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的起解

　　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夜间，我仍和平常一样地失眠，忽然听见杂乱的脚步声，自一道一道的铁门走进来。他们急促地交谈着，不象是平时提人的动作，接着就有一间房子的房门被打开了，搬铁链子的声音，和其他一种什么铁器“哗啦叮当”的响声，使我起了异样的感觉。我唤醒了石崞（这几天好多因嫌疑被捕的难友，都取保释放了，这间房子只剩下我们两个），对他说：“今天夜里，一定有什么大变故，你听他们正在搬动着更多的铁链子。”同时远远的一个牢房门也被打开了，有人在点着难友的名字，而且吩咐他们穿起衣服来。停了一会儿，就听见铁锤子砸钉子的声音，这分明是在钉脚镣，我们的心都悬了起来。附近牢门都传来了叽叽咕咕惊慌的说话声。接着又是打开监门的声音，又是一个一个的砸脚镣声，被砸的人有时还喊着：“太紧了，震麻了我的腿，请放松一点砸吧！”

　　这时，我给石崞说：“象这样挨门叫，我们决定有份的，也一定有资格戴脚镣的，赶紧作准备吧！因为听见有经验的人说过，脚镣常常会把踝子骨外的皮肤弄破。我们应当多穿一双袜子。”我用了一双毛袜裹在两条脚胫上。后来开门的终于开到我们的屋子来，我和石崞也被喊出去。他们叫我平坐在地上，伸直两只脚，很客气给我找了一副链子较长的镣，先把铁圈圈套在脚颈，然后安上铁钉，在一块铁砧上，叮咚地捶着，把铁钉的两端砸出两个帽子来，最后用手去拉一拉，看看是否结实。钉完了，若是他们不将我架起，我就没法使自己站起来了。我戴着这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脚饰，慢慢地走向牢房。这铁链磨擦在水门汀上的声音，好象是诗韵上的节拍，感到奇妙地快慰！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这是政治犯的铁十字章！只是钉了以后，第二步他们玩什么把戏，大家都捉摸不定。难友们在各屋里纷纷议论着，整个监牢乱成一片。

　　那长着獠牙的看守长，对着许多屋子的难友们，好象传递一个报告似地说：“请你们安心！这是要把你们解到地方法院，从新审讯。”紧接着是许多人的问话：“是上天桥枪毙吧？”因为这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具有这种敏感。这小子连声地说：“我以人格担保，决不是！”石崞问我：“他的话可靠吗？”我说：“决无此理，象我们这种案子，特务们怎肯松开手，移到法院去办理。”他带着气忿说：“是不是拉到天桥去枪毙？”我说：“也不象，因为集体的枪毙，是暴露特务们的罪恶，他们不敢干；他们的杀人，都是偷偷地干的。况且枪毙也用不着先钉上脚镣，从没听见过有给死人戴脚镣的。”“那么你以为究竟是什么花样呢？”他这样追问着，我想了一想：“大概是解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许是南京。”我们没法再睡下去。

　　这时候，说话的声浪愈来愈大，象夜深的大海上，涌起波涛。有许多难友把那门上的小铁盖捣开，把嘴贴在长方形的小孔边，向着对面或隔壁房中的人喊着说：“我们在枪毙前得喊口号啊！老×你领头喊，好不好？”另外一些人在谈论着他们连遗嘱都没法写；还有叹气地说着：“死了完了，只是老婆孩子也得饿死。”整个监牢成了无政府状态，也没有什么人来干涉我们。

　　大约在天明前三钟点，伙夫抬进来两大桶稀饭，很客气地对每一个屋子里的人说：“稀饭随便吃，吃多少，有多少。”多么善良的心肠啊！稀饭是上好的白米煮的，并且煮得特别稠，这时又不断地传来许多喧嚷，“同志们！吃饱了，免得去做饿死鬼！”

　　鸡叫了，夜更冷。我那位许久不见的高足，夹着一个皮包，走进我的屋子里，对我说：“今天是到南京去，要受训，我也陪着去，请安心，没有什么。”不一会儿功夫，我们被命令把铺盖集中在甬道上。同时，拥进来一大堆身材不同，服装各异形形色色的特务，他们都拿着电筒和手枪。有一个家伙手中拿着一本名册，劈头就念起我们的名字。我是第一名，朱建国第二，我们二人站在一排。一个穿着黄色军服的军人模样的家伙走过来，掏出一付雪亮的手铐。这样的手铐子，真家伙，美国造，我除了在电影上看见过，这还是第一遭看到。我的左手，朱的右手，紧紧地被锁在一起，那家伙还说：“我们是奉命办理，请委曲一下。”当我们走出屋子，天还没有亮，一天的寒星瞪着大眼睛，注视着大地，注视着我们这些手足加铐的人们。

　　院子里停了两辆大汽车，（是向长途汽车行征用的）还有七、八辆小轿车，许多人从办公室里跑进跑出，做出很紧张很严重的样子。我们被架上汽车，这是因为手脚受了约束，不能走。在车上他们又重复点了一次名。解我们的人，是一个管二个，管我和朱建国的就是那个方才给我们戴上手铐子的家伙。

　　乱了一阵子，我们的车开动了，一直向西走，经过了“绥署”大门，经过了我的门口，想不到我能又一次走过这里。出了西直门，仍向西行，我更猜着了我们都是向着西郊飞机场前进。街上冷清得没有一个行人，狗也没有叫一声。我的朋友们，我的小女儿，正在睡梦中，我们和他们就这样离开了。

　　车在机场上停下来，另外一个车上跳下二十几个宪兵，一色地戴着钢盔，拿着美式卡宾枪，在我们的四周“保卫”起来。天已经大亮了，我才看见了谢士炎、丁行和梁蔼然，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舌头象是不大灵活了，刚说了“你还好吧”几句开场白，一个特务带着命令的声调说：“这里不许说话。”我们默默地对坐着，彼此用眼睛互相凝视。

　　北风呼呼地刮着，象刀子一般割裂着每一个人的脸和手，我的两只脚冻得麻木了，寒气透达骨髓，陈斌穿着一件夹大衣，冷得遍体发抖，牙齿咬得吱吱地响，两肩缩作一团。

　　因为装了一肚皮稀饭，这时大家的一个共同问题来了。许多人向押解的人要求下车小便，有的喊起来说：“憋不住了。”等特务的头目“批准”之后，一对一对地挤下车去，尿是解决了，身体冻得更僵硬起来。

　　在车上等候了足足有两个钟头，预定的一架“专机”，临时马达发生故障，又改换了另一架，检查和发动马达，直弄到午前十一点钟，我们才成此“荣行”。

　　我们一共被解走的，是二十三个人，除了四位女难友和我们之外，还有李政宣九岁的儿子，承他们的仁爱，孩子没戴上刑具。李政宣，这投降的家伙，只戴上了一副手铐，所有近视眼的眼镜，都被“保管”了，只有他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玳瑁边的“加立克”，大概是酬奖有功，特予优待吧！

　　上这座“专机”时，两旁围满了机场上的职工。还有保密局负责的重要特务，其中最大的一个，我认识他，是特务们北平分局的负责人马汉三，这家伙在抓我的时候，卖了不少力气，现在又来给我送行！他却没有料到，在半年之后，他因为贪污和别的罪过被解到南京，在我们五个难友被枪杀的地方，先被处决了。

　　押解我们的人，一共是十五个，领队的特务叫双楫，矮矮胖胖的，长着一脸横肉，两只眼睛射出了豹子吃人时的光芒。在我们坐位安排定了之后，他站起来对他的喽罗们说：“同学们！你们预备好了没有？”那批小子异口同声地答道：“预备好了。”他象下命令似地又说：“各位同学，你们各守岗位，不准移动，不准说话，不准打盹！”然后他和那个姓谷的分坐两头，喽罗们仍然照着名单上的秩序；一个看两个，夹在我们一对一对的中间坐着，好严重的场面，我们这样被专机带到了“天堂”。

　　那姓双的小子，他一直地用眼睛扫射着我们，飞过沧州的时候，驾驶员送给他一个纸条，要大家不要移动，他把这条子交给喽罗们传观，一个一个立刻正襟危坐起来，我侧目看到这条上的字，这是解放区的上空，这批强盗们胆战心惊了！

　　在高空差不多飞了五个钟头。我在机上不断祷祝，盼着这架飞机最好是在飞临解放区的上空时，发生故障，被强迫降落，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愿意机件发生故障，撞在泰山顶上，或者油箱爆炸燃烧起来，我们就可以来个高空礼葬，也省得朋友们为我营葬地。可惜这种美丽的想象都没有实现，我们终于“安全地”降落在明故宫机场上。

　　北平的监狱生活，总算是告了一个结束。南京是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的魔窟。蒋介石的王座在这里，特务的首脑部也在这里，这里将有什么“花头”，我们还没有接触到，但是，可以想象到的是，这里的做法一定和别处不同！在这里我们将受到一个新的考验，这是蒋介石和他的特务头子们，亲手监制的。

　　人间阿鼻地狱

　　江南的气候是多么温暖，风吹在脸上，是多么的柔和；我们冻僵了的肢体，顿时恢复过来。机场上停了两辆交通部警察总队的卡车，车身离地很高，我们被着两条腿很费力地才爬了上去。车子向西驶，驶过中正路，新街口，这里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这些街道对我太熟习了，我察觉到每一个走在街上的人，都充满南京式的表情和姿态——温和而机警。那些妇女们，仍然穿带着和北方不同的衣饰与色彩，车走过我读书的神学院门前，车走过我家门的后山旁，童年回忆，使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的白发老母，还住在那破旧的瓦屋里，终日老泪纵横，但梦想不到，我此刻正走过她的身旁。

　　车子把我们带到对着巷子的一扇包着铁皮的大门前停下了。铁门上挖了一个小方孔。一个警卫探出头来望一望，随即把铁门打开，我们这群受了伤的猛兽，（当然这不包括李政宣在内，他只是条流着浓疮的癞狗。）被赶进院子里。甬道旁摆着两排凳子，一个操安徽口音，面孔狰狞的家伙，挺着胸脯子，从姓双的小子手里接过那本名册子，神气活现地点着我们的名字。点完后，姓双的小子就吩咐喽罗们“把铐子打开。”手铐打开了，他们三步当作两步地走开了，我们好象一批宝贵珍品，被送到了另一个仓库，从新地分发封存起来。当那个高个儿的黑麻子脸拿着铁锤，钻子，铁钳，把我们的脚镣斩开时，锁铐了一天的手脚得到了暂时的放松，肉体感到了一点微微地舒畅。后来知道那点名的家伙就是这里的所长，黑麻子是看守长。

　　这里是一座小楼，完全是普通住家的房子，只有围墙上牵了电网，墙边竖着几个小岗楼。西北角浮搭着两间矮矮的厨房和下房。楼里面的每一间房（除了一间办公室），都作了牢房，窗上安上了铁条，铁条外挂了一张竹帘子，大概是防备里边的人向外面窥视，后来才知道这是顶顶大名的“宁海路十九号”，陈公博、陈璧君那一群汉奸，都曾在这里住过。这一条宁海路的巷子里，有着不少的秘密房子，四号、五号、十号以及二十号，特务们在这些地方曾用不同的设备，关过不同的人。去年年底阎老西（阎锡山）飞京，就被招待到四号，不过没有给他钉铁条，挂竹帘，也没有牵电网围墙而已。

　　走进这个地方——宁海路十九号，也有一番检查，情形却和北平不同。“所长”、“副所长”自以为了不起似地瞪着黑夜里猫头鹰般的眼睛，注视着一个粗壮的小特务，打开我们的铺盖，用他那熟练的动作，一寸寸地摸索我们的枕头，衣服的领子，四围的镶边……，检查完以后，就随手向布满口痰鼻涕的地上一扔。然后就检查身上，外边的衣服脱完后，便向仅剩的衬褂**摸索一遍。还有什么可摸索的呢？除了每个人的干瘦的皮包着骨头，而骨头，不用摸，那照例是顶硬的。这一番检查又有许多东西被扣下来。

　　这座监牢是一楼一底。规定十二个人住一方丈大的一块地方。后来被惨杀的五位烈士，除了空军参谋赵良璋，其余四位都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互相握手以后，大家都感到了无限温暖，不管今后的命运如何，至少在牢里我们有这么多的人生活在一起，不会感到孤独寂寞，何况在我们外边，正有半个中国那么多的人民，安慰着我们呢！

　　楼上一共有六个房间，我们住的是新六号，每一间的房门上，也挖了一个五寸见方的洞，上面按上一个小门，每一个小门上贴一个纸条，写着“此门不许推开，也不许在旁人的门前窥视，有违重办！”这里的规模毕竟不同别处！“洋楼监狱”，“君子协定”，在蒋介石的身旁，倒是和李宗仁那儿不大一样。

　　这里关着三种人，一种是我们——被特务们喊作“奸匪”的；一种是大汉奸，在我们的监房对面，就住着一个敌伪时代的伪陆军部长鲍文樾。他原判死刑，后来蒋下了一个手令：“暂不执行！”这汉奸很受优待，在他的单身房内，有弹簧床，沙发椅，写字台。这是他被放出去撒尿时，被我们看到的。此外这汉奸的门口，时常堆着些鸡骨头香焦皮之类。为什么把这家伙放在这里，而不送进陆军监狱？是不杀？还是留用？这是蒋介石他自己才明白的事。最后一种就是所谓“修养人”。这古怪名词很容易使人误会，乍听起来，总以为是什么修心养性的境界。可是跟“监狱”这名词很不调和。后来才知道，特务们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也关在这里“修养，修养”，然后再放出去作恶杀人。

　　晚饭吃得很迟。今天吃晚饭，有了一张桌子，两个月来这还是头一次。饭比北平煮的好，菜有：一碗萝卜，一碗青菜，一碗汤，也比北平的好得多。饿了一天的我们，每个人的食粮需要都增加了，至少我就吃了四碗，至于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吃得比我更多。

　　在我们集体地从一间厕所回来之后，就到指定睡觉的当口了，那个豹头环眼的所长，穿着一件毛线上衣，拖着一双拖鞋，恶狠狠地站在我们回屋子的过道中，检阅似地看我们一个一个地走进去。我们一整天，谁也没有吃过一滴水，又喝了刚才那几口咸菜汤，越发地渴了。喉咙象烧着火，干燥，起炎。我不揣冒昧地走到这家伙的身旁对他说：“我们自从昨天夜晚十二点钟被叫起来准备出发以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喝过水，你能不能够给我们一点开水，就是每人一小杯都好。”他头一动也不动的带着“征服者”的姿态，慢慢张开那张喝人血的嘴，说了个“可以！”那位粗壮看守立刻把我拉开来说：“你不能站在这里！”我便带着羞辱走回屋里。过了一会儿，半铁壶热水提进来了，我们找出自己的漱口盅，很公道的把它平均分配了一下。

　　我很疲劳，但朋友们发出酣甜的鼾声时，我那失眠的老毛病，始终纠缠着我。我想了好多问题，蒋介石把我们解到这里，目的是什么？他打算怎样处理我们？“受训”那是一句鬼话，因为象我们这样的人，他们很清楚是“训无可训”的。当我在北平的时候，我那一位特务“高足”曾向我说过要给我准备一个房子，让我住在里面，可以看看书，写写字，散散步。怎么忽然改变了计划，把我解到这里来呢？贴上这么一笔路费，难道是为着要在他们的首都把我弄死，比在北平更具有作用吗？

　　屋子里不许高声说话。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向来是大声的，我们好多人因为说话忘了抑制，时常被特务大大训斥一番，我也碰过一次钉子，当然唱歌更是绝对禁止的。于是大家相对静默的时间，多过于说话的时间。

　　每天早晨五点半钟便得起床，那个看我们的家伙把门打开，把手一挥：“起来！”我们便应声急急忙忙地起来了，谢士炎喜欢慢慢地坐起来，慢慢地穿衣，带着那满不在乎的神气，就被那家伙痛骂了一顿：“你这架子少在这里摆！”我和谢开玩笑地说：“少将的金领章，在这里的天秤上是没有丝毫分量的。”以后我们每一天的每种动作，都是在他们的一挥之下，两个字的“命令”之下，照“章”行事。

　　北平的看守，我们好多朋友还可以同他们聊聊天，拉拉交情，这里可不行。他们的面孔，总是板得象死人，眼睛也象要吃人似地凶恶地瞪着我们每一个。我问同屋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会丧失人性到这般地步？”朋友们告诉我：“这是阶级的仇恨！”有一天那个黑麻子，走进我们的屋子悠然地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的案子是国民党的大胜利。不然的话，半个中国都没有了。”别见鬼吧！“半个中国与你有甚么关系？你不过是这半个中国的‘干儿子’们的不足道的‘狗’而已。而我们所要的不是‘半个中国’而是整个儿中国。并且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它，所剩的只是形式和时间的问题了。”

　　这里一件最叫人头疼的事就是大小便，楼上住了三、四十人，毛房只有一间，里面尿池、马桶、洗脸盆各一个，难友们的大小便和洗脸漱口，都得起床以后吃早饭以前办完。我是每天早上必须大便的，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有几位便泌的一坐在桶上非十分钟以上不可。但是一个屋子里的人，所能允许的洗脸拉尿的全部时间，只有十分钟。时间一到，看守便进来，不管你结束没结束，带推带搡地统统从这里赶回去。每天规定有六次小便时间，每次仓促地放出去，照样仓促地撵回来，夜里就不再开门。

　　我们最初的一个星期中，一连串地出了好多乱子。那位以后牺牲了的朋友朱建国，素来有尿炕的毛病，尿一急就非尿不可，不然就会尿在裤子里。在我们到这里的第二天的夜里，他把尿湿的裤子掷在床底下，床紧靠着一扇紧闭着不用的门，通着楼梯口，那裤子上的尿就由门缝中浸到外面。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在我们早上洗脸回来的时候，那个所长杀气腾腾地放直了嗓子就问：“靠门那一张床是谁睡的？”（其实他早知道是谁）这位朱先生的脸立刻吓得灰白，他说那是他的。那家伙更扬起了他尖厉的声音：“你这暴徒，你竟敢在我们办公室上撒尿。你好大胆子！竟敢用这一着来污辱我们，你瞎了眼！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来人！给他砸上脚镣！”说完了转身就走，一付准备好了的脚镣就套在朱的脚颈上。我们同屋的人重新又感到了恐怖、侮辱。大家默默无言地象木鸡一般地呆着，好象是处罚着每一个人，那脚镣象是锁起了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好久好久没想到应当说几句话，安慰这可怜的朋友一番。

　　紧接着在另一天的晚上，约莫两点钟的时候，我看见睡在我对面上层床上的孟先生，他是北平电台上第二个负责人，不停地哼着，身子在打滚，后来他按着肚子，走到田仲严的床边“唉哟！唉哟！”地叫起来。田先生问他：“怎么啦！”他的眼泪流出来了，他说：“我的肚子痛，我要泻肚，但是找不到地方拉！我蹩死了！我蹩死了！”田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叫他把一刀草纸铺在地板上，把屎拉在上面，然后包起来。我知道这个办法行不通，南方的草纸一见水便溶解了，结果是包不住，反会漫一地板，明天的后果更可想而知。我对他说：“你还是干脆屙在一个脸盆里吧！”他哭着说：“我没有脸盆，弄脏了别人的脸盆，太对不起人了！”我安慰他道：“这是非常的情形，我们会原谅你的。”因为当时我们所有的脸盆只有三个，他又忍了许久，经我多次地催促，这才拉了。这时候满屋子又添了一种新的气味。

　　我们中间还有不少人夜间必须撒尿，老董就是其中之一。但谁也不敢采取朱的榜样。每夜有好几起，在他们尿的紧急警报中，用颤颤的手，皱着眉头，把自己的漱口缸拿下来使用，第二天早晨把它洗一洗，再用来漱口喝水。

　　一天早晨，有两个人抱着自己的铺盖被送进来了，一个是甘肃天水人，矮矮胖胖的象一个冬瓜，肥胖的脸上，镶上两个圆圆的眼睛。他永远在脸上浮着一种带笑不笑的神气。听说这家伙是特务派到延安去工作，后来被发觉了，关了一年之久，把他放回来了，什么消息，他都没有弄到。特务们怀疑他已经转变，来当反间谍，因此也把他关起来，过了六个月又把他打发去，他到了延安照样地被关起来，住了两年，重新又回来。特务们一直把他关着，在我们来到南京的前三个月，他就从兰州被解来了。后来我和他说：“我真佩服你，你坐牢真有涵养，你这样地不着急，有什么秘诀呢？”他慢慢吞吞地告诉我：“什么也没有，就是从日出坐到日落，从黑夜坐到天明。”另外一个家伙，是山西太原人，四十来岁的年纪，个子比我还高，是一个细长条，他在阎锡山的什么西安兵站办事处里面当职员，也是一个特务。不知道为了什么一个不忠实的案件被抓了，在西安关上了半年，也解到此地。他的案情我们始终没有打听到。只听他不断地长吁短叹，说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不知道怎样地生活着。因为被捕的时候，家中面缸里没有半袋面，他老婆的口袋里没有一块法币。我们见这两个人一搬进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都警戒起来，并且大家很肯定地料到这是来作侦察工作的。我们以后的日子，就更多了一层顾虑，因为这里的朋友，已经不是清一色的了。

　　在二月二十日的早晨，刚刚吃完了稀粥，那个黑麻子又来了；打开了门，喊着董剑平和田仲严的名字说：“把铺盖捆好，要把你们送走。”我们其余的人好象感到平地里打了一个暴雷，都感到情形将有巨变，这不过是个前奏。他们两个人感到的情形更严重，面孔立刻严肃起来，一面捆铺盖，一面和我们说话。“我们的命反正早已交给了他们，早晚都是一样，他们不过是先我们而被提出去罢了。”我这样的想。这时候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他们是去“受训”的，有的说他们是转移看押的地方的。但他们自己，却向那种更严重的地方想。因为他们两位和楼底下的另一位女难友董肇筠是北平**地下干部，三个据点的负责人。除了我之外，其余的人都和他们有直接联系，董剑平用右手的食指象搂着扳机一样的打着手式：“会不会这个？”我用安慰的语调告诉他：“这不是干那活计的时间，可能是转移地方。”大家在凄凉严肃的气氛中握手告别了。

　　他们去了以后的当天下午，又有一个身体魁伟，带着流氓气息叫做朱建功的搬了进来，这小子很会说话，口若悬河，坐牢的经验极丰富，尤其对这里的情形更熟悉，他已经掉过了好几个屋子，他认识许多苦难的朋友，也知道他们的生活经验，他特别钦佩的一位赵先生（是不是姓赵，他的名字叫什么？现在我的记忆都模糊了）。他告诉我们，这位先生是**派到郝鹏举军队里的政治部主任，后来郝叛变，他被郝当礼物献到“中央”。据说，他是由国内最早送到莫斯科读书的学生之一，他和贺衷寒等都是同学。关在这里的时候，很多要人都来看过他，给他带来烟卷和零花钱，屡次劝他为他们工作，他说：“我的历史和地位已经决定了我今后的命运。”他每天的生活很有秩序，他运动，手不释卷。在劳动上，他把摊派在别人身上的工作（象扫地，倒痰桶等）都做了。他劝他们多运动，免得将来出去作事的时候，本钱没有了。他教这家伙读唐诗，并且为他详细地讲解诗句的意义和作诗的方法，后来这位老先生也被移解走了。我听了这一番话，深深地被感动。

　　这里是不许抽香烟的，如果有一个看守给“犯人”买烟卷，或通一封信，捉到了是七年以上的徒刑。但这家伙吹牛说，他有办法弄到烟，如果我们要抽的话，他就能弄到手。谢士炎烟瘾颇大，很有跃跃欲试的气概。后来在一阵耳语上，我警告他：“千万干不得，究竟这家伙欲使的那一手，谁也摸不稳，犯不着冒这个险。”

　　过了两、三天，在一个晚上，又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子被送进来，他说他十八岁，在上海海空军电台上工作，因为和交警总队上海电台上的人共同私拍商电图利被捕了，他长着不大的个儿，细白的面庞，有着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小小的嘴里生着一口好白牙，头发留得很长，直向后梳。那姓朱的家伙，一见就和他拉交情。我们屋子里面六张双人床，已睡满了十二个人，他只好睡在地下。姓朱的建议道：“我陪你睡在地板上，因为你只有一床被，我也只有一床被，我们可以合拢来一垫一盖。”这年轻人以为他是好意，当然接受了。到第二天早晨，朱出去撒尿的时候，这年轻的小伙子对我们说：“他坏极了，昨天夜里他摸了我一夜……”后来才知道这位姓朱的是位特务，被派到福建一个中学去教体育，犯了同样的案子，因为被控告，保密局才把他关在这里。

　　楼下的办公室在晚间就是法堂，用刑的时候那些看守我们的家伙们都是执刑人，所以把他们的面孔，都锻炼成那样凶狠。听说这里的屋子分好几种，除了一般象我们住的屋子以外，还有一间黑屋子，里面没有光线，只有一个小小的洞通空气。这里是又闷又脏，铁打的好汉住在这里面一个月，不死也要脱层皮。等到他们被放出来，甚至视觉也毁坏了。听说地下还有一个水牢，有半尺深的水，把人往里面一扔，让他立体进去，平面出来。

　　这里面最恐怖的一件事，就是夜间“掉号子”（即枪毙），如果那夜叉般的看守们半夜打开你的房门，对你说收拾你的铺盖，搬到另一个房子去，从此这个人就再也不会活着了！

　　可耻的欺骗

　　历史上象蒋介石的这样贪污卖国的奴才“政府”，任凭有意替他做辩护的人，怎样强调说，“政府大大小小的贪污成风把他毁了”，也是无用的；因为真正贪污的头子就是蒋介石本人。他的家私有多大，我们无从得知。但宋美龄最后这两次在美国所购的豪华的房屋，如果说这笔款与他无干，这件事情他本人不晓得，那真是把死人说活了，也没有人敢相信。这笔款不过是他财产中的沧海一粟。至于他那裙带关系的财产，“豪门财阀”，财从那里发的，阀从那儿成的，难道他一点都不知道吗？他手下的直系和旁系大将们，犯的那些贪污案子，是谁在纵容他们的？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到底谁是“匪”？谁是“奸匪”？蒋介石的一帮才真正是匪！对人民的财富说，他们是盗匪！对人民的国家说，他们是“奸匪”！他们是真正的刑事犯！下流无耻的贼盗！

　　举一个最小的例子，说说他这匪帮的盗窃体系和方式之一滴吧。当我们在北平最后的两个星期，平时一个星期买两次东西的照例文章停止了。到临走的那一天，看守们笑嘻嘻地来说：“你们要买东西，赶快开个条儿，这次买东西可以没有限制。”大家对这个意外的收获，高兴得了不得，帐上有存款的人都很慷慨地大开特开，却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便要起解，他们把买的东西，三下五除二地送了一些来，其余没有买的东西，却都照单算价。最倒霉的是朱建国，把自己的金戒子托他们卖了，弄到八十万法币，给石崞送了三十万，其余全部财产五十万元所买来的东西，只是几块烧饼、几根油条和一包花生米。

　　我们在北平入狱的时候，每一个人被检查扣下的东西，贵重的是手表，自来水笔，金戒指，我还有一付镶翠的金袖扣。等到到了南京，三天以后还给我们的并不是原物了，（其实不是还给我们，只是要我们认认自己的东西对不对，签上一个字，仍然交“柜”保管。）可是当东西一打开的时候，大家都瞪了眼，石崞的新式游水表变成了一个破旧不值钱的小表，他那五十一号的派克钢笔和铅笔，变成一只半截的铅笔，和一只本国造的黑杆自来水笔。老孟的金戒指，也变瘦了细了小了，大家对于这些调包的东西都不肯签字。我带笑地劝他们说：“算了吧！命都是他们的，争这些干什么。”解我们来的那姓双的特务小子，长得那样肥贼似的蠢胖，还不是我们的血汗油水养起来的？“贼护贼”，这件事闹起来决没有结果。特务们又怎肯把脸丢在“奸匪”的面前？自然许多朋友是不会接受我的忠告的。可是，我们大家却因此遭来了更大的苦难。

　　果然表、笔、金戒指，不但没有找回来，好几个朋友还被喊下去，大大地盘问了一番。这里听见有人喊名字，不管什么事，就先大吃一惊，因为一被叫喊去，总是凶多吉少。他们跑回来说，有一个从保密局派来的“法官”追查这件事，有的人就在高兴，以为快有一个水落石出，原赃交回的希望。并且还有人解释说：“特务们自己的纪律，相当严明。”我对这些是不相信的。过了两天，我们要求买东西的时候，（每天喝的开水，要自己出钱买），那个管账的来告诉我们：“你们的钱和一切东西，都被保密局收回，我们不能垫款，东西没法给你们买。”从此大家原有的东西，不但没有追回，连每一个人账上仅存的几文钱也没收一空，我们以后的日子就更惨了。

　　特务们这种行动，又给了我们一次教育，使我们更认清了他们是世界上最残暴的野兽，他们是全人类正义之敌。他们除了欺骗，还是欺骗，谁要相信他们嘴里有一点真实，谁就是百分之百的傻瓜。我们在这里的人，差不多同有这个认识了，并且时刻警惕着要坚定自己，不要中了敌人的诡计。

　　报纸杂志帮助蒋介石进行欺骗，说他是个虔敬的基督徒，每天必定要读圣经，礼拜天还去做礼拜，还有一些无耻的教会牧师们大捧特捧，尤其是他御用的几个外国教士，替他在美国吹，说甚么他因为做祷告，曾经渡过了许多大的难关。这个流氓骗子的骗子网，真是滴水不漏，他们不但企图骗中国人民，还企图骗外国人民，现在还要骗他们的上帝了。许多人骂他：“坏事他做尽了，好话他也说尽了。”这个流氓骗子卖**！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问话”一次，“问话”的那个特务，是一个姓赵的，河北人，三十来岁，中等身材，长脸上浮着一层永远不能扫开的忧郁。他说话的声音很慢，很低，好象每一句话里，都藏着一个诡计。他似乎很满意，能够被人家看出来，自己是个阴谋家的样子。当我被叫进去的时候，他和北平那个姓毛的同样对我表示着礼貌，他只问我一句话：“你在北平的口供，没有什么变动的地方吗？”我干脆地告诉他：“半个字也没有！”他说：“你知道冯先生近来的情形吗？”我说：“你们不许我看报，他的情形，我知道否，你们当然很清楚。”我紧接着问他：“近来冯先生有什么消息吗？”他慢吞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象吐着瓜子壳似地说：“他为你的事，在美国发表谈话，攻击政府很厉害，可惜得很……”显然这“可惜”两个字，是对我。我又问他：“我的事冯先生知道吗？他说些什么呢？”他想了一想答道：“不但知道，而且知道的很快，知道得很详细，他攻击政府对你非法逮捕，很骂了一些。”我不方便再表示任何意见，谈话就这样告了结束。最后他对我说：“余先生！你生活上有什么问题，请你随时告诉我，我一定帮忙解决。”就是这个人，他没收了我的东西——翡翠金袖扣，另外三百万元，使我连盐也吃不上。

　　一天上午，那个黑麻子给我们送进来十张印好了字的什么东西，交给我们的时候，说：“你们每人填一份，亲笔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们一看，原来是一份悔过书，大意是：“我受****，误入歧途，背叛政府，为奸工作，现已觉悟，愿悔过自新，从今信仰三**义，忠诚地为国家为人民工作。”

　　在最近的几天“问话”中，那姓赵的小子总是对每一个人安慰地说：“你们放心，没有事。你们的案子，要分别处理，有的人将来要受训。”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烟幕弹，后面必定藏着一个阴谋。现在这阴谋揭开了，好多人互相讨论对付这个卑鄙手段的办法。有人提议道：“这是一种手续，签个名敷衍敷衍，不要把问题看得太死。”有人就问我怎么办？“我决定不签字！”我说。事后听说，有人签字的时候，把那“我受”“我接受”上加一个“没”字！

　　由于这一次的北平事件，从所有的损失和痛苦上使我常常考虑着一个问题，就是被捕自杀的问题。死，并不是可怕的，我以及别人都具有同一的看法。可是不断地在煎熬中过生活，比死还难忍受。如果监牢里能找到自杀的工具，我想百分之九十的人——也许比这个数字更大，都乐于自杀。记得在我出狱前几天被军法局释放的一个东北通讯社社长，他因在沈阳被捕后，熬不过那一段苦难，曾经找到一个洋钉，把它从太阳穴上打进去，有半寸深，他晕死过去，然而没有致命。以后特务们在他每晚睡觉以前，把他两只手在背上反铐起来。

　　不过，这一种求死的愿望，只是一种个人地解脱，那么能长期熬着，为着光明的将来，岂不是更英勇的行为！

　　相依为命的日子

　　团结就是力量。这一句话的意味，我现在体验到了。在这里，我们虽然不能有任何有计划的作为，但是相同的命运，把每一个人的问题，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们互相交换意见，讨论着这里可能加在我们身上的鬼把戏。我们研究着对策，我们亲密得象一个人，团结成为一条心，互相鼓励着。大家不再感到孤单寂寞，谁也要给别人打气，只许好，不许坏。我们不时带笑地意味着那最后的命运，也许说不定什么时候，多半是深夜吧！我们会被牵到一个地方，也许是中山陵的附近，一个荒漠无人的山旁，把我们一块儿杀死，一块儿埋葬。他们举我到时候领导呼口号，我们喊什么样的口号，也略略有个商定。我对他们说，如果是枪毙的话，我应当要求有优先权。如果他们是用机枪扫射的话，那真是最理想的一件事。要是掘上一个大坑，把我们活埋的话，那更好了，因为我们可以永久拥抱着，团结在一起。

　　在这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每一个人的个性，很容易地暴露出来；每一个人的才具，也很容易被发现出来。谢士炎很聪明，但是好胜心也很强烈。老董永远是个和稀泥的和事老，他永远是顺水推舟，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石崞还是那么倔强和沉默。那位小耿年纪最小，性格也一样的倔强，不说话则已，一说象扔出一块大石头，叫你搬不动。（他的爸爸也在陕西被抓了，听说押在我们楼下。父是英雄儿好汉，父子‘同科’，我们对他加倍敬佩）老孟仍然是那么坚定，诚厚，不愧为一个从农民中锻炼出来的斗士。丁行比以前活泼了，话也说得多些。老朱年纪很轻，记忆力特别强。老田异趣横生，他讲起他的生活，会叫你如看万花筒一样。他真是“矮子矮，一肚拐”。这些朋友，各有千秋。

　　每一个人的钱，都被没收了，现在所有的人凑不出一文钱。因此苦难来了，这里吃饭的菜，无论怎样省着吃，第一碗饭就把它扫得光光，第二碗饭只得把剩下的菜汤平均分配。但是第三碗饭呢？有的人需要吃五碗六碗，干吞着白饭，比吃药还困难。有时候老孟的太太，央求看守给我们送一些辣酱和咸疙瘩。我们舍不得一顿把它吃完，所以就先把它切成许多碎丁丁，每顿饭由老谢来分配，每人五粒，这样就可以维持二三天。提到切咸菜的事，就发生了刀子的问题，当然刀子在这里是绝对禁止的。我把在北平特别发明的两用刀子拿出来了。这是一把牙刷，我把那化学制的牙刷柄，在墙上磨成一面口，这样就可以当作菜刀用；不过切的时候很费力，好在牢里的时间不值半文钱。

　　老孟太太的接济，也不常来。那两位由西北解来的“修养人”，他们把手中剩下的钱，买了一包精盐。我们拿来早晨拌在稀饭里，午、晚两餐就把它撒在干饭上，这样又维持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总是“天无绝人之路”，小耿从上铺爬下来的时候，把老谢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踢掉了，找了好久找不到，于是就用扫把在那黑幢幢的床底下普遍扫了一下。那失落的棋子还没找到，却找出五百元一张的法币两张，大概是从前的难友夹带中没有被搜去的财产，不知道为什么遗落在床下。我们兴奋得好象是发现了金矿，大家的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可是，这一份横财怎样处理呢？经过一番慎重的会议，结果决议把它交给门外的那个看守，请他随便办，如果没收呢，那就不必说；不然的话，就请他给我们买一缸辣椒酱，剩下的钱买花生米。因为在这里私携法币，等于暗藏军火。我们把这交涉任务交给了老谢，经过了一番他和那家伙的解释和恳求之后，得到的回答是请示所长后再办。我们等候了许久，结果成功了，一碗红辣椒，一包花生米，送进屋里来。我们先把花生米数了，然后按人数均分。每人得到的是十颗，这一碗辣椒酱又帮忙我们混了一个星期。

　　其次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水，我们已经没有一个人买得起开水了。看守向我们表示，所里经费不够，不能烧开水，那末我们怎样过呢？尤其是每天吃了多少咸碱，更需要喝水，所以我就提议说：“唯一的办法只有在上毛房的时候，从洗脸盆的水管上取冷水喝。我想‘首都’地方自来水应该是化验过的，不会有危险吧？”其实我说这些话，并没有多少把握，我以为因此而得了虎烈拉和其他的肠胃病，那岂不是求之不得吗？可是这种腹案从来没有向大家公开过。我们喝了几天凉水，不知道是那一方的菩萨点化了这里的头子，有一天居然宣布开始供给开水，每天三壶，给我们三张扑克牌，每来一壶的时候就给他一张扑克牌当收据，第二天再发三张。这样的“德政”，我们不能不在此地感谢。

　　那个被鸡奸未遂的小家伙，给我们带了一副棋子进来，老谢、老朱、老丁和老×他们都会下棋，熬煎的日子又觉得容易混了一些。只是老谢由于好胜心特别强，下棋的时候，只许赢不许输，常常为下棋抬了许多低声的杠（在这里大声说话也是犯禁的）。我不会下棋，有时在棋盘闲着的时候，我玩着那“开乌龟”，“八仙过海”的一些穷极无聊的把戏。

　　除了我以外，他们都作些室内运动，其中以老田做的最殷勤最地道，他那一套八段锦相当有工夫，据他吹已经是十年如一日了。老董会太极拳。只是这屋子仅有一条在两个床中间二尺宽的交通线，成套的武艺施展不开。其余的人，不规则地做了许多柔软体操。老丁看见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萎顿下去，用很诚恳和具有鼓励性的语调对我说：“余先生，你应当打起精神来，好好锻炼你的身体，不要让苦难把它弄坏了。”我笑了一笑，自然我很感激这种关怀的友情。当他以后每次催促的时候，我总是勉强比划一两下，不是在运动，是在敷衍他；因为我心中有个决定，反正这条命活不久，一个强壮的身体，不一样地被弄死吗？为什么要炼得好好地给他杀了呢？也许因为身体不好，解决得更快些。

　　日常生活上，最感痛苦的要算老田。他是个高度近视眼，要戴两千五百度的眼镜，可是他的眼镜早在北平就被搜去了。这次特务们的贪污案中，他的宝贝也在被没收的财产之中。我们坐在一起，距离不过二三尺，他都看不清楚。吃饭的时候，他看不到那里是菜碗，及至找到了，筷子常常挟个空，于是就接二连三的向里面乱插，活象渔翁抓着一个短短的鱼叉，向那平静的湖里叉鱼一般。最可怜的是他在大便的时候，他有着严重的痔疮，他为的要知道粪便中带血没有，要把用过的纸拿起来察验一番，因为近视就不能不把纸紧贴鼻尖，上下移动，不小心的时候，鼻尖就会擦上粪。我们问他臭不臭？他总是说不臭。

　　这里常停电，就是不停电，一盏灯也不能够照得很亮，晚饭后到睡觉前，也就没法看书，大家就把时间消磨在“联句”上。这个玩意大家作得相当起劲，有时碰到了说出很好的句子，当最不通的句子从一个人口中冲出的时候，大家就不免大笑起来，常常因为声音过大，被门外的监视哨打开那扇门上的小门，喃喃地骂一顿。这样的日子，我们整整熬过二十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