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老人的礼物

　　每天机械地生活着，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甚至前一分钟，也不知后一分钟的事。所能知道的是清晨与夜晚，天阴与天晴。今天是什么日子？没有人能告诉你。我们虽然住在城市里，也和左拉传中的那位被囚在荒岛上的法**官周法士（DBEFUS）一样，整个的与人世绝缘。家庭，朋友怎样？革命形势发展得如何了？多想知道呵！一点点也是好的！

　　吹到屋里来的风，已不是刚到的时候那般柔和，遮满着阴云的天，惨白而沉重，鹅毛似的雪花在窗外飞舞着，轻薄地嘲笑我们每一个人。石崞和小耿，仍然是那一套夹衣，朱建国睡在一床军毯上。我把皮袍借给石，给耿加上一双袜子，谢士炎匀了一床垫褥给朱。大家整天地萎缩着，话也比来时少了。

　　一连落了有好几天的雪，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摆出了冰冷的面孔，这是江南的寒冷。炉火已不是这里的世界的所有物了。远处的高楼上的烟筒，冒出了黑色的浓烟，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中冒出来，冒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

　　在一个夜晚，大家睡下了不久，街头的播音器，突然送来了一曲歌声，我从床上坐起来，背靠着床，仔细地倾听，这声音太熟悉了，原来今晚是圣诞之夜。

　　几乎一夜没睡着，清晨那教堂叮当的钟声和那看守粗厉的吆喝声，把我唤起。我们照例地起床，摺铺盖，上茅房，喝稀饭。碗筷收拾以后，照常地聊闲天，开玩笑，并且说：“今天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吧？这些特务们虽然不懂过圣诞节，但今天是‘复兴节’，是那‘鬼东西’叨**之光，从西安被放出来的日子，总该让我们安静地过一天吧！”这句话刚刚说完，一个操着山东口音胖胖的大高个，出现在才打开了的门口，喊我和谢士炎的名字，并命令式地说：“收拾铺盖，预备走！”这声音当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动，同屋的人也都感到惊慌，空气立刻严肃起来。我问他要我们到那里去？“不知道。”他带理不理地边说边走了。

　　朋友们围着我，但找不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来，我也想不出该说什么。他们帮我，检点零件，收拾铺盖，临行的时候，我们一一地紧紧用力地握着手，感情使我们不忍分离，而形势是一刻都不许迟延。我走到门边，又转回头来，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道一声“再见”，意思是永别了！

　　楼下办公室里，堆着还有其他人的行李。这时我才知道走的不是我们两个，当我们又坐在第一次卸脚镣的地方，那里已经有几个穿着空军服装的青年，坐在板凳上，我们彼此用眼睛互相扫了一下，沉默着。接连着老丁和小耿下来了，朱和石随着到了。除了老孟和另外三个不属我们一案的人以外，全都来了。关在另外屋子的梁蔼然、陈斌，也一对一对地来了。两个两个地往外调。这大概是他们的手法，好象令人神秘莫测。我们一共有二十人，十六个是北平来的，其余的是被捕的空军，留下的那几位，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见到面。

　　小耿和顾心田——顾是**热河电台的负责人，小耿是他的徒弟，跟他学无线电收发报——他们两个人衣服穿得特别烂，小耿的单裤的膝盖上补了两个大补丁，顾的装束象个肮脏的伙伕。有一个特务向他们瞟了一眼，对那几位空军朋友说（却没有对我们说）：“干**工作的，应该是他们！你们是知识分子，受过这么好的教育，跟他们一伙干这个，太不值得。”接着又说：“国家对你们很宽待，这次把你们送去，案子很快就结束了，你们一到那个地方，便明白了。”到什么地方他没有说明，我断定这条老命又得再活几天。

　　我们一对一对地手腕被铐子锁上了，这一次用的是土铐子，两个铁圈的中间，插着一个带鼻子的细铁棍，一把锁把铁鼻子锁上。于是我们一行人就钻进两个车厢，空军和梁以及他屋子里一些人，和我坐一辆车，我很喜欢看见他们，因为彼此不见面是整整的二十五天。这时有一位年轻而健壮的空军朋友，问我的姓名，等他知道以后，他就对其他的空军朋友说：“这位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余先生。”他转脸对我说：“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看到报上登载冯先生为你被捕发表的谈话。”我连忙地问他：“他说些什么呢？”他说：“说明你过去的历史和对国家的贡献，他反对政府用诬陷的借口非法逮捕你……”随后又告诉我，与他同一个屋子，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姓赵的，他们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我过去的事。（我的学生云泥异途，怎么教育的啊！）说到这里，那押解我们坐在他一旁的特务就禁止他说下去。车子转弯抹角地向前驶，阳光照着地面，照着人面，照着红红绿绿的衣裳。

　　车子驶进一座大门，在一个很大的院子中停下来。我们走出车厢，有人认得这个地方，就喊着说：“这是军法处。”下了车子，我们在草地上坐下来，大概等什么“交货”手续。谢问我：“你看怎么样？”我告诉他：“‘受训’的事根本是鬼话了。事情从此就半公开了，严重性也就大了。”这时候梁插嘴道：“前天我们买花生米，包着的一块报纸，恰恰登载着当天的消息。内容是余心清供认**不讳，与其余一干人犯一并解京送交军法审判，你的名字是用特号字标出的。”

　　我们“一干人犯”，在被点交之后，手铐子也去了，就进入一所旧式监房的院中。检查登记，差不多花了两个钟头。每一个人携带的东西，又再一度地被清算扣留起来。发还给谢士炎的两包三炮台香烟，被看守们扔在地下，狗东西们，连两包香烟都要“设计”一番。有一个瘦下巴颏象一只狐狸面孔的家伙，嘴里叼着香烟坐在一张五屉桌子旁，监督检查我们，他一看见那绿纸包着的两包烟躺在地上，眼睛直溜溜地瞪起，随即命令看守：“拿来我看看。”等到拿上了手，他象生气似地打开抽屉，往里面一丢。这家伙就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湖南人，与军法处长是同乡。

　　最后，就是那湖南籍的所长向我们训话一番，“你们的案子，我大概知道，这里是军法机关，如果你们不守规矩，想胡闹，那我是不客气的，就会把你们铐起来，并且向上面报告。”说到这里，他吐了一口痰：“这是军事机关，不是随便的地方。”说完了，我们又被点着名，一个一个地关进不同的“号字”里。

　　木笼大厦

　　这里关着的人，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从汉奸，江洋大盗，到**；从六十岁以上的白发老翁，到十二、三岁的勤务兵和小鬼。

　　这是一座旧式的监牢，一个院墙里围着三座**的院子。每座院子编成了一个号字，分为“智”、“仁”、“勇”，每座院子里是个一连五间的敞厅，在这敞厅里，用杉木钉成一连串的五个笼子，每个笼子之间钉上木板。笼子里铺着木炕，坐卧起居都在这上面，靠门的旁边，放了一个大马桶。这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象监牢，关在里面的不象是人，象一个动物园的铁栅栏，里面圈着一群动物。

　　看守所紧连着军法处（后来改成军法局），据说是齐燮元的房产，去年他被枪毙在这院里，总算是“死归故土”。这条街叫做羊皮巷，后来里面难友们给我说：“这里和外面是两个世界，在这里住一住，经验学问，会增进很多，将来毕业出去至少可以吹吹‘牛皮’，因此，这里有‘羊皮大学’的称号。”

　　我住的是“仁字号”，他们说这间笼子里，一向关着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如齐燮元、叶蓬和最有名的江洋大盗等，现在住在里面的都是“将级”。我是多么荣幸啊！来住在这座“大厦”里！

　　我被塞进了这笼子里，脱去鞋子，走上木炕，里面住的五个人，都站起来迎接我，最先和我打招呼的是王公遐，黄埔第二期毕业的学生，当过宪兵第七团团长，在四川当过暂编第二师师长；中等个儿，长方的脸庞，牙齿露着，一双失掉光芒的眼睛，不时向上翻动，一望而知是个目空一切半武半文的军人，因为贪污的案子被捕。他对我说：“你站在院子里，我就知道你是我们屋子的客人。”接着是一位胖子戴着眼镜，五短身材，右边眼皮下的神经不时地在抽搐着，这样使他那个左眼仅只剩下了一条缝。他说：“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你尊姓啊！”我们互通了姓名以后，彼此都社交地说：“久仰、久仰。”这矮胖子的名字叫“杨毓珣”，杨士奇的儿子，袁世凯的第三个驸马爷，做过北洋政府的参谋次长，敌伪时代的山东伪省长。日本失败后，向蒋介石投降，当过三天的总司令就换了班，后又因汉奸案被控，关了起来。他在这里住了两年，还未审过一次。第三位是王占林，半边脸长着白癜疯，他是方振武的部下，和我在山西汾阳见过面，敌伪时代，当过伪军师长，也是在胜利后投蒋被抓来的。第四位姓杨，瘦长的个子，失血的脸上，表情很冷酷，说话也很谨严，充分显出深于世故，被捕前任“国防部”特勤处副处长，是开汽车连续撞死几个人的案子。最后一位，穿着黑布棉袍，我忘记了他姓什么，三十余岁的人，胖敦敦，象个厚实的商店老板，他是孙连仲“军事法庭”的军法官，专审日俘，因为有人控他贪污，奉“令”押解来京。他们都对我表示亲热。这新的环境，给了我异样的感觉。

　　我坐下来四周一看，木板的墙上，架着一块横板，板上堆满了热水瓶，罐头，饼干筒，茶壶，茶杯，饭盒，菜罐，点心盒，巧克力糖，可可，咖啡，方块糖，酱油，味精等等，象一座小食品店，也象那位阔人家的厨房，我倒有点象“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几乎忘了他们是囚犯，这儿是囚笼。他们帮着我把铺盖打开之后，便把龙井茶，饼干糖果之类一大堆东西，堆在我面前。三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喝茶。我喝着，吃着，同时在想着，我怀疑我是否在梦里。

　　这里一天两顿饭，我赶上了晚饭，他们各人把家里送来的菜集中地摆上，有肉有鱼一共十多样，简直是一席欢迎嘉宾的盛宴。

　　我在这屋里住了三天，就和他们一块搬到院子的西头，一座刚建筑好的新监牢里，我们仍然是六个人在一起。这座监房设备得比较合理，是一座马蹄式的建筑，仍然是分着智、仁、勇三个号字，智字号在中间，两头是仁字、勇字。我住的是智字五号，屋子里除了木炕之外，还有一个抽水马桶，空气和光线总算是够用，马蹄中间围着一个小小的操场，这地方我们一天可以在上面走动两次，每次十五分钟，叫做“放封”。听说建筑这座监牢，是由于美**事顾问团的建议，主要的还是给他们看的。

　　这里除了押着我们二三十个所谓“匪谍”外，其余是两种人：一种是当过汉奸的，里面尤以军人为多，他们在胜利后，做了归顺蒋介石的效忠人物，等到军队被改编，军权被搞掉，姓蒋的把面孔一扳，他们就进来了；第二种是蒋系“人物”，都是些贪污案，如盗卖军火，侵吞公款，敲诈勒索等……，最近进来的一大批人，都是因为作战不利，这当然是指的和解放军作战而全军覆没的。

　　形式上，此地和我以前被关的地方不同了。因为是个军法局的看守所，所以一切规矩制度，多少带着些军事上的气味。所长是个少校阶级，他底下设了一个看守长，五六个看守员，再下层就是看守兵。警卫人员，由国防部特务团担任。在监里面和我们接触最频繁的是看守兵和他们的班长。这些看守兵，特务的气味虽大不，禁卒的威风还是不小。从上到下，处理事情，无所谓定律，一切的一切都是看人行事。

　　早晨六点钟被唤起，第一次放封的时候，可以到外面先洗脸，然后散步十五分钟。饭是两顿，早饭大概在九点钟，晚饭在午后三点钟，晚九点是睡的时间，睡前点一次名，查查有没有缺少。看守兵每四小时换一次班，一个人看几间监房，不停地在你门前逡巡，也不时从那门上的方孔中，用眼睛搜索一番，看看有没有违法举动。最讨厌是每天点名和换班时，总要突然的大声喊着“坐好”两个字，好象喊堂威一般，叫你从心里感到刺激！

　　每天两次放封的时候，全监的“人犯”，分作两班出来，同案的人，不能同时放封，其实这都是“掩耳盗铃”的鬼把戏。办法多着呢！“打电话”，“抛纸弹”，“写密码”，和外面通消息，也成了家常便饭。

　　每一个星期，可以通两次信，接见亲友两次，准家里送两次菜来。案情严重的没有这种“特权”，我是其中之一。能打通关节的人，并且可以每天每顿由家中送菜来。

　　看报是绝对禁止的，书是可以送进来，但要经过检查，可是我们每天有报看，还可以看到“展望”与“观察”。

　　一个星期，可以轮到一次理发刮脸。天热的时候，还可以每天要求到院子里洗个凉水澡。每三天看一次病，除了我和少数人不愿找麻烦，其余的都愿意冒充“病人”，出来溜个弯子，一切妙算神通，都在这一溜。

　　香烟在严格的禁止之列，但这里只有很少数的人不抽烟，我的屋子里，经常抽的是“三炮台”和“加立克”，可不是我买的。

　　下象棋是合法的，扑克和牌九被禁止，许多屋子的难友常常为了赌“梭哈”，打“天九”而大吵大打起来。

　　放封的时候，每个人都用快速的步子走出来，好象鸟儿飞出了笼子。当看见“新客”，大家都以好奇的眼光注视他，互相问着：“他是什么案子？”我最初是被他们注意的一个。如果有人和你打招呼，也一定是问着你的案情。凡是说着自己的案情的，都是抱屈地解释着他是多么冤枉！

　　这里有不少“老资格”，都是一年以上的“留级生”，新来的人，得向他们请教，求他们帮忙。的确，他们的经验很丰富，告诉你的话，都头头是道。

　　我和他们混熟了之后，有些人就要和我谈政治，这是最难应付的事，因为听说这里面有“卧底”的，就是被打发来伪装犯人窥探秘密的，也有为献功而出卖朋友的。所以事先要拿得稳，说话的分寸尤须揸得紧，拒绝答复人家问题会孤立的，甚至会招致更恶劣的后果。

　　政治犯在这里，通常是被人戒严的，有时被人冷讥热嘲的，但不象在外面那般严重。等到解放军节节胜利，打下开封，拿下济南，我们的“市价”抬高了，和我们“近乎”的人也多了。

　　一般地说来，监狱里有一种比一般社会较好的品德，就是同情和互助。那些旧式的监牢里又当别论。

　　在我没有和母亲通到消息以前的好几个月，我是一无所有，钱是更没有一文。毛巾破了，牙膏完了，热水瓶没有，连笔纸都没有。同屋的难友，几乎每一个人都给我说：“你不要客气，用什么，请说，我们给你买。”王公遐给我买了一个热水瓶，送了我二十万元零花钱。杨毓珣给我买了一个漱口杯和一双鞋带。刘金魁出去以后，给我送来二十万元，和一条毛巾。每一个人家里送来的菜、水果、点心，都有我一份，我差不多白吃白花三个月。

　　那位脸上长着白癜疯的王占林，是一个非常谨慎怕事的人，有一天夜里偷偷地问我：“你是不是要给家中写信，我有方法给你送出去。”我很感激地对他说：“我只想给我的女儿通个消息，你若愿意的话，是最好不过了。”我那哄动一对的案子，严重的叫好多人害怕，他能自动地替我出力，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这封信终于地寄出了，只是我的女儿的回信始终不能送进来。

　　驸马爷给我帮忙的地方也很多。凡是我要他做的，他都大胆地做去，好象满不在乎似的。这里面有两种关系：一是因为和我同乡，有些乡土观念，再就是因为他和张学良是把兄弟，西安事变，他是张的驻京办事处处长，现在张被押，他也被押，这给了他思想上很大的刺激。以后他常常和我咬着耳朵说：“大家出去，还要合作。”“小心一点吧”，我带开玩笑地回答他。

　　我还收到些从别的监房里送来的食物，有些送礼的人根本不认识。

　　自然我们这些“匪谍”互相间的友情是特别深的，不管认识不认识，互相深深地关心着，帮助着。在放封的时候，好多人来告诉我他们的案情，和发展的过程，并且和我讨论将来的对策。最可笑的是有一天我正在院中散步的时候，有一个生得很漂亮的青年，在窗子里对我说英文，他说他是我的同学，并告诉我他的案子怎样危险的一大堆话。我觉得这位朋友太大胆了，旁边都是贼一般的看守在监视，这样说话是会出岔子的，我又没法不答复他，就低低地拿中国话说：“你写封信，让那扫地的小张送来。”后来打听到他是个冒失鬼，他在汉口时候，朋友夫妇不合，他跑去帮着那朋友把人家的太太打了一顿。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有位沦陷区的游击司令，他是东北人，矮矮的身材，细白的皮肤，脖子常向一边拧着，充分表现他性格刚强，他成了许多难友的“电台”，尤其是初进来的人，非常需要与外间通消息，一找他援助，他总是不顾一切地帮助你，我们在这里看的报纸，差不多都是由他一个人**进来的，他的屋子几次被搜查，查出不少违禁品，也碰过很大的钉子，在许多胆小如鼠自顾自的难友中，他的确是个角色，我们称他为“狱中之光”。

　　有了这位朋友的“见义勇为”，加上了大家的经济支援，我们获得了不少精神食粮，又加上差不多每天有新进来的人，把外面最近的消息说出一些，使我们知道不少关于一般局势进展的情形。

　　这里有我们的“国际路线”，我们的“搬运法”，以及种种代用品。

　　除了那位游击司令的电台，住得稍久的人，都各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一块极薄的纸，写上蝇头大的小字，摺成指甲大的小片，外面注着地址及酬劳，专差就会给你带来回音。

　　香烟也是这么来的，有时火柴断了，就用一块棉花裹起从诊疗室骗来的灰锰氧，放在地上拿鞋底一搓，立刻就燃烧起来，把一根纸媒子接上火种，那么，瘾就过了。

　　在冬天，家里送来的菜，送到之后都凉了，监房里是不许有火的，怎么办呢？一个浆糊瓶，把盖子戮一个小窟，再把包牙膏的铅皮做成一个细管插上，装上棉线当灯芯，倒上麻油，掩蔽在墙角的洗脸盆下，问题就解决了。

　　把送进来的冠生园盛点心的纸盒子，剪成一片一片的长方形，再用“沃古林”眼药瓶上的橡皮头，沾上墨和红药水，天九牌于是就制成功。作扑克牌更是轻而易举了。

　　爱好漂亮的人，用肥皂带进了刀片，把一支筷子半端劈开，夹上刀片，用线上下一捆，刮脸就不需要理发匠了。

　　有位中将，姓姚的，当过胜利后第一任天津警备司令，和后任牟延芳打官司——一个发够了接收财的家伙。因为姚是杂牌，所以关起来了。他经常吞着大烟泡，来路就不用问了。

　　照例，每两个星期，大检查一次，监房里的东西都要受检，每一个“犯人”的身上也要搜一遍，但这“将级”的房子，从来没有出过大乱子，因为事前有人通风报信，大家心照不宣。

　　我在这里一共住了九个月，物质的生活，是“星星跟着月亮走”，一切叨光，精神生活，就远不如和革命的难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愉快。这里虽然有几个“同道”，却都被隔离开了，很少有接触的机会！“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正是这里的情形。

　　牢中的时间，算得世界上最优裕的了，但很少有人珍惜它，用它来读书，求进步，准备将来。纵然有人偶尔地在看书，只不过是些旧时代的小说，古唐诗，以及些易卜星算和黄色杂志。

　　谈话的时候很多，但很少接触到思想与理论问题，每一个人在重复着叙述自己当年的丰功伟绩，和这次天大的冤枉，同时幻想着最幸运的将来。

　　一般人最感兴趣，最爱做的事，是看相和算命。差不多每间屋子里都有几本历书、麻衣神相、金钱课、牙牌神数一类的“巨著”，鬼谷卜筮之流，这里更不乏人。

　　如果知道谁会看相，他在放封的时候，最被“群众”拥护，尤其是清晨，左右前后包满了人，要请他看看自己脸上气色如何？要是这位“相家”告诉他：“你的‘驿马’动了。”他的脸上会立刻浮上笑容，不过有一位不知趣的四川“相家”，他端详了求他看相的人的面孔之后，常常很严肃地问着：“你以前坐过牢吗？”这人回答道：“没有。”“那么你还要再坐一回。”他肯定地说。

　　我屋子里的那位“王少将”，每天总有五、六次跪在炕上，把六个棋子合在两只掌心中，黑眼珠直向上翻，嘴里叽哩咕噜一会儿，然后把棋子往炕上一掷，数数有几个字朝天，然后打开“金钱课”一对照。如果他的脸色变得苍白，那么你就准知道他起了个“下下”课。他颓丧地躺下一会儿又再去摇。旁边的刘少将对他说：“你面向东方跪着才有灵验呢！”

　　好多人都会念“多心经”，一早一晚，许多屋子里传出“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喃喃的声音来。好象这里是一座“大雄宝殿”。

　　一般人的胆子，小得象只耗子，听出外面的脚步声音稍微急促点，大家都吓得面无人色，周身发抖，特别是那位王少将，他惊慌地说着：“不好！又有事了！”因为这里杀人，都是临时提出去执行，他当过宪兵团长，知道这活计怎样干。我怕他吓出神经病来，曾有一次很诚恳地劝告他：“你放沉静一点，我们在这里，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才能活下去，不然会由于不断地神经紧张，刺激出别的毛病来！”“余先生，我和你不同，你死了是个烈士，历史上的人物。我呢！要是枪决了，却背了一个贪污的罪名，怎能不担心呀！”他似乎又感伤又忏悔，意思是说：最好能活着。

　　每一个屋子里，常不断地发生吵架斗殴的事，有时候整个监牢骚扰一阵。最初我以为这都是因为知识水平太低的原故，过了没几天，我的屋子里，也连续地干起来了。每一次闹起来，看守兵、看守员，堆集到门口，厉厉害害地骂一顿：“你们是什么将官，芝麻酱、豆瓣酱、虾酱，太不知自爱。”这样骂还是人情面子，要是别的屋子的难友吵架，常常因此而被铐起来。

　　杨驸马的一张嘴，总是关不住，晚上睡的最早，清晨起得也最早，一起床，他就找一个人做说话的对象，和人扯皮。不一会儿，两方就干起来，愈干愈凶，始而口角，继而对骂，然后大骂特骂，最后全武行，大打特打。王少将的一张嘴也不示弱，平常总是他们两个人干。有一次吵得不可开交，刘少将忍耐不住地劝杨说：“这次是你的不是，以后说话不要过分尖刻。”杨还击道：“你们黄埔系，想联合起来压迫我吗？我不吃这一套。”

　　这位驸马的血压很高，常常吵打后手脚发麻，以后一次和海南岛的“要塞司令”干起来了，被那位青年的“将官”，骑在他的身上，咯吱他一大顿，第二天清晨，就全身麻木，下午就死掉了。

　　这里的打吵，也有一个特殊原因，因为生活接触太近密。甚至比夫妇间还要近密。夫妇相处，有时不耐烦，任何的一方甩开袖子，就可以跑出去。在这里却没有方法跑开，那门上一把铁锁，昼夜地在守着你。自然每一个人心里苦闷，更是一件容易激发怒火的因素。我差不多每天说不上十句话，总是埋头读着书。别人以为我是一个多么寡言寡笑的人，那知道“哑吧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平时，我们以为象这样的苦难折磨着身体和灵魂，至少是会给每一个人在做人上一个反省的机会。那知天下事有大谬不然者。一般人的作恶心理，不但不能在这“恐怖政策”和“痛苦主义”的牢狱中改“善”起来，结果实得其反。有一天有一个当过校官的湖南小伙子，走到我的面前，用诚恳的态度对我说：“你是余先生吗？”我说：“是的。”他说：“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的忙，如果你需要对外面通信，我有办法，我的家眷每星期来接见两次，我们会说乡土方言，监视的人听不懂，我可以让我的妻子，替先生在外跑一跑。”我感激得了不得，因为通信接见，我是绝对被禁止的。我急需要知道家中老母的情形，朋友们对我的情形，所以我就拜托他，请他太太到我家中走一趟，如果老母不知道我被捕的这一回事，就不必说，如果已经晓得了，就请告诉她我的身体不错，也不必挂念，并且把送菜的时间说明白，经常地给我送点菜来。他把这事办得很快，三天以后，我就看见四十年以前那个旧菜盒子，已经送到我的屋里，我每饭不忘地感谢着这个青年。可是梁蔼然后来对我说：“这家伙是个骗子，他曾经替一个犯盗匪罪的大盗通信，回信自然由他家转，那大盗家中汇过两千万元来，直等到执行死刑的日子，还没有从他手里拿到一文钱。他这样的买卖，在里面作了不止一次。”这话叫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我相信我知道的事太少了。

　　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就是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当选伪“总统”的前后，大家每天盼望着一件事——大赦——有的说大赦一定有，“国大”一开会就有。等到完了会，大赦还没到，就又说：“总统就职就颁布！”这样失望又失望地一天一天地盼望着，直到把那守周村不到四小时便全军覆没的二十二师师长周庆祥枪毙了，大家这才死了心。

　　平时蒋家将在这里，虽然作了“犯人”，总觉得是“天子门生”，秉承有自，等到济南一被攻下，样子就不同了，屋里屋外时刻扬起了一片咒骂的声浪，什么“庆父不去，鲁难未已”，“国家不亡，是无天理”，“这家伙完全是个昏君、暴君、独夫、流氓、浑蛋、王八蛋、寡廉鲜耻的贪污头子”一大堆话，这般人好象因为知道蒋介石要失败，这才“隐遁”此间的。

　　在这些事上，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蒋介石最后的命运决定了。自然他的结局，我们早就看到，但这里看到的，更证明了过去的认识是毫厘不差。并且断定这小子垮台的时间，要比外面估计地提早。从特务能力上看，从军法机构上看，从关在这里的大大小小他的官兵的动作和思想上看，都可以看出这位**者，已经把自己的坟墓掘好了。

　　有一天早晨在放封的时候，碰上了一个素来没见过面的漂亮青年，虽然缺乏营养而瘦削了许多，但是在白净的脸皮上，透露着象苹果一样的面颊，通天的鼻梁，夹在两只灼灼有光的眼睛中间，好象一条长堤，分开两边的湖水；衣服穿得很破，拖着一双很大的美军皮鞋，鞋底的后段，已经踏得遮不住他的脚后跟。他走到我面前，很热烈地和我握手，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邱实义，他是在京沪路上做情报工作，和另外一个军人在一年前被捕的，早几个月被送到水西门外的中央陆军监狱，同老谢、老丁等同住在一起，他们都托他给我问好。这次因为要重新受审，所以他们俩个人被移解回来，他希望我随时地指教他。他并且决定开始读英文，希望请我给他正音。当然这样的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他的态度显出在他的生命中，燃烧着万丈的火焰。他很少和别人说话，只在听到什么战事上的好消息时就向我透露一番，有时他也问我关于一些外面的消息。他走路永远是雄赳赳地挺起胸脯，高视阔步，在那一群人中，好象是鸡群之鹤。

　　别人都带着惊奇而鄙视的态度望着他，因为他那样的表情，天然是一个典型的思想犯。过了不几天，同他一个屋子的人告诉我说：“他昨天开庭了，结果很坏，恐怕他有被处决的可能。审问时，他和法官抗辩，弄得法官拍案大叫说：‘我非杀你不可！’因为法官问他：‘你对于**的感想如何？’他说：‘我是**员，我们为了大众的幸福，不能不革国民党的命，**是个有主义、有作为、有办法、而最后必能成功的一个党。’法官很生气地说：‘你不怕我枪毙你吗？’他说：‘**人如果怕枪毙，就不是真正的党员，不象你们国民党人贪生怕死。如果今天你要在**人的面前被审讯，你敢有我一样的坦白直率勇敢吗？’法官气得脸发青，连连拍着桌子，口口声声要杀他。”大家对于他这种英勇行为很感动，但是替他生命的前途担着很大的心。他被审后在屋子里一天没出来，有人说他正在写什么。第三天我见他若无其事地向我问几个英文字的读法，我很感动地安慰了他一番。后来我转移到特刑庭，有人告诉我：他因偷看报纸和值日的看守员冲突过好几次，并且被掉换号字，两次被戴上手铐子，这真是一位坚强的战士，革命中的光芒。

　　同时有八路军的一个排长，因病在济宁医院中被俘了。他穿着一套原模原样的八路军服装，在和我们一道放封的时候，有人问他：“你是土八路吧？”他说：“不，我是真正的八路军。”他不大喜欢说话，他用急行军的步伐围着操场不停地转，显得那么英勇、豪迈。在“国大”开会的时候，他开始绝食一星期。他告诉别人，他是为了**伪宪法而绝食，在这样一个残暴统治的局面下，这里的刽子手们是可以任意地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人杀掉的。但这位朋友不惧刀斧，悍然以生命来反抗伪宪法的宣布，这是多么值得令人崇敬，值得称道的典型啊！

　　在这里有两个对照，恰恰两个极端：这一面是些卑鄙、贪污、愚昧、怕死的蒋家人马；那一边是坚定、纯洁、英勇、不怕死的斗士。一败一成，不待识者而后知。

　　七堂会审

　　这个军法局，下面设着三个处，除总务处外，一个是检察处，一个是审判处。案子一到，先由检察处调查，然后提起“公诉”，由审判处来审讯判决。

　　检察和审讯可以连续开很多庭，如果是件必须“拖”的案子，常常几年无下文，“驸马爷”的案子，二年没开过庭，就是一例。

　　住在这里较久的人们，都会背一个歌诀：“有理无理三个月，马马乎乎是半年，若待判决一年半，起码罪刑是三年。”这里，就是这样的处理案件。

　　判决以前一个最后的过程是会审，会审要有审判长和陪审法官。案子大，“犯人”阶级高，审判长的阶级也必须是高的。平时惯例多半是上将审中将，中将审少将，少将审校官。

　　通常一到会审，案子就内定了。会审不过是一种照例的手续和形式。

　　“通天”的案子，并不是决定于什么军法局长，审判长，或国防部长，掌握决定权的是蒋介石自己。

　　那位三十二师的师长周庆祥，也经过了会审，审判长没说三句话，庭就算开完了。他一回到监房，自知情形不妙，就秘密地写下了遗嘱，后来有人告诉我，远在他由周村跑到济南，蒋枪决他的手令已下到军法局。

　　和我在一个监房同住了四个月之久的一位二〇五师（青年军）的参谋长，名字叫彭奇超。军队由广州调**时，做了一笔用军舰**的买卖。案子被告发，师长姓刘的跑到香港躲起来，彭就被捕押解来京。会审之后，判他十年徒刑，同案的师部合作社经理判五年，广州留守处主任判三年，等到这案卷呈送“御览”，这小子用红铅笔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一律枪决”。原因是由于向香港政府交涉引渡他的门生姓刘的，结果碰了钉子，于是一怒而杀“三士”。

　　提到军法局，何尝有“军法”，这里只有“蒋家法”！生杀予夺，系诸一人喜怒。监里有个黄埔一期生告诉我一桩事实，说：“蒋在江西‘剿匪’时候，有一个书记，呈请给假回籍完亲，这呈文送到蒋面前，他批了个‘枪决’，把这位小书记吓得屁滚尿流，过了两星期，赶上蒋高兴的时候，才有人把这件事说明，他把原批改了，‘赏结婚费二百元。’”在形式上军法局属国防部，实际上归他直接指挥，听说象这样机关，一共有八个。所谓“军法”，不过是这只魔掌上帝的手**罢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蒋**下的贪污，不会单在这里藏躲起来！“贿赂”这法宝，于是就大显神通，金条变成一把钥匙，把“法锁”打开了。

　　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骤贬值，每一个公务员所得到的薪给，不足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况且这些享受惯了的官僚们，更需要额外大注的收入来开销。这一下子，穿着带血的衣服的“金条”走进来了。走进了他们的官邸，走进了他们的袖里，走进了他们的灵魂深处！

　　那一位弄死“驸马爷”的海南岛要塞司令，刚来的时候，不准接见，不准通信，天天开庭，形势很象是了不起的严重。每次开庭完了，他的面孔阴沉得灰里带青。过了不多几时，他也能接见了，也能通信了，我问他庭开的怎样？他说：“案子愈问愈小了。”再过了两个星期，他居然取保出外，随传随到了。他告诉一个朋友说：“十条金子没有了。”

　　和彭一起**的一位商人，他的神通更大，从看守兵一直买到副局长，后来他的太太在外面说话不小心，把一封行贿的信，给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查到了，这事闹到蒋那里，副局长、军法官、看守所长、送信的看守兵，统统关起来，一时情势紧张万分，但没到半个月，官都放了，只把可怜的小看守兵判了徒刑七载。

　　另一位和我同一屋子的后勤部仓库库长，他的太太在外面，的确是把能手，一包一包的礼品，转移到军法官太太们的手中，美军大氅，美军绒毯，还有……，都献上了。他一次由“国际路线”给太太写了一封信：“只要人能出去，财物不必吝惜。”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自然他不久就出去了。

　　人力，是金条之外的一桩法宝，这里的路，有钱走得通，有势也走得通。

　　如果你是黄埔系，再加上是浙江人，当然“奉化人”更吃得开。不但案子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看守所上上下下，都会另眼看待。若是我们和这样的人住在一间屋子，也会沾光不浅。

　　那位王少将，案情相当地严重，他之所以胆小害怕，也为了这桩心病。不过他有几个优越条件，终能逢凶化吉。他不时地告诉我们，他是黄埔二期，“校长”的同乡，国防部次长林蔚文是他黄岩的小同乡，而且私交笃厚，时机一到，定会帮他设法解脱。最后果不其然，准了病号，出外就医。

　　和我们一案，一同起解来京的袁永熙夫妇，他们是陈布雷的女儿、姑爷。我们一般人在闲谈的时候，就断定这小两口不久就可放出去。果不其然，不到三星期袁的太太就开释了，袁跟我们到了军法局三个月后，也开释了。

　　那位开汽车撞死人的副处长，听说原定处极刑，后来怎么攒上了胡适的门子，一封信就减为十年徒刑；这里还有些东北人，托人在外面找于斌的路子，因为知道蒋介石，不但对干爸爸买账，就是叔叔干连的干儿子他也认亲。

　　背时的要算杂牌出身的“人犯”，“剪除异己”这一手，恰好是机会使在他们头上，吉鸿昌被杀，韩复榘被杀，杀的多麻利，但孙元良拉出去枪决后，却“原尸还魂”了，官做的更大了；政治犯呢？用不着说，是“非我族类”，死有余辜。

　　当我住在木笼的时候，笼子面对着看守所的办公室，靠东面有两个窗户，窗外有条甬道，甬道的南端有一道门，通着军法局。整个监房，是军法局院子里的一个小圈圈。

　　在我进来的第二天下午，院子里落着绵绵的细雨，笼子里黑暗得什么也看不见，大家摸索着把晚饭吃了。外面甬道上走着十几个兵，走到我们的窗子旁站下来，每个兵扛着长枪，枪筒上插着刺刀，同屋子的人看到了就对我说：“看样子，又要开庭了。”

　　笼子门口，走来一个看守员，手里拿着一本簿子，叫着我的名字，我站起来的时候，他告诉我：“现在开庭。”同屋的朋友很同情似地瞧了瞧我，杨对我说：“要沉着点，进来的人，照例地要问一次话。”我笑一笑就走出来了。

　　我们十几个从宁海路来的人，先在甬道上排成双行，然后一个向左转，就向门口走出，那些箭上弦，刀出鞘的卫兵们，密密地包围在我们前后左右，一步一步地走进一间候审室。

　　我被唤进了“法庭”之后，这里却和特务机关大不相同了，一座大厅，八间房子大小，正中是一座三尺来高的“讲台”，台前围着木栏杆，台上放着一个长台，两旁衬着两张三屉桌，中间坐着一个冬瓜形的家伙，额头很短，两只黄鼠狼的眼睛镶在一张透黑的麻脸上，满脸挤着横肉，脖子几乎没有，好象一颗脑袋扣在酒坛子上。旁边坐着一个干瘪瘪的瘦子，手里握着一管毛笔，两只没精打采的眼，直在出神。

　　这回我得站着了。那台上正中坐着的家伙，向我冷酷地望了一眼，用着一口湘潭土音问了我的姓名籍贯年龄以后，接着就问：“你为什么替**工作？替孙长官接洽投降？”“接洽投降”四个字，象在我头顶上响了一个雷，我心里说，要这样刨根，问题就大了。我照着先前的话答复一番。“那么，你是不是陆军中将？”他一面望着我一面问，这到叫我莫名其妙了。我解释给他听，“我不是军人，我和孙只是朋友，在北平一年，从未接受过军事上的名义，所谓‘设计委员会’不过是孙的私人顾问性质团体，里面的委员，不是孙的好朋友，就是地方上的名流学者，大家不但没有薪给，连车马费也没拿过。如果我是中将，一定会有任命状，薪册子上一定会有我支薪的单据……”。话未说完，他大吃一惊地打岔问道，“谁告诉你这样说的？”“没有任何人，这是事实！”我感到奇怪地答复他。他沉了一沉，哼了一下：“你不是陆军中将，保密局的公事，怎么说你是，难道他们冤屈你不成？我看一个中将身份的人，才能有办这件事的资格，”说到这里，他把桌子一拍：“保密局说你是中将，不是也就算你是！”他说完了，我有点冒火：“既然这样，你问保密局好了。”这一堂，差不多搞了两小时之久，屋子渐渐沉没在傍晚昏暗中，檐头滴下的雨声，好象在为我诉着不平。

　　走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黑麻子比北平那个穿黄军衣的特务还凶过十倍！同屋的人一看到我，就争先地问着：“庭开的怎么样？是谁审的？”我略略地把经过情形说了几句，“驸马爷”说：“你倒霉了，碰在这坏家伙手里！他姓谭单名敬，湖南人，是这里有名的四大金刚之一，他一向是把小案子问成大案子，活案子问成死案子。许多人的命，都送在他手上。”王公遐很聪敏地打着岔：“也不一定，你的事，他未必能作主。”

　　睡觉前，我把那在“宁海路”联句的玩意传授了一番，王公退首先赞成，他接的句子也很典雅，只有王占林不参加，因为他是个老粗，怕出丑。我们一气联了两小时，最后，还是“驸马爷”的鼾声打了收场。

　　在阳历新年的前一天，上午九点钟，我又被唤出去了。这回没有到“大堂”上，我被带进了一间看守所的办公室，屋子里挤满了办公桌子和办公人员，那个黑麻子已经坐在那里，沉着那张鬼脸说：“你把给周恩来打的电文，写出来。”我不迟疑地写在一张十行纸上，末尾署上我的名字和年月日。他拿起来看了一遍，随即说道：“蒋主席很着急，催我赶快办，现在我把你这个电文附在卷上，送去呈阅。”说完了，他就从桌子旁边挤出去，象一只狗熊蹒跚地走开。

　　回到监房，我仔细想着刚才的事，这又在耍着什么戏法呢？电文他们早抓到了，为什么还让我写出？难道要我这亲笔字摄成相片，在枪毙后公布吗？也好，那个时间，愈早愈妙！

　　新年的早晨，大家起来特别早，互相道着“新喜”。阳光温暖的晒在西面白灰墙上，不多说话的王占林自言自语道：“太阳也有照着我们的日子。”我对他说：“这是一句好诗。”放封的时候，院子里握手、恭喜！忙成一片，“大相家”这时候最受欢迎。那位被我们呼作大萝卜的南京籍看守员，向我们报告着，今天国防部秦次长要来视察，大家要把内务整好，被子一律叠成方豆腐块，手巾折三折搭在铁丝上，距离一般远，架子上的东西都要看齐。老白不耐烦地说：“他妈的！坐牢还得应酬军训。”

　　秦德纯要来了，我怎么办？我心里在盘算着。他是我的多年朋友，称兄道弟，象是多么亲密，可是这个人，典型的圆滑，从来不走极端，见风转舵，也从来不冒险，今天他来，照理他要向我打个照面，慰问一两句，但也未必。如果我先招呼，他摆起官架，岂不是自讨没趣。最后我决定当他来的时候，我看我的书，好象没有这回事，除非他喊我，我不先开口。事情不出所料，别人的屋子，他还张一张，我的屋子，不顾而去。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的副官在窗口上，很看了我些时候。当他走到院中，看守所长请他到办公室休息一下，他用那一口胶东的土腔，连说“不必，我要开会去。”他就这么走了。

　　黑麻子一共提审过我三次，末一次只问关于请客和请客费用从那里来的，一些琐碎问题。后来再没见过他。听说蒋介石因为各战场军事形势不利，为要立威，就在全国几个重点作战区域，增设军法分处，使作战不力者知所“警惕”，黑麻子就因此高升到济南王耀武的军区里去了。

　　以后差不多每隔一个月审我一次，审的人也换了。据说黑麻子是管检察部分，他临走的时候，把我的案子起诉了，起诉书没有给我看。换的人是审判处的。到这时，我的案子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新换的审我的人，名叫方炎，一个瘦弱的青年，穿着一套中山服。说话带着皖南的土音，态度很平和，一开口就说：“余先生，你是先辈，你的情形，我知道一些，谭法官也交给我一些材料，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关于你的身分的问题，请你尽量供给我一些材料。”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这么谦和？我们的谈话，继续了约莫一小时，我临离开的时候，他一边整理卷宗，一边站起来，似乎是在送我。回来和梁蔼然一道，我告诉他方才的情形，他也感到方和谭不大相同。这是怎样的一回事呢？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从他的语气听，很象一个同情我们的人。

　　第二次审讯，他还是那么温和有礼，告诉我这个案子快到结束阶段，要我把保密局起诉书上的几件事，多给他提供反证。最后我问他，身份问题确定没有？他低下头想了一下：“没有，现在还在讨论中！”从此我知道会审的日子不远了。

　　“结束阶段”，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多么富有诗意！一般人在狱中的苦恼，是在于活着，在于要求活着。如果生的留恋渐断了，事实到了不可能活着的时候，那么，眼睛一闭，万事都休，还有什么苦恼！

　　一天一天地等待“结束阶段”，一直等待了五个月。每天多少人走进来，多少人放出去，有的人今天还活着，明天就做了刀下之鬼。

　　无法记数的“激动”，在不同的事上发生，从每一个角落拢聚，社会在急骤地变化，思想也跟着不停地变化。

　　旧历年的那几天，给我的刺激最大、最多、也最深。同屋的人，从家里，亲戚朋友那里，收到一堆一堆的礼物。我呢？成了世界上“六亲无靠”、一个最孤独的人。这里一一南京，不是我的家乡吗？朋友，门生，故吏，不是遍布在各阶层吗？我从前不是常常自豪，以为有一天我坐牢，牢门口当堆满了探监的人！重庆八年，我不是曾经给多少朋友雪里送过炭吗？今天他们到哪里去了？啊！我是个“阶下囚”，我是个“政治犯”，我是个可怕的“匪谍”！还要幻想着得到那些人的同情与怜惜吗？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者，应该熟读这新的一课！

　　除夕之夜，外面爆竹声断续地响着，我静静地躺在炕上，把一本旧帐，从头算起：

　　稀疏的几声爆竹，

　　一阵儿断，

　　一阵儿续，

　　少数人在欢笑，

　　多数人在啼哭。

　　过了整整一年，

　　过了三百六十五天，

　　孱弱的身体，

　　一年何尝比上一年，

　　可是熬过今天还有明天。

　　人民的眼睛最亮，

　　谁也不能把历史伪装，

　　你在无人处干的勾当，

　　有人在暗地里记下一笔帐。

　　几次走近鬼门关，

　　生命依然留到今晚，

　　今晚的心头——乱丝一团，

　　甚么时候才天光！

　　熬过了一冬。春到江南特别早，青草探出了头，绿树张开了口，风象个媚人的小姑娘，在阳光下，吻着每一个人的脸。一天下午，刚下完了一场春雨，柳条显得更绿了。一个看守班长带着微笑在窗口对我说：“余先生，有人特别接见，请打扮、打扮，到局长那边接待室去。”我异常地惊奇，我是一个绝对不许接见的“要犯”，是谁来看我呢？王公遐说：“至少是位中将，否则不会在那里见面。”我跟着看守所长，走进一座楼，楼上对着楼梯口的一间屋里，摆着三套包着白洋布的沙发椅，很整洁。离开北京，今天是第一次看见沙发椅子。我刚坐下，忽然又被唤到走廊上，有一个身材不高，肥胖象一只母鸭的文职军人，戴着少将肩章，扳着冰冷的面孔，拖着河南固始腔，严厉地对我说：“你的母亲来看你，这是特别关系才许你接见，但不许见面就哭闹起来！”我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恨恨地骂他：“你这小子瞎了眼，摆什么臭架子，哭，眼泪早就干了。”这小子走了之后，我一转身看到许宝驹兄站在我面前，和我紧紧握着手，对我说：“放心，朋友都在动员了。”说完这句话，就向甬道尽头的一间屋子转去，在同一个方向，我看到谭惕吾搀着我的母亲走过来，那看守所长要我进屋里坐下。我和惕吾握了手，转脸喊了一声“妈妈！”这时她要掉泪了，急忙地拿出手帕来揉一揉眼睛！大概有人也警告了她。我注视老人家的脸，她憔悴了，苍老了，几乎我不相信这是我去年还见过的母亲，脸象龟裂了的水田，干枯得象豆腐皮包着骨头，我勉强说一声：“你身体好吗？”她说一声“好。”凄楚地望着我：“受苦了吧？身体没有病吧？衣服够穿的吗？”问得我心里有些酸，我答覆了她的话以后，就转身向惕吾说，“你母亲好吧？一般朋友都好吧？”“你的事不过是种误会，不久就可澄清。”她望了望我。我明知道这是安慰我，但又不便多说，因为那看守所长张着贼一般的眼睛坐在一边监视着。我不愿意这样的时间过于延长，我就告诉我的母亲和惕吾：“你们回去吧！不必为我担心！”说着我就站起来了，等到她们一走到门口，我把头一掉，快步地走下楼来。

　　桃花开过了，黄色的蔷薇萎谢了，石榴树伸出千万只膀臂，向天空举起赤红的火炬，好象要把整个的天地燃烧起来一般！“结束阶段”，依然不露面。

　　五月的一个清晨，刚刚吃完了早饭，一片皮鞋踏着水泥甬道的声音，在院子乱响起来，我们隔着窗子一望，每一个兵枪上的刺刀雪亮地列成一排。我们知道又有事了。不大的工夫，我门上的锁打开了，那个“大萝卜”拉开门喊着我的名字“出来！”我走到过道上，梁蔼然已经站在那里，我们并排走到院子里。在法庭的门前，停着一辆黑黝黝的新型大轿车，有两个副官在车旁徘徊着。我对梁说：“今天真的会审了。”

　　我是第一个被唤进去。“大堂”上的情势不同了，两排兵头顶钢盔，全副武装，笔挺地握着上了刺刀的枪，刀光闪闪，杀气腾腾，一动也不动地两边对立着。堂上的桌子，全罩着红色的桌单，当中坐着一个戴着中将肩章，胸前满挂勋标的军人，这家伙是郑介民，我认识他。旁边坐着两个少将，一个就是在我母亲来时的那个“训”我的河南人，他是军法局办公厅主任。他们旁边坐着两位上校，一个是方炎，另一个我不认识。两头坐着两名书记官。好一个场面！大概想把我威吓一番。我一手捋着胡须，慢慢地走进去。心里冷笑着说：“小子！何必脱裤子放屁，老子经得太多了。”

　　那姓方的把姓名、年龄、籍贯问了一遍，郑就开口了，其实他所问的只寥寥几句，我也报以寥寥几句。最后方问我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我说：“没有！”

　　接着我受审的是谢。他回到候审室的时候，脸上气色有点沉重，我问：“怎样？”他说：“情势恶化了。”他接着问我：“你看怎么样？”我对他说：“你我两人，恐怕跑不了”。后来我觉得有点失言。丁行，石崞，朱建国，赵良璋四个人也是接续着被审讯，这是我和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宣判的日子

　　五月天的阳光，晒在身上，已感到微微的熏热；一直穿着的那一件夹袍，使我觉出沉重来。回到监房，同屋的难友，紧紧地围拢到我的身旁，打听着今天会审的情形：“审判长是谁？审判官是谁？问些什么？情形怎样？”等等的话。我敷衍了几句，就开始考虑一些必须采取的步骤。

　　这里的惯例，会审后立即把判决的意见，签呈上去；我们的案子，自然是由蒋介石亲自批办的。平常由会审到执行判决，最多不会超过两星期，这样我得准备迎接这个日子——最后的命运。

　　现在，我一点企图自杀的观念都没有，虽然这里能很容易找到自杀的工具，但我要把杀死我的责任，完全放在蒋介石的身上，免得死后给他一个借口说我是“畏罪自杀”。

　　我写下了一份遗嘱，托同屋的何和彭在我被解决后，给我送出去（却没想到，彭在一星期后，先被解决了。）因为执行前，宣判的时候，照例是要每人留下遗嘱的。可是，象我所写的遗嘱，是否能转到我的亲属手里，大成问题！我的遗嘱，这样写的：

　　请你们不要为我的死悲哀，应当和我一样地感到光荣和愉快！

　　天快亮了，现在只是黎明前一霎时的幽暗。

　　草要除根，革命要到底，请你们努力吧！

　　这时候，家中的事，倒有点叫我烦恼起来？一位老母，还有一个兄弟；另一个兄弟死了，留下三个遗孤，他们都住在南京。我的妻子，现在美国；一个女儿，留在北平。我一点积蓄没有，将来的事怎么办？自然，革命成功的日子，他们一定会得到照顾，但是现在呢？通过一个理发匠的“国际路线”，我给谭惕吾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和一般朋友，能随时照顾她们。信送出了，心似乎也安定了。

　　执行处决的时间，多半是在早晨八点以前，如果有人在这时候，从你房门上那个小窗户，偷偷地盯你一眼，随后打开房门，点着你的名字，向你说：“法官要和你谈话”，或者是“有人接见”。那么，你一走出去，就永远地走出去了。我在这以后的日子，每天早晨就等候着，一直等了五个月之久，只要一过了“八点钟”，我对自己说：“你又多活一天了。”

　　春天过去，跟着就是夏天到来，监牢里的日子，最难过的是冬与夏，冬天冷，尤其是身上没有棉衣，床上没有棉被的人；夏天虽然少了这些困难，但是苍蝇、蚊子、臭虫的问题又来了，暑热也会叫你昼夜坐卧不宁。今年的夏天特别热，挤满了一屋子的人，好象蹲在一只蒸锅里一样，闷得喘不出气来。每一个人身上的痱子，象夕阳照出的晚霞，红成一片。白天成群的苍蝇，嗡嗡地舐着你的皮肤，叫你想打个盹都不可能。晚上蚊子的威胁就更严重了。

　　紧贴着监房，是一个五亩地大的臭水塘，那里是蚊子的制造厂。一到晚上，成千成万的轰炸机，在这间小天地里，袭击着每一个人。扇子，灭蚊水，都没法将他们除清，恰象一个改良主义者没法解决社会问题一样。我们长夜不断地躺倒又爬起，有时狠狠地拍它一下，打了一掌血，感到了轻松的愉快！我为这讨厌的东西，作了下面一首诗：

　　遍身找不出半根骨头，

　　渺小得象一粒浮尘，

　　白天敛迹销声怕露面，

　　到处纵横的时候是黄昏；

　　侯门大厦钻不进，

　　一张嘴紧咬着穷人。

　　来吧！这里有的是好汉，

　　一腔热血还未冷，可是，

　　他们的眼一瞪，掌一伸，

　　会把你砸成齑粉！

　　有一天上午，是照例送菜的日子，家里给我送来了两个美国桔子，一瓶美国桃仁，一块象牙皂，一块西洋浴巾，看到这些东西，我知道我的妻子兰华回来了。现在我更放了心，老的小的有了付托，只是这副担子，对她太沉重了。

　　过了些时候，送菜进来开的一张单子，笔迹象是我的女儿写的，我知道她也从北平来了。当我被捕的时候，我有些挂念她，是否也受了特务的迫害？后来觉得挂念徒增烦恼，把心弄得更不宁静，所以就竭力地遏制这种想头，让它慢慢淡漠下去。等到和母亲见面的日子，才知道她仍留在北平读书。今天是第二次知道她的消息。

　　会审以后，我可以接受外面送来的书籍，但是我那个兄弟，因为知识水平太低，只给我送来一部《小五义》和一部《圣经》。圣经是好多年不读的了，现在一连气把《新约》读了七遍。

　　自从兰华回来，送进来不少英文书，我最爱读的是一本英文小说《海蒂》，我读了好几遍，只是那样的一种典型，为资产阶级解嘲不少。

　　这些日子，我们获得一连串的好消息！这消息正为蒋介石撞着丧钟！开封克服了，济南解放了，旧日西北军的朋友吴化文军长举义了。革命的洪流，已从黄河流域，冲到淮河流域，再一次的战斗，便是南京的大门徐州了。我虽然不幸地被囚在这里，可是革命的最后胜利，就在眼前，天快亮了！

　　坚守潍县二十二日之久的一位黄埔系的师长（他姓汪，名字忘记了）关进来了，他从潍县突围跑到徐州，他的军长被俘，有人告他作战不力，蒋介石就把他押起来。他给我们说着他作战的经验和整个胶济线战事失败的经过。他以为蒋的军事在胶济路上，象一条长蛇，先被切成段，然后一段一段地被吃掉。援军不敢进，因为谁进谁完蛋。王耀武为着保自己险，兵力不愿分散，所以在他指挥下的每一点被攻击时，只好坐视等待被歼灭的消息到来。他屡次叹着气说：“今天跟着老蒋的军人，只有三个前途：一是阵亡，一是被俘，一是跑回来被关起来，早知道有今天，还不如阵上投降倒干脆。”说到这句话，带着些懊丧和后悔。

　　难友们和我说话的人多起来了，他们一面告诉我许多外间的消息，一面问着我对于未来时局的推测。他们说：“老蒋有点手忙脚乱，机关的大大小小有些惊慌失措！战事是失败无疑，听说这里被押着的军人，有起用的消息。”说这话的人，面上浮出一丝微笑！

　　我们的监里，一共关了一百五十多人。一天午后忽然要把一半的人解到中央陆军监狱，整整忙了一个下午，被移送的人约有六十名。也和我们解来时一样的两个两个地铐在一起。他们颓丧地和我们告别，然后低垂着头被牵走了。据说他们的移走，也是与战事失利有关，因为有人给蒋说：“最近军事失利，与政治不修明有关系，挽救之道，非大家振作不可。”因此，大胡子于右任（监察院长），敏感地也派监委来视察军法局的看守所，要看看办理是否有当，因为这与前方士气有关。

　　军法局长恐怕监房里人多，挤得不成样子，给视察的人挑了眼，因此就把这一批人临时解走。我们也因此被吩咐着将内务大加整理一番。监委老爷们果然来了，到每个监房的门前走了一趟。正在巡视时，一个调皮的十五岁勤务兵，在监房里大叫起来说：“委员！我们吃不饱！”听说当时弄得那位看守长的脸上直发青，老爷们走了，这小家伙被调了号子。三天后，被解走的人，又照样地被解回来了。

　　八月二十九日的早晨，那位白司令，借着出来晒衣服，溜到我的房门口，隔着门上小窗户对我说：“今天报上载着冯先生由美国坐船到苏联，在黑海上，船上起火遇难了。”我从炕上跳下来：“什么？冯先生遇难？”“是的。”他答应着。我倚在炕沿边的墙旁，低着头，“他遇难了！”心里凄然地这样念着。

　　从一份《新闻天地》的杂志上，我读到他遇难的经过，这时我才相信他真的死了！为了反蒋，我们相约，他去美国，我去北平，我对他寄着很多希望，希望他能把蒋介石的墙脚，狠狠地挖一下，后来听说蒋吊销他的护照，准备回来，我相信他一定是绕道苏联，先去东北，谁能料到他竟葬身火里。

　　提到我和冯先生，差不多是三十年的关系了。他把我从一个宗教圈子里，领到教育圈子里，又领到政治圈子里。我参加革命阵营的工作，可以说他是主要因素之一，我们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见解，争辩过，分离过，又重新工作在一起。但“饮水思源”，我忘不了他给我的影响与领导。自从我被捕，他在美国到处为我奔走，尽一切力量来营救我，还写信托人在国内营救我，却没想到他倒先我而死！我出狱后，许多朋友对我说：“世界上的事奇妙得很，你是必死而不死，他是不应该死的而竟死！”

　　紧接着第二个恶消息来了！一个青年叫作鲍文霁的，也是这里神通广大的一个难友，他不断给我**些报纸杂志和传闻消息。我们放封不在一起，但在他放封的时候，常常走到对着我房门的院子边，远远地向着我打招呼。有一天，他在院子里，伸出三个指头，脸上带着忧郁的神情对我说：“听说你们的案子，将有三个人牺牲，你的事最近也要结束。”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三个人是谁呢？已经牺牲了没有？他们又要把我怎样处置呢？昼夜地我为这个消息所困扰！第二天我托鲍打听更详细的消息，他在第三天对我说：“以前那个消息不确实，这两天并没有被处决的人。”

　　我连着好几夜不能睡眠，喜欢看气色的王公遐对我说：“这几天你脸上的气色，怎样这么幽暗，眼眶下还横着两条深深的黑线？”“大概是快要枪毙了吧！”我不愉快地回答他。

　　九月十九日的早晨，天刚刚亮，就听见外面好多人的脚步声，在匆忙地走着，互相地邀约着，我的心里不觉地跳动起来，“外面的这个动作，是会和那个消息有关吧！”我这样想着。放封的时候，消息灵通的人纷纷传着：“今早陆军监狱有人**，打死了五个人，受伤的不少，这里派了很多人去镇压。”我更迷惘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太奇怪了！谁在**？我们的朋友是不会这么幼稚的。

　　刚吃完了早饭，我的监门被打开了，我的名字被呼唤着，当我走到甬路上，梁蔼然也从对面来了，他用沉重的声调问着我：“你想这是什么事？”“不会是开庭，多半是宣判吧！”我这样地答复他。宣判，也许就这样永远地不回头了。在等着卫兵的时候，我重复走回我的房门前，向同屋的人道着：“如果我不再回来，这是我们的永别了！”“请注意我的遗嘱。”我的眼睛向吴望着。

　　当我们两个人一同被唤进那座“法庭”，那位姓方的法官，很严肃地坐在上面，脸上浮着一层黑影，低着头翻着几宗案卷，然后一看也不看地对我们说：“你们全案判决了，因为你们几个人没有军人身份，我们无权处理，现在要把你们送到特刑庭，今天下午就要解过去，回去准备吧！”说完，递给我们每人一份判决书，他就走开了。我们转过头来，一面走，一面翻开那油印的判决书，蔼然吃惊地对我说：“他们五个人完了！”我仔细一看，他们完了！完了！完了！我的腿象瘫痪了一般，倚在一棵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