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兴去农场那天，古义宝正领着士兵们在栽山楂。

　　这些日子古义宝的心情有些沉重。几个月来，他一趟趟往团里跑，从后勤那里没要到一分钱，连句安慰宽心的话都舍不得给他，倒像他要干的事都直接危及他们的个人利益。古义宝十分苦闷，他从他们的言语中眼神里觉察到自己在他们面前完全是个罪犯。

　　救火事件后，古义宝拿到三万元贷款。他兴致勃勃跑到团里找后勤处长汇报。后勤处长正在招待所陪客吃饭。他没请古义宝吃饭，赶苍蝇蚊子一样把古义宝推到院子里，一边剔着牙一边问他什么事。古义宝把事情一汇报。他双眼瞪得像是古义宝骂了他娘，说古义宝你想干什么，你真大胆！请示谁啦！谁给你这个权力！要赔了谁负责？赶紧给我把钱退回去。还说古义宝别没有数，有了错就老老实实改造思想，别整天做梦似的还想再一鸣惊人，污点不是那么容易洗干净的，弄不好越洗越脏。后来不知是忽然感到自己这样说话有**份，还是看古义宝的倒霉样动了恻隐之心，他说着说着就放低了声音。别异想天开，能种点什么就种点什么，你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别给我捅娄子！你不在乎我还在乎呢！说完就背手回餐厅继续他的酒菜。

　　古义宝被他噎得差一点就跳起来，一股热劲儿被他兜头浇了一盆冰水。处长训完把他晾在院子里回去继续喝他的酒，连半句商量的话都没有。古义宝站在院子里心里很难受。他没再去找别的领导。走出招待所，他感到两腿没一点劲儿，在路边一棵柳树下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问自己这事难道做错了？他不知道错在哪儿。他也不明白处长为什么要发这么大脾气。

　　古义宝灰溜溜地回到农场。他不能让士兵们知道这些，他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他只能到夜里躺在床上，睁着两眼盯着天棚自我排遣。他怎么也想不通，他找不出自己哪一点做得不对，他怎么能领着这帮小伙子整天睡大觉，一个人怎么能拿了工资不干活，带兵的怎么能领着部下胡闹不做事。想着想着就来了气，我他妈不就是一时心血冲动抱了人家摸了人家嘛！难道我这辈子就不能再堂堂正正做个人了？我做的事就都是坏事！去他娘的，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做我的事，反正没人管我们死活，我不能在这里拿十八个士兵的青春开玩笑。

　　尽管古义宝这么想了，但他的心里终究是没底，本来做这事就要担风险，上面再不理解不支持，就更添了一份担忧。

　　他想到了几个骨干，这事要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就什么也别说了，自己想得再好也寸步难行，他一个人就是把这条命搭上也办不成这些事。于是他把韩友才、金果果、梅小松几个找来，把自己的打算兜底倒给了他们。他说这事团里没人管，后勤领导完全不支持，他们压根儿就没指望我们能干出什么来，我们在某些人眼里是一帮浑球儿，他们一点不相信我们。我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要给他们看，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我们要靠自己来证实自己。当然做这事是有风险，如果我们失败了是要担责任的，这钱是人家借贷给我们，不是送给我们，是要还给人家的，如果我们赔了，团里不会帮我们不说，可能还要处分我。但是我完全有信心有决心做好这件事，要是失败，我负全部责任，牢由我去坐，我只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和我一道来做这件事，只要我们大家心齐，我什么都不怕。

　　几个骨干没让他失望，韩友才说要坐牢我去陪你。金果果说只要我们经心，没见种庄稼没有收成的。古义宝听他们这么一说，眼眶子都湿了。他下了决心，不管团里管还是不管，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这事就这么做定了。

　　士兵们却不是都这么想，古义宝的情绪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扩果园，改布局，他们看着古义宝整天上蹿下跳忙得贼死，人瘦了，脸色也不好。团领导却没一个露面，连个助理员都没来过；钱，钱要不来；拖拉机，拖拉机要不来；说处理原场长，古义宝跑了半天，也没见动静，倒霉的只是孙德亮，档案袋里多了一个警告处分决定；除此古义宝每回上团里带不回一句让大家高兴的话。他们觉得团里压根儿就没把他们当回事，弄不好是古义宝自己想将功补过领着他们瞎折腾，事情做好了赚了钱不要紧，事情要做不好赔了钱他们白出力白流汗不说，再弄出点罪过来就太不合算了。这些天，翻地、刨坑、运肥，活是累了一点，可谁都是这样，付出了就想得到收获，没有收获的付出或者收获没有把握的付出，自然就容易引发思想情绪。累一天，晚上躺到床上，有些人就情绪低落。

　　古义宝发现了这些，他没工夫一一找他们谈话。他对农场的建设充满信心，他坚信只要肯干，肯下功夫，肯动脑筋，讲科学，流出去的汗水总会有收获。要立竿见影，今天栽树明天就赚钱，他没有那本事。他不管这些，咬定牙根认定一根筋，一切按他的计划办。他从园艺场花钱请来了技术员，由他来帮着统一规划，自己用心思跟着当学徒。他想让士兵们在事实面前理解他，和他想到一起，干到一起。

　　救火后他发现士兵们的整体观念发生了可喜的微妙变化，淘厕所、起猪圈不用再专门指派排班，清扫营院也不用他特意安排。古义宝趁热打铁，借送锦旗的机会，搞了一次自尊自爱教育。但人是有思维的，人的观念尤其是人的个性不是一次两次教育、感动所能改变。他发现这些日子孙德亮的变化最大，昨天少拉了四趟肥。他已经在一些人面前嘀咕，后悔那次酒后吐露的真言。前天晚上还跑到村里跟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跟老百姓吵架。古义宝真有点招架不住了。

　　当文兴的吉普车出现在农场时，起初，古义宝有点狐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车，也没有激动，当他看清楚是文主任之后，他浑身一震。他立即对士兵们喊，团里的文主任来看咱们了。士兵们也是头一次见到团首长来农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激动。

　　文兴没让古义宝坐下来汇报，而是直接去了田间。他并不是有意要做出那种与士兵打成一片的样子，只是他不喜欢做那种别人在干活，自己却要别人放下手中的活坐到屋里给他汇报的别扭事。文兴跟每一个士兵握了手，他那握手的样，倒像是他欠了士兵什么似的。士兵们一个个羞涩地伸出了沾满泥土的手，十分激动。文兴问了每一个士兵的名字、年龄和入伍时间，然后，他也脱了军装跟士兵们一起栽山楂树。文兴一边干活一边跟古义宝随便聊。古义宝把向地方借钱，准备改种三十亩山楂、二十亩葡萄的宏伟计划一一做了汇报。古义宝像个精明的农家里手，如诉家常地向文兴说了他的全部打算。

　　他告诉文兴，山楂林每亩种一百一十六棵，市价卖一块四到一块五毛钱一棵，人家支援部队建设，卖给咱一块钱一棵，三十亩山楂林花三千五百块钱左右。管理好了第二年就能结果，一亩地可以收一千来斤，三十亩地可收三万多斤，收购站收价就一块四毛钱一斤，能收入四万多块，单山楂林第二年就能还清借款的本息。还有葡萄……

　　文兴被古义宝打动了。他没有看到农场原来的模样，但他从新修的路面，新整的操场，新勾的墙缝和扩种果园的现实，可以想象出农场原来的面貌。他被打动的并不是古义宝的农场建设的新创举，而是古义宝的行为。古义宝临来农场前那晚的那副消沉落魄的模样深深地印在他脑子里。他没想到他会变得这样像条汉子。在上级不把他们当回事，他以如此的胆量和精神在忠于职守，可领导和周围的人根本不把他们当作跟自己同等的军人当作自己的部下自己的战友来看待，他们忍受着不公正的歧视而默默无闻地在为单位努力创造着财富，而这种创造是在完全得不到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自觉地进行着，是在无所期求回报的情况下进行着，这正是一个人可贵品格之所在。

　　文兴本打算来看看就回去，顺便告诉他们，他从师后勤部那里帮他们要到了一台旧拖拉机，让他们抽空去弄回来，最好安排一个人先到地方学一学再去直接开回来。一看到农场的情景，文兴改变了计划，他让司机开空车回去了，并让司机转告政委，他明天坐公共汽车回去。

　　午饭后，文兴先找了孙德亮。孙德亮有些紧张。文兴没让他紧张下去，他没有坐下跟他面对面谈话，却让孙德亮陪他一块上了一趟太平观，买一张明天下午回城的汽车票。尽管如此，孙德亮还是有点忐忑不安。上路后，文兴问孙德亮，古义宝来农场后对他怎么样。孙德亮一口说了两个好。文兴笑笑问是不是心里话。孙德亮说是心里话，他说古义宝帮助他，给他过生日，比亲哥待他还好。文兴问那他查你的账，免你的官，给你处分你没有意见？孙德亮狐疑地看了看文兴，摸不准他是什么意思，可看他对古义宝的亲热劲儿，心里就更没了底，他试探性地说，要说受处分，谁心里也不会好受，自己做了错事，不好受也得受。不过有一点叫人心里不服，现在哪里都一样，瞎子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文兴说既然你心里不服，那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呢？你应该把不服的事实摆出来。孙德亮说主任你能做主？文兴说只要你实事求是，有证有据我当然给你做主。孙德亮有些来气地说，人家干部贪污没有人管，我挪用点公款就给我处分，说穿了不过是拿我开刀，杀鸡给猴看，好让他镇住别人。说到这里孙德亮感到奇怪。他问文兴他没有跟你们领导反映这里的问题？文兴说反映是反映了，可他没有证据啊，经济问题可不能凭空乱说，要有证据，凭空说冤枉人怎么办。孙德亮说要证据我有的是，我回去就给你写。文兴说，写证据可不是写家信，你要负责任，不是随便乱写就可以做证据的，要有时间、地点、具体证据，最好有第三者能证明，没有事实证据，别说古义宝无权管别人，连我也毫无办法。所谓公正，是要靠公众来坚持正义，单靠某一个人是无法做到公正的，大家都主持正义了，邪恶丑行也就没有市场，就无处藏身，这世界自然就公正了。

　　孙德亮从心里佩服文兴的领导水平，自己不知不觉就被他绕进去了，也被他绕得心服口服。他低下头，说晚上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写出来。

　　文兴这才跟他摆道理，他耐心地跟他说，先进和落后只能是在特定的范围特定的环境中相比较而言，它们没有固定的尺度和界限。所谓落后，只是某一些人思想上有一些疙瘩，精神上有一些包袱，他自己没及时卸掉，别人也没有及时帮他卸掉，他负担就比别人重，就显得没有别人那样轻松，那样精神饱满，那样全身心地去投入工作，而把一部分精力用到排解个人的思想情绪上去了，于是做什么都比别人慢一些，差一些，时间长了，他就显得落伍了。在这个农场，除了古义宝，你应该是介于干部和士兵之间的骨干，应该成为古义宝的助手，成为士兵们的兵头。士兵们对你有意见，领导处分你，是你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有错不要紧，要紧的是是否知错，知错是否改错。人们不会因为某个人有错就瞧不起他，而是瞧不起那些有错不认错，知错不改错的人。有错改了，人们只会更加敬佩尊重你。别的东西，可以靠别人给你，群众威信是任何人无法给你的，只能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树立……

　　孙德亮陪文兴上太平观回来，似乎轻松了许多，除了拉肥，还一个人独自起了一个猪圈的粪。

　　晚饭后，文兴到宿舍转了一圈，被子叠得四四方方跟连队一个样。看猪舍，十多头猪齐刷刷的眼看就好卖了。转完营房他又分别找了韩友才和梅小松。睡觉前他才跟古义宝坐到一起。文兴没有再跟他谈农场的规划，也没有赞扬他的工作。他只问他打算什么时候休假，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也该让爱人和孩子到农场来住一段时间，组织上可从来没有表扬过为了工作不管老婆孩子的干部，法定干部每年一个月探亲假就是要干部管老婆孩子的。最后他问古义宝还有什么事要他做，古义宝说最好跟士兵们讲讲话。

　　文兴跟农场士兵们讲话是第二天午饭后他去太平观乘车前。他只讲了一个问题，叫“兵都是好兵”。他说我们部队的兵，小范围就说在座的，恐怕没有一个是为了破坏部队建设才来当兵的。既然大家都是抱了同一个好的目的，同穿一身军装，同在一个单位，过一段时间为什么就分出了先进和落后呢？主要是带兵的人没带好。因为每一个士兵都有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文化程度，接受了不同的文化教育，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因此，他们的性格、素养、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方法就有差异，当兵以后，他们在工作、学习、生活、社交、家庭负担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即使在生活中遇到的是同一个问题，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比如，同年入伍的同乡有人先入了党，有的人反应平淡，有的人则想得很多。反应平淡的人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正确对待，对自己有正确的估计，明白自己有差距，继续努力；一种是麻木的平淡，无所谓，不求进取。想得多的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感到有压力，找自己的差距，想自己的问题，表现为消极，主观上实际是积极的；一种是患得患失，想领导对自己的看法，想战友对自己的想法，想家庭和朋友对自己的议论，思想包袱很重，积极变为消极。当领导的就是要及时地去发现这些，及时地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如果不去及时发现和及时解决，士兵就会背上包袱；如果士兵背了包袱当领导的还没有及时发现还不去帮他卸掉包袱，那他们的包袱就越背越重，他们自然就要落到别人的后面，这就是所谓的落后。落后和先进的比较，当然需要相互之间的比较，但我觉得主要是自己跟自己比，拿自己的现在与过去比，今天与昨天比，不断地调整自己，就会不断地前进。任何比赛，到达终点总是有先有后，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尽了自己的全部能力。人生也是一场比赛，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终点，重要的不在于你跑得多长走得多远，要紧的是自己是否认真跑好走好了每一步。

　　文兴在士兵们的热烈掌声中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他最后说，我相信农场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集体，要做到很好，当然要靠大家的努力，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也不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要全体的整体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