暖。十八里风雪中奔波，就仅仅为了这一句话，也值得！

　　接着，他又对我问：“你以后想看什么书，找我！今儿，你想借什么吧？写个书名！”

　　我望着他，觉得他简直是个神奇的人物。半信半疑，我写了三个书名。我记得十分清晰：一本伊萨柯夫斯基的《论诗的秘密》，一本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一本艾青的《诗论》。要知道，在一九七一年严酷的冬天，这三本书不那么好找。

　　第二天清早，他把这三本书交给了我。我对他刮目相待了。捧着书，我愣愣地站了许久。

　　从此，我在北大荒有了书库。我从他那里借了大量的书，给了我滋养、信心、勇气，更给了我只有北大荒特有的温暖。

　　只是，他从来不让我到他家里去。每次都让我这样填书名借书。这更增加了我的神秘感。一天晚上，我不请自来，冒然叩门。一条大黄狗冲出来，直咬着我的裤子。亏了穿得厚，没咬着肉，只把裤子咬了一个三角口。他把我请进屋，我这一番惊险举动并没有感动他，借书时依然让我填书名。不过，他走进屋替我找书时，我跟踪追击，悄悄跟他走出了屋。啊，那是一间放杂物的小仓库，昏黄的马灯下，摆满一个个木板钉成的箱子。他正在打开箱盖，俯下身替我找书。我站在他的背后，他还没有发现呢！当他发现我后，笑了：“别怪我，这年月，我攒的这些书，受罪大了！我不得不……”

　　从此，他对我门户开放。这里，是我北大荒的图书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和它……

　　这一年的春节，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北京，对于我有了一种陌生感。我成了一个游子，一个外乡人。要填临时户口，要清查人口，动员早日离京返乡。尤其是我穿上一双大头鞋，戴上一顶貂皮帽子，披着一件下乡时发的绿大衣，走在大街上，到商店买东西，都要招惹一些目光。

　　我感到的温暖，不仅仅在家里，还在学校里。学校负责管理图书馆的那位女老师依然在关心着我。虽然，图书馆里的书都被当成封资修而贴上封条，大门也是铁将军守门了。可是，她依然借书给我看。只是，需要换一种方法，不要让人发现。每一次，她把我需要看的书用废报纸包好，放在传达室等我去取，我看完后，再用报纸包好，放回传达室。她再悄悄跑上五楼，打开图书馆的大门，一个人跑到里面替我找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九三年》、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乔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等名著，我都是通过类似地下工作者传送情报的方式读到的。这种只有在当时形势下才会出现的奇特方式，传达室的老大爷一定看出来了吧？他没有戳穿我们的把戏，只是忠实地替我们传送着这些人类精神文明的财富。老大爷，我感谢您！当我在几年之后调回北京时，我又特意到学校去看望过您。可惜，您退休了。

　　这位女老师没有一点儿需要我感谢的意思。她似乎也健忘得很，忘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因为她破例允许我进图书馆里面去找书，而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是“为了培养修正主义黑苗子而效力！”

　　春天来的时候，我象饿得够呛的人饱塞了一顿之后，就要回北大荒了。她把我请到她家里，指着书架子对我讲：“以后，要看什么书，还可以到我这里来借！”我很想对她说几句感谢的话。可是，我说不出来。几句轻薄的话，是轻得打不起分量来的。她需要的不是这个，我知道。她是希望我能有些出息，能写出些东西来。我能够吗？

　　就在这次回京探亲短短时间里，另一位老师也在默默地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他就是那个帮助我写出第一篇作文《一幅画像》的语文老师。“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从他那里借读了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和脂评本《石头记》。在去北大荒的岁月里，他和我书信不断。仿佛他始终如一相信我一定会写出东西来一样，他常常鼓励我。这次回京，正是我落魄之时。我的心里灰得很。我并没有象这位善良而认真的语文老师一样，对自己和对未来充满那样乐观的信心。我只想看些书，消除内心的郁闷和惆怅。“你还年轻，你要多读点历史！要多写点！……”他这样劝说着我。

　　在临上火车的头一天晚上，我因为到同学那里话别，回到家已是夜半时分。推门一看，桌上放着厚厚一叠书：一套《水浒》、一套《三国演义》和一套《红楼梦》。父亲告诉我：“你们老师来了！坐了好久，你也没回来。他送你的书！”是他！当我带着这沉甸甸的书，坐上北上的火车，驰过山海关和冰封的松花江的时候，我的心里荡漾着一丝丝温馨的涟漪……

　　我又回到北大荒。

　　北大荒呵，我该怎样说你呢？也许，一切都不怪你。可是，当我们一腔热血换来的却是朔风如刀的北大荒特有的“大烟泡”之后，我们变得成熟些了。我们不得不对你进行一番再认识。我不能说那时对你仅仅是恨，是怨，因为你毕竟给予我那么许多。春天，有那满山漫野的萱草、山丹丹、达紫香和野百合。秋天，有那平铺万里的金灿灿的大豆和红彤彤象燃烧着火一样的柞树林……更主要的，还有那么些憨厚、纯朴而善良的老北大荒人，象老铁匠，象良种站的大胖子。而且，你也曾给予我在患难中的爱情……我不能仅仅对你无情无义地抱怨埋恨。但是，我对你绝不象以前一样了。我绝不再相信什么“棒打狍子瓢勺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神话了。

　　这种思绪如蛇一样纠缠着我，咬噬着我。我不再多写那些诗了。我觉得它无法表达我这内心的一切。于是，我开始写散文。那时，我本来是要发配去到一个开荒点儿当统计员的，由于队上的小学校缺老师，便把我从喂猪的饲养班调出来，临时去代课。那是一个复式班，一个教室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音乐、图画、体育，样样都是我来教。我挺喜欢那些北大荒的孩子们，他们也喜欢我来上课。我们都乐得其所。

　　我有时间了。每星期天，我便在屋里写散文。我还住在养猪的饲养班里，外屋是喂猪食的大棚，气味不大好闻，可是，倒也可以在灶火里烤一些类似北京的烤白薯一样的大南瓜。一星期写一篇，我整整写了十篇。又接着写了一组《抚远短简》。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创作。它抒写的全部是北大荒的生活，是这几年北大荒给予我爱与恨交织一起的收获。

　　我很想能请人替我看一看。可是，找谁呢？当时的兵团总部召开过几次创作会，兵团宣传部的同志都很希望我能去。可是，队里不让我去。能让我教书，不再去喂猪，不要去新开荒地当统计员跑地号，就算是够宽厚的了。当时我们师部的宣传部准备调我去搞创作，我已经去帮助工作几个月了。自然，现官不如现管，我依然象被踢皮球一样，又踢回了队里，老老实实在饲养棚里写文章。如果，我能到师里、兵团，自然可以请教一些人，有些切磋的机会。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望了。

　　可我毕竟写了厚厚一叠。我很想知道它们的价值。突然，我想起了叶圣陶老爷爷。他曾替我批改过中学时代的作文。不过，他会记得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吗？我没敢冒昧地给叶老写信，便给了他的长子叶至善同志写了一封信，把这些幼稚的，散发着猪食味道的文章寄给了他。

　　正巧，他正从干校归来，挂职在家无事。而且，他居然还记得我。更主要的，他竟然一篇一篇逐字逐句地帮助我把整整二十多篇文章修改完毕，所提的意见又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纸。其中有一篇，改动较大，他怕我看不清，又亲自抄写了一遍。当我在春寒料峭的北大荒荒寥的原野，接到他寄来的改稿和信笺，我是何等激动。我感觉我并不孤独。生活中，有苦也有甜。有时候，生活似乎处处和你有意为难。有时候，却又随时随地会出现好人，向你意外地伸出温暖的手。

　　“你的文字朋友之中，有没有愿意象你一样下功夫的。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寄些文章给我看看。我一向把跟年轻作者打交道，作为一种乐趣。”这是叶至善同志信中的最后一段话。还需要再多说什么吗？在那种时候，在那种心境下，我见到这样的字，感到温暖。这封信，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北京，我一直保存着。

　　我写了，改了。改了，又写了。我的创作的法子是笨的。我只有这样老老实实地锤炼着。我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就是从这十篇散文中挑选出的一篇，题目叫《照相》。我们农场宣传科的两位好心的北京知青替我抄写几份寄出去了。（那时候没有稿费，还没有不许一稿几投）。不久，我们地区的《合江日报》刊登了。《兵团战士报》也刊登了。新复刊的《黑龙江文艺》，即现在的《北方文学》，一位女编辑专程从哈尔滨到北大荒找我，没有找到，给我写了一封信，具体地提出修改意见，待我改后，发表了。

　　文学这条道路，我就这样从北大荒起步，走上来了。这一步，便再没有停下来。没有北大荒，没有这些好心的人，可以说便没有我的文学。

　　一九七四年，我父亲脑溢血突然病故，家中仅剩下老母一人。我被照顾回到北京。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新的困难时期。由于父亲的病故，我欠了一笔帐。回到北京后，我又暂时待业在家。母子俩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对于生活，我已经学会了不皱眉。为了找一个工作，为了让那些掌着我命运的官不大、权却不小的街道积极分子大娘们别再从中刁难，我去小学校无偿地代课，我去帮助街道服装厂义务送货。只是推着满满一车衣服的三轮平板车，我实在是狼狈不堪。因为，我不会骑，只要一骑就上便道。我怕街上的人看我一个大小伙子笑话，咬咬牙，我费力推着车，穿过人流车水的前门大街……

　　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我爱人尚在北大荒。为了让她能顺利调回来，我昧着良心，生平第一次走后门送礼。我没有钱，只是花了二十多元钱，买了两件的确凉衬衣，托同学，替我去送。一来，我实在没有送礼的经验，大有烧香找不着庙门的感觉。二来，那同学正好探亲假结束正要回北大荒。我们一直在一起插队，心是相通的。他接过两件的确凉衬衣，先是苦笑，然后大骂：“这帮喝咱们知青的血的……”

　　我开始在北京茫茫的人海中奋争。人生，离我那么近；而文学，离我却那么远了。

　　我终于有了工作，在郊区的一所中学里教书，每月三十二元钱的工资。显然，养活母子两口，再还一笔帐，是不行的。年老的母亲背着我，偷偷给人家看一个小孩，每月能有几个钱？事情被我知道后，我说什么也不让母亲给人家看孩子。一个儿子，让年纪那么大的老太太去为生计操劳，这太有伤于一个男子汉的尊严。母亲最后拧不过我，只好不看了。我偷偷地哭了。

　　比这些叫人挠头的事还有。临离开北大荒时，我们队队长竟然私自在我的档案袋里塞进厚厚一叠材料。显然，这是要置我于死地。

　　一天，中学的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了我这件事，我才如梦初醒。“不过，这材料我们看了，我们觉得是不应该这样做的，这样写也不合适。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就从档案里撤走，烧掉了……”

　　好人，又出现在我的前面。也许，生活对于我，总是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我走得最疲乏的时候，就有一双理解而温暖的手向我伸来。我以为这正象灯，有暗的影的一面，就一定会有亮的光的一面！

　　我又开始不安分起来，写起东西。那时候，丰台区文化馆聚集着一批有志于搞创作的人。那里有一个文学组，组长是现在的作家理由同志。我们常常到那里去活动，去改稿，去编一个叫做《丰收》的集子。现在写小说的毛志成，写儿童文学的夏有志等都是那里的常客。这个文化馆的文学组培养了一批人。我深受他们的帮助和扶植。我的第一篇小说《玉雕记》就是在这里写出，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在这里，我感到了又一种温暖和欢乐。我开始学习写作小说和报告文学。北大荒的生活，开始流入北京。当我握起笔，想起那一幕幕难忘的生活时，我的心里五味俱全。我不知该怎样去写。但我一定要写。北大荒那段艰苦却并非全无意义的生活，已经成为我生命年轮的一部分。

　　去年，我有机会又重返北大荒。我又见到了我的七星河，我的大兴岛和为我写下第一篇散文的饲养棚。我又见到了老铁匠、大胖子和许许多多老北大荒人……离开他们整整八年了，我没有忘记他们，他们也没有忘记我们。我们没有完全责备北大荒是如何践踏了我们天真的理想，蹉跎了我们宝贵的青春。北大荒也没有完全责备我们这四十万知青发潮水一样涌来，又象退潮一样纷纷离开。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何评价，也许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对于北大荒，我们彼此却都是自有公断的。我们和北大荒一样，毕竟还都是可爱的，可珍视的。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北大荒人特意为我录下一盘录音磁带，让我带回北京，让那些曾经在北大荒插过队，曾经在七星河畔、大兴岛上出过力、流过汗、开过荒、喝过泡子水、吃过大子饭、住过窝棚、马架、**、干打垒的老插们，让他们听听北大荒的声音。说实在的，听着他们对着录音机那纯朴的话语，我感动地流下眼泪。

　　“咱们北大荒和北京两‘北’加在一起，一起给国家出力……”这是一位老北大荒人的话，我怎么也忘不了。

　　是的！我忘不了他们！我要写写他们！他们和我的文学是这样的紧密相连。北大荒和我的文学乃至生命是这样休戚相关。回顾这些年所走过的道路，我并不后悔，在我青春最可宝贵的那几年，我去了北大荒。因为我毕竟结识了那么多北大荒人和由北大荒触发而相连的那么多北京人。北大荒，是我人生的门槛；是我文学的摇篮。

　　许多关心我的读者曾经给我来过许多信。除个别的回复过，其他，无法一一复信了。在这里，我深深表示歉意。但是，我永远记住你们。你们的信，包括对我的鼓励，也包括对我的批评，乃至对一个细节、一个字的意见，在编选这个北大荒小说集时，我都一一做了修改。我把我这一切向你们全盘托出，你们一定会理解我所写的《抹不掉的声音》、《诺言》、《瓜棚记》、《那不该倒塌的》、《北大荒酒》、《学院墙内外》等篇小说了。那里原始的素材、细节，以及人物模特，就在北大荒的生活之中。如果这些幼稚的小说，连同这一篇所写的一切，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于我，对于北大荒，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更多的了解的话，作为一个作者，便是最好的慰藉。

　　作者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夜于北京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