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被赶进一间小平房。头一天接到命令，要我搬家。第二天一大早，便有几个人闯进来，把我的家具、书籍全扔到走廊里。新搬来的那一家，原也认识，男主人是个猥猥琐琐的矮个子，如今挺着脖子，很有些趾高气扬起来。等屋里空了，新主人在正面墙上挂一张穿军装的毛主席像，我住了六七年的熟悉的房门就在我面前紧紧地掩上了。

　　妻苦着脸，帮我把乱七八糟的杂物一件件搬进小平房里。

　　小屋最多十个平方，好容易支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门前却有一片空地，铺一片枯草，长几棵杨树，倒是颇有一些住楼房时难以领略的田园景色。

　　中午，上一年级的女儿放学了。妻等在大院门口，把她喊过来。

　　女儿怯怯地望我一眼，什么也没问。她找不到原先房门后头挂书包的小钉子了，就把书包轻轻放到床上。

　　女儿默默地吃着饭，咀嚼的声音很轻很轻。吃过饭，我耐不住了，望着女儿，轻声说：“咱搬家了。”

　　女儿点点头。

　　“你说，原来的家好啊还是现在的家好？”

　　“咱不知道。”

　　“你可真笨，”我努力笑了一笑，“连这个也分不出来。”

　　“原来的好。”

　　“为什么？”

　　“原来的两间房，窗子老大。这间屋这么小，这么黑……”

　　“不对！”我说，“你看咱这门口，空场多大！你要是跳皮筋，把皮筋拴到两棵树上，多好！对了！你不是喜欢小鸡吗？过几天让你妈给买几只……”

　　女儿一下子乐了。

　　“买两只白的！”

　　“对，买两只白的！”

　　“买两只黑的！”

　　“好，再买两只黑的！”

　　过了些日子，妻真个买回四只小鸡来，而且真个是两只白的、两只黑的。

　　小鸡绒簇簇的，偎依在一只小纸盒里。纸盒底下铺些旧棉花，上面盖一张白纸。阳光射到纸盒里，小鸡感到了暖意，啾啾叫着，用人类听不懂的语言互相打着招呼，散开来，在纸盒里蹒跚地走着，撒一把蒸熟的小米到盒里，小鸡纷纷啄食，小小的鸡喙啄到纸片上，立即传来轻柔的沙沙声。有些碎米落到一只小白鸡翅膀上，一只小黑鸡就赶快跑来啄食，用细喙帮伙伴把弄脏了的绒毛打扫干净。小白鸡充分领略了伙伴的情意，也用短喙帮助小黑鸡把落在它脑瓜上的几粒碎米啄去了。小小的生灵离开蛋壳不过几天，还没有更多地呼吸到人世间如火如荼的空气，因而才这样温良恭俭让吧！

　　女儿回来了。她惊喜地欢叫一声，就把小纸盒捧到手里，又小心地捧起一只小白鸡，让它蜷伏在自己的小手里。阳光在小鸡身上镀一层金，女儿一双柔软的小手也黄澄澄透亮儿一般了。过了一霎，那小鸡就伸出嫩黄色的短喙，轻轻弹啄着女儿的指尖。那一定痒簌簌地怪好受，女儿笑得越发灿烂了。自从我们搬进这小屋，仿佛女儿还没有这么舒心地笑过。

　　“这个叫大黑，这个叫二黑！这是大白，那是二白！”女儿点划着小鸡说。

　　“大白……大黑……”三岁的儿子蹲在一旁，伸了头说。儿子，打从他刚懂事我就进了牛棚。周围几户邻居是革命群众，为了划清界限，很少有人逗过他，更没有人抱过他。他那小小的灵魂一定十分寂寞，因而才格外欢迎这几个毛茸茸的小伙伴。但他胆子特小，怕惹祸，一直不敢伸手去动它们。

　　“把它放到地上，让它们跑一跑！”女儿说。

　　“不行，天还冷！”我说。

　　说话间过了清明，天气转暖了。小鸡长得很好，已经可以在门前的空地上自由自在地奔跑了。它们在枯草丛中奔逐嬉闹，像一只只滚动的小绒球。两只小白鸡特别恋人，老愿悄没声跟了人在你脚边奔跑，使你走路时要特别小心，只怕不留神伤了它们那柔软的身体。又过了些天，小鸡的绒色逐渐褪去，长出一层亮亮的圆翎。大黑和二黑长得快，翎毛也特别厚，特别密，像披了一身锃亮的铠甲。它们在乱石堆里跳上跳下，用开始变粗了的声音欢叫着，向周围的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时不时掀动着翅膀，把尘土草屑扇得四处飞舞。

　　“这两只小黑鸡大概是小公鸡，”妻说，“两只小白鸡准是小母鸡。”

　　那两只小公鸡越发显出它们的不同凡俗，又过了些日子，已经可以站在高高的石台上，伸了细瘦的脖子，用嘶哑的、五音不全的嗓子打鸣了。只是翎毛还不够长，不能罩住全身，露出一片光秃秃的、红红的屁股，显得不够雅观，因而少了一些男子汉的威严。泥土松软了，发面一样膨胀起来，枯草根部长出一簇簇嫩绿的草芽。两只小母鸡学会刨食了，它们啾啾叽叽互相招呼着，在枯草丛中拣食着小虫、草叶和去年秋天留下的草籽。刨了一阵，想是累了，两只小母鸡就来到向阳的墙根底下，用爪子刨开一片松软的细土，然后身子伏下去，不断扑打着翅膀，扇起尘土细沙，盖住自己的头脸脖子和全身。它们的身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坑，眯了眼，抻了抻脖子，舒舒服服躺了一阵。然后翅膀又一阵扑打，把身上的沙土抖下来，另一阵更多的沙土却又纷纷扬扬落到身上。小母鸡可真爱干净，它们这是用沙土给自己洗澡呢！洗了一阵，又想出了新的花样。它们侧了身子躺在沙土上，底下那条腿蜷缩起来，上面那条腿用力蹬直、抻长，一只翅膀尽了最大限度展开来，像一条抖开的百褶裙，盖住两腿和脚爪，又像一柄打开的折扇，掩映在枯草丛中，闪耀在温暖的阳光底下。小母鸡们像娇憨的农家小闺女，变着法儿在日影里耍懒哩！

　　有时从土里翻出几只小虫，小母鸡翻身站起，立即活跃起来。那是几只褐色软虫，不太灵活的身体在土里急急蠕动着。小母鸡没学过营养学，可它们也知道这是一顿美餐，可以帮助它们抽翎拔羽、强化筋血，使它们早日长成一只真正的母鸡。但它们毕竟太幼小了，在这几只怪模怪样的软虫面前由不得有些好奇，甚至有点害怕。细喙啄起软虫，在土里揉一揉，放下了；又啄起来，再揉一揉，又放下了。终于下定决心啄起来要把它吃掉时，两只小公鸡赶来了。

　　小母鸡啄住软虫，在前面跑。小公鸡伸长脖子，在后面追。小公鸡扇动着翅膀，掀起一阵阵小风暴，夸张地叫着，尽力增加一些男子汉的威慑力量。

　　女儿从屋里跑出来，陡然出现在两只小公鸡面前。

　　“回去！欺负人的小坏蛋！”

　　女儿叱骂着，装出生气的样子。小公鸡遇上了强劲的对手，立即全线崩溃，抱头鼠窜而去。女儿追出几步，停下了，嘴里还在数落着什么。小公鸡逃到矮树棵子后面，偃旗息鼓，一声不响了。它们无精打采地听任女儿数落，大概终于明白了自己理亏。只是让树棵子拦住视线，也没有看清它们脸红了没有。

　　小母鸡围在女儿身旁，叽叽叽叫着，像有多少话要跟女儿说。它们从她腿缝里钻出来，隔着矮树棵子打量那两只小公鸡。然后，又嘬起细喙，一下一下去啄女儿的鞋带儿。有几下啄得轻些，有几下啄得重些。啄得轻的那几下，蕴含着几许柔情——那大概是在感谢女儿，感谢她赶走了欺负人的小公鸡，救了它们！啄得重的那几下，掺杂着几许嗔意——那大概是批评女儿，嫌她对小公鸡数落得太厉害了！要知道，两只小公鸡并不是当真那么坏，它们是在跟小母鸡闹着玩儿呢！

　　一晃又过去了两个月。小母鸡都长全了身个，羽毛丰满，纤尘不染。走起路来步履轻盈，却又仪态万方。既有着大家闺秀的端庄飘逸，又有着小家碧玉的俏丽多姿。而那两只小公鸡，高视阔步，很像两位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将军。鲜亮的鸡冠子红得耀眼，长长的羽翎闪闪发光，站在高高的石台上引颈长鸣，声音把整个院落都灌满了。

　　那时候天天宣传“要准备打仗”，院子里挖了一个老大的防空洞，红砖发碹、水泥浇灌，顶上堆起一个三米高的大土台子。有几天下午放学以后，常常从土台子上传来孩子们的说笑声，夹杂着公鸡的啼鸣声。开始我并没有留心，后来才知道一群七八岁的孩子每天下午在那里斗鸡。

　　“我也去斗鸡！我也去斗鸡！”有一天下午，女儿和儿子分别抱起大黑、二黑说。

　　我有些担心，怕孩子前去凑热闹会受到歧视。但是孩子太小，我怕说不清楚也无法说清楚，最后只好让他们去了。

　　我要真诚地感谢那些七八岁的小孩子，他们没有歧视我的儿子和女儿。或许他们还小，天真无邪，人类所有的善良、淳厚注满了他们那天使般的灵魂。也许他们还处在混沌世界，阶级斗争那根神经还没有发育健全。而院子里牛鬼、黑帮、叛徒、特务、走资派不断被揪出来，滚雪球般天天扩大，走马灯般变幻莫测，要他们完全弄清阶级阵线确也并非易事。实际上真正的理由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我家那两只公鸡。那两只公鸡，虎虎雄风，英气照人，一见面就让他们为之倾倒。

　　暮色已浓，女儿和儿子抱了公鸡从土台子上回来。他们精神抖擞，尽力把步子迈大，嘴里有节奏地呼喊着，像两位凯旋的英雄。

　　“爸，大黑可真厉害，谁都不是它的对手！”女儿说，“红卫家的那只本来数第一，头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你没见，咯咯咯叫着朝大黑告饶哩！”

　　“二黑也厉害！”儿子说，“卫东家的那只咬下它的毛毛，它也不怕……”

　　“它哭了吗？”我笑着问。

　　“不哭。”儿子说。

　　“要是咬下你的毛毛你哭吗？”我又问。

　　“我也不哭。”儿子又说。

　　“小傻瓜，”妻回身拍了一下儿子的屁股，“你的毛毛在哪里？”

　　儿子咧了咧嘴，呆怔怔瞪大了眼睛。突然他一把抓住自己的头发，胜利地欢叫着：“这不是毛毛吗？这不是毛毛吗？”

　　我们全家人都笑了，妻眼里笑出了泪花。

　　女儿撒一些大米给大黑和二黑，然后把它们和小母鸡一起关进鸡窝。吃着饭，女儿和儿子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们斗鸡的胜利。自从号召反“经济主义”，我的工资扣发一半，不多的一点存款也被冻结，我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天天都是粗茶淡饭，可这一顿饭菜吃起来却格外香甜。

　　吃过饭，我点一支烟，站在门口。月亮从树枝隙缝里爬上来，把树枝树叶那斑斑驳驳的影子投射到我家的小屋上，投射到门前的鸡窝上。鸡窝里传来一阵轻轻的“咯咯”声，不知是公鸡踩了母鸡，还是母鸡在听公鸡绘声绘色地讲述它们在土台子上的英雄战绩。柔和的灯光充溢着我的小小的房间，妻在动员儿子和女儿早一些睡觉。儿子不想睡，妻就告诉他，大公鸡和小母鸡都睡了，儿子应该早睡早起，一觉醒来听大公鸡打鸣儿。儿子探头望了望鸡窝，真个顺从地躺下，和姐姐一起睡下了。

　　我静静地站在树影里，缓缓地吐着烟圈。月亮已经爬上了树梢，院子里洒下的月色更加匀净，更加柔和了。远远近近，城市白天那嗡嗡嘤嘤、绵延不绝的噪声静下来，静得听得见树叶在微风里摇摆的声音。屋里，妻在电灯下做着针线，给女儿那变短了的裤子接一截裤脚，给儿子那撕裂了的短衫缀补几针。在她耳边，响着儿子和女儿轻轻的鼾声，悠长而又均匀。门旁鸡窝里，偶尔传来几声细碎的“咕咕”声，准是哪一只鸡睡梦中睡懵懂了。它们的梦境一定是幽深而又美丽的。梦到温暖的太阳，明净的蓝天，宽阔的草场；梦到许许多多吃不完的小米、草叶、甲虫和软虫；梦见母鸡们生了许多的蛋，白皮的像珍珠，红皮的像玛瑙。鸡蛋孵出了小鸡，像一团团飘动的云絮，像一粒粒滚动的黑宝石。然后，小鸡长大起来，却长成了一群白天鹅、一群黑天鹅。我不知道这是鸡的梦还是我的梦。我只是机械地吐着烟圈，血管里的血液舒缓而又无拘无束，一时忘记了自己人在何方，身为何物……

　　但我明白应该感谢上帝，是它把这温暖、宁静的天地一角慷慨地给了鸡的一家和我的一家。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这日子实在可以算得上是优哉游哉……

　　不想好景不长，一个对鸡们来说非常可怕的消息传来了。

　　街道办事处通知：杀鸡！七天之内全市大鸡小鸡统统杀光！

　　半年以前，同样是这个办事处，下通知动员市民养鸡。市革委新上来一个头头，据说通知是他亲自签发的。通知列举了动员市民养鸡的战略意义。从经济上说，市民养鸡可以改善供应，提高市民生活；从政治上说，市民养鸡可以缩小城乡差别。

　　半年前号召养鸡，现在又通知杀鸡，那原因，据说是由于市革委换了个新的头头。不知何故，原头头锒铛入狱了。杀鸡的通知照样有充分的理由，列了几条几款。头一条理由，突出政治，批判前头头号召养鸡的流毒。最高指示要“大养其猪”，他却另立名目，搞什么“大养其鸡”，明目张胆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通知又说，鸡身上可以携带若干若干病菌，传染许多许多疾病，提倡在城市养鸡，实在是对市民的健康和生命戕害、暗算的罪恶行径，其用心何其毒也！

　　养鸡户们对这次通知反应冷淡，甚至有些暗中对抗的嫌疑。可是接着就传来消息，民兵小分队要挨户搜查，这一来问题严重了。

　　有几户把公鸡杀了，吃了肉；有几户把母鸡装进小筐子，转移到乡下亲戚家去。举棋不定的人家，越加人心惶惶了。

　　女儿把鸡抱在怀里，泪眼模糊地望着我，不说话。那眼神，有几分乞求，有几分反抗，有几分不解。儿子就蹦跳哭叫，在地上打滚，嘴里不知哭喊着什么。这几只鸡是孩子的欢乐，我无论如何下不了狠心把它们杀掉。转移吧，三百里之内又无亲朋故交。拖着不理吧，又自知不敢因此引火烧身。我的心境再也不能优哉游哉。发愁了。

　　妻说：“没你的事，你别管了。这鸡又不是你养的，由我和孩子处理吧！”

　　第二天一天似乎没有见到鸡的影子，我也没敢多问。天完全黑下来，院里的人家大都睡下了。妻没睡，女儿也没睡。妻灭了灯，朝我轻声说：“你出来一下……”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院子里一片漆黑。我不知道她俩要干什么，想带个手电筒，妻在暗中摇摇手，把我止住了。

　　我们摸黑穿过草丛和砖瓦石堆，来到南墙根。那里，我家搭了一个小棚，放着几百斤蜂窝煤。妻轻轻搬开几块蜂窝煤，放在旁边。我正迷惑不解，不知她要干什么，女儿却悄悄捉住我的手，轻声说：“爸，您摸一摸，摸一摸……”

　　我真个朝黑洞里缓缓伸进手去，指尖立即触到了一个软软的、热煦煦的东西。我明白了，这是我家的鸡。一只、两只……四只全在这里了。它们蜷伏在黑暗中，在我的抚摸下一动不动。没有一只鸡轻轻叫一声，连翅膀也不扇动一下，没有弄出任何声息。小小的生灵，它们也有一根奇妙的神经，接受冥冥中传来的信息，能明察祸福、预卜安危，能感知人世间革命形势的风云变幻吗？知道有一把革命的利剑，悬在它们的头上，正一点一点向它们的咽喉逼近吗？是的，我的猜想完全没有错。我试出来，在那温煦煦的羽毛底下，每一颗小小的心脏都在紧紧收缩，那纤细的血管里的每滴鲜血都浸透了恐惧……

　　站在静谧而又安宁的黑暗中，我悬着的一颗心有些释然，却又立即涌上一阵莫名的对于人生的悲哀……

　　后来妻告诉我，许多邻居都变着法儿把鸡藏了起来。至于这么一种藏法，则是她的发明。妻平时少言寡语，遇事却比我有主见。而且她是工人，眼下是领导阶级中的一员，肩上可以担些斤两。这样，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四只鸡就这样藏在蜂窝煤洞里。妻早在里面放了些碎米，它们可以摸黑吃，饿不着。前些年我到沂蒙山采访，乡亲们领我去看抗日战争时挖下的石洞。那些洞正面是干打垒的石堰，顶上是梯田，种了小麦和白菜。反扫荡时，八路军伤员就藏在里面。从石堰隙缝里可以透进空气，掀开一块活动石头就可以递进干粮和药品。鬼子、汉奸进山扫荡了，拉网合围，梳篦战术，煞是了得。鬼子站在石堰上，用刺刀割下没有长好的白菜心，用来喂他的战马，却想不到十几名八路军伤号就藏在他的脚下。妻是沂蒙山人，我不知她是否从老区人民的创造和智慧中受到了启示。

　　四只鸡在蜂窝煤洞里藏了十几天，邻居们都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

　　民兵小分队终于没有来，杀鸡风也就逐渐刮过去了。就听到人们议论，说杀鸡的消息恐是传言，并不可靠。后来又有权威人士披露：那位肃流毒、关心市民健康的新头头，上台不足一个月，又下野了。阿弥陀佛，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过了些天，院子里渐渐又是鸡鸣之声相闻了。我家的那几只鸡，也放出来，重见天日了。

　　它们变得十分胆怯，老爱偎着人，躲在屋里。想赶它们到院子里，它们却反而钻进床底，蜷伏在暗影之中。身体很是羸弱，又十分贪吃，像得了饿痨似的。为了给它们增加营养，又省些粮食，女儿放学后就到菜场里，捡些菜叶子，洗干净，剁碎了，用苞米面拌了喂它们。我们的院落靠近郊区，不远有一个小山包。有时女儿和儿子就到山坡草地上，捉几只蚂蚱，回来让它们美餐一顿。晚上，马路旁边的电灯光常常吸引一些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瞎碰子。它们扇动着短翅，“啪”一声撞到灯泡上，然后“噗”地落到地上来。还有蝼蛄，它们从草丛里爬出来，拖着茶褐色的尾须，在灯影里急急奔跑。女儿和儿子弯了腰，从这盏路灯底下跑到那盏路灯底下，每晚都捡回十几只。有一次儿子在树底下玩，看到从槐树枝叶间扯下一条长线，末端有一只胖胖的青虫。这家伙名叫吊死鬼，儿子没见过，那软软的、蠕动的身体很让人害怕。但他顾不上这些，捉了来，用小手捧着跑回家，扔给大白，大白一抻脖子吞下了。

　　一个月过去，几只鸡出落得比先前更加健壮美丽了。

　　有一天，女儿告诉我，大白不愿吃食，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却一次次叼了柔软的枯草，放到鸡窝里。然后，它静静地伏在草堆上，一动不动。

　　“妈，大白怎么啦？病了吗？”女儿问。

　　“不是病了，”妻说，“准是要生蛋了！”

　　儿子蹒跚着来到跟前，把头探进鸡窝，去看大白生蛋。不一会儿听他急急跑进屋，说道：“大白不让看，啄我哩！”

　　“别看它，”妻说，“大白当了新媳妇儿，头一次生娃娃，害羞哩！”

　　我走出房门，远远地朝鸡窝望了一眼。我看到伏在草堆上的大白，羽毛变得从未有过的光洁晶莹，脸色变得从未有过的鲜亮红润。那神情，有几分羞怯，有几分矜持、几分的不安和期待，又充溢着不可言喻的幸福。天地之间，飞禽走兽，草木鱼虫，所有的母亲都是美丽的。眼下，大白也要变成一位美丽的小母亲了。

　　但是，这一天，大白没有生下蛋来，没有做成一位小母亲。它伏在鸡窝里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又出来了。

　　“都是你两个闹的，”妻朝我和儿子说，“一个比一个更不懂事，看得人家大白不生了。”

　　第二天，大白又在鸡窝里伏卧了半天，仍然没有生下蛋来。

　　第三天我刚从劳动场所回来，就听到从我家门前传来嘹亮的鸡叫声，“咯嗒嗒，咯嗒嗒”，一声比一声高昂，充满了自豪、幸福和胜利的欢愉。来到门口，只见大白翻过乱石堆，跳到墙根小棚顶上，运足浑身气力，正在放声高唱。二白侧了头望着它，似在向大白祝贺，又似乎有些自惭形秽和无限艳羡。两只公鸡却也像自己立了什么功，在草丛中大踏步走着。它们从土里翻出几只小虫，却不吃，“咕咕咕”叫着，招呼大白前来享用。二白没有靠前，大白真个跳下小棚，端庄而又矜持地走过来了。女儿从屋里飞跑出来，手里捧着一只光润、洁白的鸡蛋。

　　这鸡蛋刚刚从大白身上分离出来，还带着它身体的微温。它像一粒硕大的珍珠，又像艺术家刚刚雕成的一枚宝石。蛋壳上沾着一抹淡淡的血迹，像一缕绚丽的朝霞，又像一面鲜红的、胜利的旗帜。

　　女儿拿来铅笔，用一年级小学生那稚嫩的字体，在蛋面上写上“第1号，1970年6月5日12时零5分生”，然后把它放进一只事先预备好的鞋盒里。

　　以后，大白每天生一只蛋。女儿在每只蛋上都写了字，已经编写到第8号了。

　　生完第八只蛋，大白变得蔫蔫的，不爱吃食儿。是它生蛋生累了吗？却也不像。别的鸡也不旺盛，毛奓起来，懒懒地蹲伏在太阳地里，老是闭了眼睛。一向英武倨傲的大黑，更是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它时不时脖子一抻一抻，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勾儿勾儿”的声音，像一个患了严重气管炎的老汉。再看那只垂下来的肥大的鸡冠子，已经不见了往常的鲜红，变得乌黑乌黑的了。

　　“不好，怕是鸡瘟！”妻说。

　　“不会吧，不会吧。”我说。连忙去翻书，从床底下找出一册《养鸡知识讲话》。翻到“鸡瘟”这一栏，对照着书上写的，再看鸡现在的症状，一颗心不由得渐渐抽紧了。书上说，鸡瘟学名“鸡新城疫”，由过滤性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数死亡。对付它关键是预防，在春天注射防疫针。至于治疗的办法，书上一个字也没有。

　　“给它喂点大蒜，喂点土霉素！”妻又说。

　　我连忙找出两片土霉素，研成碎末。女儿剥好几瓣蒜，剁细了。我和女儿捉住鸡，扒开嘴，妻把蒜末和药面塞进去。母鸡都很听话，连两只公鸡也变得十分驯顺。

　　这一夜，我们一家躺在床上，全都不说话。我侧起耳朵，听鸡窝里不断传来痛苦的“勾儿勾儿”的声音，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打开鸡窝，女儿把鸡一只只抱出来。大白二白嘴里和鼻子里流出黄黄的黏液，大黑二黑屁股里排出绿色的稀粪，黏黏地沾在羽毛上。所有的鸡像是都得了瘫痪病，腿脚抖抖地站不起来。大蒜和土霉素看来都没有产生效力。没有别的办法，妻又弄了些蒜末和药面一只只灌上了。这一天，四只鸡一点食也没吃。

　　下午，我劳动回来，女儿跑着迎上来，高兴地说：“爸，咱的鸡没事儿了！您看，大白又下了一只蛋呢！”

　　女儿伸开手，我看到她手心里捧着一只鸡蛋。

　　我赶上几步，只见几只鸡全都蹲伏在鸡窝旁边的草地上。女儿捧了鸡蛋凑到大白脸前，大白睁开眼，望着鸡蛋，就抬起头，轻轻地、亲昵昵地啄了啄蛋壳，又啄了啄女儿的手。女儿又把鸡蛋凑到另外三只鸡面前，说道：“好好看看，人家大白又下了一只蛋！你们也赶快好了病，打鸣吧，下蛋吧！”三只鸡都睁开眼，望着鸡蛋，有的用力扇动一下翅膀，样子似乎都比先前精神了。

　　“俺的鸡好了，下蛋了，又下蛋了！”儿子蹦跳着跑进跑出，高声喊叫。女儿却跑进屋，拿出铅笔，歪了头，又用她那稚嫩的字体，在蛋壳上工整地写上：“第9号，1970年6月15日19时3分生。”

　　“既然能下蛋，大概不要紧了。”我说，心里升起了一线希望。

　　这天半夜时分，我被窗外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连忙开门出去，打开鸡窝，用手电照了照。只见大黑僵直地挺起脖子，身子颤抖，时不时陡然扇动翅膀，弄出扑打扑打的声音。再看旁边，二黑和大白伸了腿躺着，全都一动不动。用手摸摸，身上早已凉了。

　　我把四只鸡抱进屋里。大黑又挣扎了一阵，在屋里扇起阵阵灰土。它脖子一伸一伸，乌黑的、肥大的鸡冠子软软地垂下来。那双铁距，那双给它带来胜利和荣誉的铁距，再不见往日叱咤风云的威严，软耷耷地拖着，变得像一截蜡黄的枯树枝了。终于，从它的嘴角流下一缕缕鲜血，大黑一动不动了。

　　只有二白身子贴地蜷伏在床前，嗓子里还在不断发出“勾儿勾儿”的声音。

　　女儿不知什么时候也已起床了。她找出一片土霉素，研碎了，又要朝二白嘴里喂。

　　“不要费工夫去喂了，”我说，“没有用了。”

　　“偏有用，偏要喂！偏有用，偏要喂！”女儿哭着说。

　　我只好扒开二白的嘴，让女儿把药末塞上，又倒了几滴温水，二白好容易咽下去了。

　　昏黄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人站在屋里，望着狼藉满地的几只鸡，望着正在苦苦挣扎的二白。二白原是一只娇小、驯顺的小母鸡，羽毛洁白纯净，神态安闲优雅，一直最讨人喜欢。这几天它已在叼草铺窝。它本来可以吃下很多草叶和小虫，生出很多美丽的蛋。它也许真的会变成一只白天鹅，在草地上高扬着它高贵的头，在蓝天下舒展开它那银光闪闪的羽翼。但是，现实粉碎了它美丽的梦，一切都将无可奈何地结束了。现在，病痛折磨着它，有一只看不见的罪恶的手，撕裂着它的肠子，碾轧着它的肌肉，**着它的血液，切割着它的每一根神经。在它生命的最后时刻，它的每一秒钟都滴着血，都浸透了无可名状的痛楚。我不由得暗暗企盼，盼望死神发点儿慈悲，快一些把二白装进它那宽大的背囊，让二白早一些得到解脱，尽快离开这个对它来说不可理解的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但我立即又责备自己。无论如何，二白这个柔弱的小生灵来到人世的时间是太短暂了。也许刚才那一点药末，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神奇的效力，能帮助它战胜命运的摆布，从死神那背囊的边缘上再把它夺回来……

　　深夜是这样的安静，周围的人家全都静静地入睡了。连附近的楼房、树木、小草、泥块，全都浸沉在深邃的梦境之中，仿佛正传来轻微的、均匀的、深沉的**声。微风轻轻吹过，白杨树叶发出喋喋不休的絮语。遥远的云天深处，几只星星闪动着淡漠的也许是上一个世纪的光波。一切和所有另外的夜晚完全相同。地球在它的轨道上刻板地、老态龙钟地运行，人类和万千生物正在准备迎来一个阴云满天或是阳光普照的早晨。在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在疲倦的电灯底下，我的一家，瞪大四双眼睛，正呆怔怔地望着地上曾经活蹦乱跳现已停止呼吸的几只鸡，望着正在和命运做最后抗争的二白。谁也不想去睡，谁也没有说话……

　　熹微的晨光射进窗内，天亮了。第一线橙红色的阳光射进屋子，落到二白身上。想是受到了阳光的爱抚，领略到它的温暖和感召，二白蠕动了一下，又蠕动了一下。接着，它用力蹬动柔弱的两腿，黑紫色的血液全都涌到脸上，眼看就要把它那细嫩的皮肤胀破了。而身上的毛羽却一根根全都竖了起来。它的嗓子里最后微弱地叫了一声，终于一动不动，永远安静地睡着了。

　　一只鸡蛋从它身下滚了出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像一只透明的、熊熊燃烧的火球。

　　儿子和女儿撑不住，抽抽搭搭哭了起来。

　　院子里传来一声雄鸡的高唱。像是呼应，像是互相比赛，四面八方的雄鸡跟着鸣叫起来。一声比一声高昂，一声比一声嘹亮，一声比一声充满豪情和欢乐。

　　“为什么别人家的鸡都不得鸡瘟，偏偏咱的鸡得鸡瘟呢？”女儿和儿子哭着，泪眼模糊地望着地上的四只鸡，望着鞋盒里摆好的十只鸡蛋，“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我没有回答。妻没有回答。门外那高高的白杨和柔弱的小草也没有回答。

　　去年，女儿大学毕业，从千里之外回到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单位里新盖了宿舍，我们已经搬进了另一所房子。女儿还未到分配的单位报到，常到我的书房里说些有用没用的闲话。儿子正读高三，身个儿比我高了。

　　有一次扯到当初养鸡的事，女儿对一些我早已淡忘了的细节记得十分清楚。对于那几只鸡的突然死亡，女儿仍然不能忘情，说话间带着深深的遗憾。

　　我说：“现在我可以把真情告诉你们了，因为爸爸是黑帮，春天机关卫生所给鸡打预防针，院里革命群众家的鸡都打了，咱的鸡不给打……”

　　“可能吗？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女儿和儿子一齐惊讶地说。他们虽然亲自经历过那段历史，但他们当时太小了，太小了！

　　我又说：“不光对鸡，对人也是同等待遇。在这之前卫生所来打破伤风预防针，包括爸爸在内，所有的牛鬼蛇神一律不给打。值得庆幸的是，多亏破伤风没有像那场鸡瘟一样蔓延……”

　　女儿和儿子木呆呆地望着我，全身似乎滚过一阵冰冷的战栗，半天全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