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第一次走入了神父住过的那一排房屋。那一排房屋分为四间。第一间最小，她的两个弟弟住。第二间最大，有二十多平方米，几排书架贴墙而立，整整齐齐摆满了书。正中是一张很旧的、圆形的桌子，未铺桌布，还有一张铁架床。她告诉我这原是神父会客的地方，现在她的姥爷住，全家人也在这儿吃饭。第三间她自己住。除了一张单人床，和床头一个箱子，再也没有什么。第四间她的母亲和小姑合住。屋顶本都倾斜了，地板有些角落已塌陷。墙皮处处剥落，好似患了红斑狼疮病的人的皮肤，并且留下了正方的、长方的挂过画框的痕迹。积年累月的灰尘使那些痕迹十分清楚，清楚得像木匠用墨绳弹出的线条。而那些镶在宽边的框子里的画，全都反放在门后。我问她为什么不继续挂着。她告诉我画的全是耶稣被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他的母亲为他哀伤哭泣的情形。说她家的人都不喜欢那些画。住进来的最初几天，因为画没取下来，她家的人没有不做噩梦的。包括她的姥爷。我问也包括她吗？她点了点头。问她做什么样的噩梦？她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讲给我听，我也不会理解。屋子很阴暗，散发着潮气。因为这一排人住的房舍是背阳的。而朝阳的那一排是教堂。也许由于耶稣活着的时候受的苦难太多了，他的信徒们宁愿将朝阳的房舍让给他住？

　　她的双胞胎弟弟、姥爷正同她的母亲和小姑在她们的屋子说话，说的恰是我。她告诉她的母亲有客人来了，他们便都走到她姥爷住的较大的屋子来了。

　　她的姥爷也叫我“小孩儿”。

　　他说：“小孩儿，随便坐。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对不对？我们不把你当客人，你也别把自己当客人。今后，只要你高兴来，我们就欢迎你。”

　　她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看您，对一个孩子说这么多干什么？把人家都说得腼腆了！”又瞧着她问：“就是这孩子？”

　　她点点头：“他小名叫跟姐儿。”

　　她家的人，除了她，都不由得互相望了望。分明的，我的小名使他们纳闷和奇怪。

　　她的小姑什么也不说，沉静地坐着，注视着我。我觉得她又开始研究我了。

　　“孩子，你坐呀！”

　　她的母亲和蔼地说。那天这端庄的女人没穿藕荷色旗袍。她下穿一条黑绸过膝长裙，上穿一件短袖立领的白衫子。我觉得她不论穿什么都仪态大方，她的端庄是天生的。我觉得一个孩子即使真是一个野孩子，在她面前也会努力做出规规矩矩的样子。而我正是那样努力的。

　　“跟姐儿，我们小晶本该谢你，你却还来了一瓶酱油。我们又不知你是谁家的孩子，可真让我们惭愧呢！”

　　“妈，那瓶酱油，是他用帮别人拉车挣的钱，和捡碎玻璃卖的钱，三分五分攒起来买的。”

　　她家的人，又都是面面相觑，似乎都觉得这件事儿对于这个“小孩儿”来说，未免太“原则”了点儿。一刹那间，我感到她的小姑的目光中，有某种研究以外的成分介入了，但很快又被摈除。她的目光使我感到如芒在背。

　　她的母亲又说：“跟姐儿，我们小晶认识了你这样一个……一个有性格的孩子，我们全家都高兴。”

　　她说：“他已经叫我姐了！”并显出自得的样子。

　　于是她的小姑的目光，投射到她身上，似乎对她也不例外，更要掰开了揉碎了进行一番一丝不苟的研究。

　　她的母亲沉吟地望了她片刻。我觉得这一位和蔼的端庄的女人，这一位心细而慧的母亲，是在掩饰她一时不愿表露的惊讶。她惊讶什么呢？这一位女人，这一位母亲？

　　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按年龄，他叫你姐，也应该的。”她的母亲说，“那瓶酱油，一定要让人家的孩子带回去。跟姐儿，你带回去行吗？”

　　我抬头望着“姐”，我的目光在对她说：“不！”

　　她领悟了我的目光。

　　她说：“妈……”

　　她的小姑严厉地说：“小晶，要听你妈的话。你妈的话是对的！”

　　她看看我，很不高兴又无可奈何地噘起了嘴。

　　“女士们，我可以对此发表点儿见解吗？”一直在看书的她的姥爷，合上了书本。

　　于是两位女人的目光都望向他。

　　他站起来，双手按在桌上，微微向她们倾着身子说：“这孩子，他已经是咱们小晶的朋友，当然也是咱们小苇和小芟的朋友。”他将脸转向两个外孙问：“是不是？”

　　他们回答得像一个人的声音一样齐：“是！”

　　他的目光又望向两位女人：“而你们却总是酱油酱油的！倒好像你们是在合审一桩关于一瓶酱油的案子。并且以为只有你们才能作出最公正的裁决似的！本人认为，让人家孩子把那酱油带回去不妥。酱油归我们。不过我倒主张，为了对这孩子表示谢意，也为了平衡我们自己的心理，我们应该送给这孩子什么别的，也算是送给孩子们的小朋友的礼物吧！我说小晶、小苇、小芟，你们支持姥爷的提案不？如果支持就为姥爷鼓掌！”

　　她和她的两个弟弟立刻大鼓其掌，都无声地笑，都感激地望着“见义勇为”的老“辩护律师”。

　　这老头说起话来慷慨陈词。而且说着说着，一只手臂便舞动起来，做出些有力度也有风度的手势，双目炯炯有神，面容表情多变，生动至极，大有一旦开口，不论就什么问题，一口气儿能讲上两个小时乃至半天的神采。我暗暗猜测，也许他从二十来岁起就是位了不起的演说家了。我看出小晶姐弟们，在他开口说话时，都对他很着迷、很崇拜。我觉得他慷慨陈词的时候我也对他很着迷。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全白了头发的瘦老头儿了。

　　“跟姐儿小朋友，对我的提案，你自己满意吗？”

　　他将脸转向我，目光平和多了。

　　我说：“怎么着都行。”

　　小晶哧哧地笑了。

　　她的母亲也笑了。

　　她的姥爷对我一摆手，长叹一口气，颇扫兴地坐下。那意思是说：你这孩子，你怎么把我“出卖”了？你可真叫我不满意哇！

　　结果人人开心大笑。

　　我受感染，随着笑。

　　“您啊，您总是那么爱激动！您自己说，您下过多少次保证了？因为自己的脾气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您自己最清楚啊！我们哪儿是什么合审呢？不过闲聊罢了。跟个孩子，从一瓶酱油聊起不算过分嘛！”当母亲的慢言细语地说，并笑问当小姑的，“对不对？”

　　当小姑的肃穆地点了点头。

　　“我激动了吗？我激动了吗？我觉得我一点儿也没激动呀！”

　　当姥爷的极力替自己辩白。可连他自己也苦笑了。

　　不苟言笑的小姑终于又开口道：“其实我和您的想法一样。小苇，把你这套衣服，送给你们的这位小朋友，你舍不舍得啊？”

　　那双胞胎男孩中的一个爽快地说：“舍得！但他得永远做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一齐望着我，期待我的回答。

　　我说：“嗯。”

　　“那咱们现在就出去玩儿！我们带你去看教堂！”

　　他们一跃而起，一人拉我一只手，扯我跑出去。

　　我们爬上教堂的窗台，站立着，几乎将脸贴在玻璃上往里瞧。玻璃全是彩色的，不透明，但却是掺了胶的颜料涂的，而不是烧成的。我的两个新朋友教我怎样靠指甲达到目的。那是一桩需要灵巧和细致的事儿。先用锐利的指甲在玻璃上画十字，像用刀在罐头的封铁盖儿上画十字那样，然后用最薄的指甲，将颜料膜小心地掀起，于是玻璃上便有透明的一孔了。

　　我顾虑上帝会生气，问他们这样做行吗？

　　他们说，据他们所知，上帝一般不生小孩儿的气。上帝对小孩儿一向是很宽容的。不过他们提醒我，一定得画十字。看够了，还得用唾沫将颜料膜粘上。否则，他们不能担保上帝绝对不会生气。

　　中午耀眼的阳光，将玻璃的彩色映在教堂的地板上，如同幻灯将幻灯片映在墙上，五彩缤纷，瑰丽奇异，使空寂寂的教堂笼罩于迷幻的色彩之中。在布道台的上方，我看见了一个几乎全身**的、长着短而黑的连鬓胡子的、瘦骨嶙峋的男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铁钉分明是真的，并且还有血迹。我想那人肯定也是真的。虽然我相信他早已死了。我吓得“呀”的一声，不由得用双手捂住眼睛，结果从窗台跌了下来。

　　“你怎么了？”

　　两兄弟仍站立在窗台上，奇怪地问我。

　　我反问：“那个人就是上帝吗？”

　　他们告诉我那不是上帝。上帝凡人看不见，但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地上一切人的行为，也能看透一切人的内心。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世人谋害了耶稣，所以上帝让世人永远面对自己的恶行忏悔，并以此为条件恕免世人的罪。

　　“那是真的耶稣吗？”

　　小苇说：“那当然是假的。但你不可以认为是假的。”

　　小芟说：“从上帝的眼睛看，那木头雕的耶稣是真的，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假的，所以他不过把我们当成他的羊群。”

　　他们还鼓励我看耶稣降生的油画。我却再也不敢爬上窗台了。他们便嘲笑我胆小。他们替我用唾沫将划破掀开的颜料膜贴好，也蹦下了窗台。

　　小苇问我，如果让我成为耶稣，我是否愿意？

　　我连连摇头说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并且坦率地承认我经受不了钉子钉穿手脚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想，我的母亲肯定也绝不愿意当耶稣的母亲。见我遭受那样悲惨的折磨，她准会疯的。

　　他说他愿意。他说他才不在乎钉子钉穿手脚挂在十字架上那点儿痛苦哪。他说他要是能成为耶稣，他要让出卖他爸爸的人永远跪在他面前忏悔，并且永不宽恕。

　　他的想法令我十分吃惊。

　　我正要问谁出卖了他们的爸爸，他们的爸爸现在怎样？小芟瞪着小苇厉声说：“你乱讲些什么！今后再听你乱讲这些话，我非告诉姥爷、妈妈、姑姑和姐姐不可！”

　　小苇自知失言，缄默不语了。

　　我回家前，“姐”交给我一块头巾，说是她的母亲送给我母亲的。“姐”还剪了一大束各种各样的花儿给我，让我回家后插在瓶子里。经过葡萄架前，我不由站住了。犹豫一阵，我轻轻踏上两级木阶，走了进去。葡萄架内铺着木板，木板还吸着水渍。我仿佛又听到“姐”在葡萄架内的濯洗之声，仿佛又听到“姐”搓痒我时，我自己爆发的大笑和“姐”的悦耳的笑声。我觉得这童话般的绿色的小房子，从此我是不会忘记它了。我抚摩着老葡萄盘枝错节的藤蔓，在心里说：葡萄架，你做个证吧！从今往后，我有“姐”了！而这对我很重要！也许以前不，但现在是。我发现她那白色的发卡掉在地上。我捡起了它。那一枚月牙形的发卡，它一端的尖角断了，却还能用，只是不美观了。它很轻。可能是塑料的，或是有机玻璃的。我因它的断损而惋惜。我想“姐”肯定不是由于它断损了便丢弃了。我想她一定是在洗澡时遗失了它。我本打算马上转回去还给她，但我最终又改变了主意。我相信我能将它的尖角重新磨出来，相信我能使它美观如初。

　　母亲知道我已经接受了别人送的一套新衣服，大为恼怒。

　　“你自己那套队服呢？准被你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要不人家怎么……”

　　“没有！姐替我洗得干干净净，晾在她家院子里呢！”

　　“姐？哪个姐？哪来的一个姐？”

　　“就是……就是你也喜欢的那个……那个……她叫小晶，她妈妈还送给你一块头巾。”

　　“头巾？在哪儿？”

　　我将头巾从箱子里取出交给母亲。

　　“你！你不但自己……你还替我接受了！你好胆量呀！我平时怎么教训你的？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母亲寻找扫床的笤帚。

　　我往墙角躲。

　　然而母亲高高举起的笤帚并未落在我身上。母亲一把将那块头巾从我怀里扯过去。

　　“人家真心诚意，我怎么能……”

　　“住嘴！”

　　母亲真生气了：“你叫我现在怎么办？唵？衣服，头巾，都给人家送回去，伤了人家的一份情意！不送回去，这礼尚往来的，咱们这有什么值得回还人家的？你说！你说呀！”

　　我知道我家没有任何值得回还的。我了解母亲是个多么重视“礼尚往来”的女人。我唯有一声不吭，任凭母亲数落和训斥。

　　“老梁家的！梁组长！”

　　幸而这时街道主任来了。她是主任，母亲是组长，她是母亲的“上级”。母亲一向对她客客气气的。她话声刚落，人已进门。

　　“哟，打孩子呀？”

　　“没有，没有。你坐，你坐。我不过说说他。这孩子，这几天越来越不服管了！”

　　“跟姐儿，不服大人管可不行啊！这孩子今天怎么穿得这么体面哇？衣服真合身呢，你给做的？”

　　“衣服嘛，是呀是呀，主任你有事？”

　　母亲支吾地应酬着，搪塞着。

　　主任朝窗外望了望，意味深长地说：“那儿，咋变样了？”

　　母亲也朝窗外望了望，回答：“可不嘛，一上午工夫，就变样了！”

　　主任说：“变样了也好，也好。”

　　母亲说：“主要对我们这边好，眼界敞阔了！抬头望见些红花绿草的，比原先一排‘板障子’挡眼可不强多了嘛！”

　　“还开了小门呢……你家的主意？”

　　“哪儿呀，也是人家那边想得周到。”

　　“上午开会，我也没机会跟你交代，我就是特意为了那户人家向你交代来的。对那户人家，你应该……跟姐儿，你先出去玩会儿。”

　　我装出一副巴不得的样子离开了。但没出家门，不过挺响地关了一下门。然后隐蔽在外屋炉台旁，侧耳聆听。

　　“主任，那户人家，很不一般吗？”

　　“岂止不一般啊！‘地、富、反、坏、右’，他们一家占了三条！那老头儿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学生——也就是他女婿，那三个孩子的爸，是现行反革命。老头儿自己是右派。三个孩子的姑，也是右派。后来党考虑到，一家子人中，四分之三都被划到反党的立场上去了，不利于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对她实行宽大，才给她‘摘帽’了。”

　　“他们一家，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阶级本性呗！先是那老头儿，在‘大鸣大放’中，仗着自己是老教授，就向党发起进攻。听说进攻得可猖狂啦！那当然就成了右派了。他的女婿和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又曾经是他学生，一张接一张贴大字报，替他鸣冤叫屈。得，把自己搭上了。老头儿一看女婿也成右派了，火了，反过来再替女婿辩护。右派替右派辩护，又是老丈人和女婿的关系，能有好结果吗？结果那女婿的性质反倒被升格了，成了现行反革命了。赶出大学，发配到青海改造去了。那三个孩子的姑，是给党的一位首长做秘书工作的，当时刚结婚，急了，就给中央写信。结果信没转到中央，自己的秘书工作丢了，还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丈夫立马儿跟她离婚了。你说这一家子，出了一个右派，倒是赶紧划清界限啊，却偏不。这不是他们自己闹腾到这么个地步吗？后来这一家子就不许住在北京了。先被安顿到天津。天津离北京也不远啊！又把他们安顿到了沈阳。那老头儿是沈阳人。他又是出身大地主家庭的人。老头儿的父亲，还跟张作霖有过深交。在沈阳当年是个大家族。老头儿的亲朋好友旧关系比蜘蛛网还多。所以，没容他们在沈阳住上半年，就又把他们迁移到咱们这座城市来了……”

　　“唉……”

　　我听到母亲喟叹了一声，接着只说：“这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这一户人家啊！”

　　“唉……”

　　我听到主任也喟叹了一声，压低语调说：“都叫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们才好是不是？细想想，冲着那三个孩子，怪让人同情的。但咱们街道干部，也不能因为咱们心眼儿好就乱同情哇！那老头儿在北京有大人物不显山不露水地保护着。吩咐了，不管安顿到哪儿，居住条件要相对宽绰些。不必安排什么工作，每月生活费不低于二百五十元。据说那老头儿是研究庄稼的，对咱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有过贡献。上边儿的指示精神是十个字：不照顾不妥，不监督不行。你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就好。第一句话是上边儿的事。第二句话是咱们的责任。该对你交代清楚的，我都对你交代清楚了。上边把监督的责任布置给我了，可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已经不少了。也不能整天拎个小板凳，光坐在街对面，望着他家的院子进行监督哇！我今天算是正式把这个责任布置给你了。我还有事儿，我这就得走，改天再来多坐会儿。”

　　“哎，主任，主任你先别走，这……监督，责任重大。我恐怕不合适，你还是另布置给别人吧！”

　　“你别这么说呀？你是组长，你们的院子又和他们的院子紧挨着，布置给你不合适，让我布置给谁哇？我一来，我一见你们两边之间的‘板障子’都拆了，成了这样了，我就想布置给你最合适了！得了得了，咱们这都是为党工作，你别推辞了！还谦虚个什么劲儿啊！别拽着我。我得走了，我得走了！”

　　街道主任一边说，一边已从里屋急急迫迫地走出来。分明的，她唯恐母亲将她再扯入里屋去。

　　“这……我……主任，主任你听我说……”

　　母亲跟在她身后，有话难讲。扯住她不是，任她扬长而去，又不愿意……

　　母亲再回到家里时，见我已在屋内，诧异地问：“刚才叫你出去玩会儿，你没出去？”

　　我说：“出去了呀？”

　　“那你怎么又在屋里了？”

　　“我刚回来嘛！”

　　“刚回来？从哪儿回来的？我怎么没碰见你往回走？”

　　母亲不信。

　　我说：“我见你正从门送人出去，我就跳窗进来了。”

　　母亲沉着脸，久久地望着我，样子使我心怯。我嘟哝：“你要是还生气，我把这身衣服和那块头巾去还给人家好了！”

　　我开始脱衣服。

　　“谁让你还了？我让你还了吗？”母亲又有些生气，“还给人家，叫人家怎么想？你诚心诚意送给别人的东西，别人接受了，过后再还给你，你高兴吗？”

　　母亲说完，不再理睬我，转身打开粮食柜，拎出半袋子小米，说：“只好把这半袋子小米送给人家了。”那是农村的亲戚送给我们的。那几年粮店里没有小米供应。小米是城里人所珍视的。

　　我高兴地拎起袋子就走。

　　母亲喝住了我：“现在别去！晚上，天黑以后再送过去。送过去赶快就回来。记住，不许总过那边儿去！免得人家烦！”

　　我知道母亲说的不是心里话。

　　但我装出懂事的样子点点头。

　　母亲看见插在阔口瓶子里，摆在桌上的那束花儿，愣了愣，转身从窗口望向“姐”家的院子。

　　我也随着母亲的目光望去，见“姐”在院子里晾衣服。

　　我说：“是‘姐’送给我的。”

　　母亲说：“又送给你什么了？”

　　我说：“花儿呗。”

　　母亲说：“你再给我记住，别‘姐’‘姐’的！是你那么叫的吗？你可以叫她‘小晶姐姐’，但你不能叫人家‘姐’！会让人家觉得你是在套亲近似的！”

　　我大声说：“不会！‘姐’不会！她家的人都不会！”

　　母亲发火了，说：“你还‘姐’‘姐’的！再跟我顶嘴，我剪断你舌头！”

　　母亲样子挺凶地瞪着我。

　　我也不服气地瞪着母亲。

　　那一时刻，我把街道主任恨透了。其实街道主任是个心眼儿挺好的女人。如今想来，更准确地说，我当时所恨的，是那女人告诉母亲的一些话。而那些话代表一种铁一般的事实。当年的我，只能认为那是铁一般的事实。我所恨的，更是那铁一般的事实。我觉得我明白了，为什么“姐”全家人，看去似乎全是些乐观的、开朗的、和和气气的人，但在他们从大人到孩子，每个人的眸子里，都有一种去不掉的巨大的忧郁。我似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我又欢迎又存有几分戒心，我明白了“姐”的小姑审视我时的目光，明白了小苇和小芟在带我看教堂时说的令我吃惊的话，明白了“姐”的姥爷在搬来那一天对围观的人们的古怪表现，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将“板障子”锯得那么矮……

　　我明白了这么多，我心里很替他们一家，替“姐”也替我自己难过。眼泪渐渐盈满我眼眶。

　　天刚黑，没等我过那边儿去送小米，“姐”过这边儿给我送队服来了。“姐”替我洗得十分干净，叠得平平整整，还熨了。我那双白胶鞋，“姐”不但替我刷了，还替我擦过了白粉。

　　“姐”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母亲客气地留她玩会儿，她说她要温习功课。我感到母亲的客气是不真诚的。我感到“姐”不留下玩儿是借口。但母亲一定要让她带走那半袋小米却是真诚的。“姐”领会到了母亲的真诚，推谢一阵儿，也就接受了。

　　母亲是从内心里喜欢她，这可以从母亲目光和表情中显示出来。母亲的目光中，甚至糅合着一种怨天叹命的感伤。或许母亲由她而怀念起九年前失去的唯一女儿。我想母亲是巴不得听她亲亲昵昵叫自己一声“妈”的。

　　母亲说：“替妈送送你小晶姐姐！”

　　可是当我和她走出屋时，屋里又传出了母亲的话：“送到那小门就回来吧，妈还要你帮着干点儿活儿哪！”

　　她一跨过那小门，便反身将小门带严了。隔着“板障子”，她对我说：“别送了。大妈不是就叫你送到这儿嘛！”

　　“小晶！小晶！该回来了，你姥爷让你帮着查本儿书！”

　　她家门口，她小姑在呼唤她。

　　“哎，回来了！”

　　她应着，匆匆地转身去了。

　　我想，她的小姑，肯定也像我的母亲叮嘱我一样叮嘱过她。

　　突然一阵闷闷的雷声自远处滚过来，惊得我浑身一悸。我抬头望天穹，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一个美好的白天不总是连着一个美好的夜晚，却是一个漆黑的时刻。风乍起，树抖瑟，那院子里花影倾草姿伏。紧接着她家的、我家的、周围人家的窗子全黑了。断电了。

　　仲夏的凄雨连绵不绝，忽骤忽淅下了十来天。许多街道和院落积水成泽。小学校宣布临时停课。当久违的太阳从满天空阴霾氤氲又湿又厚的云堆后逼射出第一道光芒，大地早已被泡得泥泞不堪了。

　　那些日子我从早到晚待在家里烦闷得很。我想“姐”和小苇小芟他们肯定也这样。我经常隔窗呆望她家院子，希望“姐”趁雨止的间隙朝我家这边儿跑过来。然而我的希望似乎只不过是我的幻想。“姐”一次也没过来。小苇小芟也没有。我甚至一次也没发现他们的身影在院子里出现。风从那边儿刮过来，雨从那边儿飘过来，水泽从那边儿淌过来，浮着些残花断草、落红败绿。教堂的十字架看去好像是炭质的，好像吸足了雨水而膨胀了，从而失去平衡，倾斜了。

　　太阳终于露面的那个清晨，我推开窗子又朝“姐”家院子望，但见两行碎砖从“板障子”的小门那儿一直铺至她家门口。两行碎砖宛如盲文课本上的文字，“写”的是什么呢？

　　小门旁挖了一条排水沟。我家这边儿的水，被引到她家那边儿去了。

　　我说：“妈，你看！”

　　母亲走到窗前，望着，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表示。

　　我觉得人间怎么可以变得这样冷漠！母亲怎么可以变得这样对什么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

　　我愤慨了。

　　我又大声说：“妈你看到了吗？”

　　母亲语调平板地说：“看到了。”

　　我说：“看到了你什么都不说！”

　　母亲说：“你让我说什么？”

　　我说：“你说你想说的！”

　　母亲说：“唉，这一家人啊，可真是的……”

　　我说：“妈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母亲说：“你出去，捡些砖头，把咱家这边儿，也铺上两行砖。也要从小门那儿，一直铺到咱家门口。”

　　我照母亲的话做了。

　　然而不过等于泥泞的大地上又多了两行盲文。我自己“写”的。我觉得我“写”得很认真，“写”下了很多。首先是为“姐”“写”的，其次是为小苇小芟“写”的，也是为“姐”全家人“写”的。我认为我“写”得明明白白。正如他们所“写”的我“读”得明明白白。

　　然而我没再推开过那扇小门。“姐”和小苇小芟也没有。我没有是因为他们没有。不受到正式邀请我到她家门口，一定会使她家的三个大人都感到唐突，倘他们首先过来我便不会再有什么顾忌。被火烧伤了面容的人其实是不愿被谁探望的，我觉得“姐”一家人都是被火烧伤的。烧伤的是心。这样的心恐怕是格外敏感的吧？也许他们所做的并非他们情愿的吧？

　　第二天赵家套住一只猫。赵家堆放杂物的棚子闹过黄鼠狼，**本不是为了对付猫而是为了对付黄鼠狼的。那只猫被吊在棚檐下，四爪绝望地挠住板壁。它那样已经坚持了很久。眼看它即将坚持不住了。它坚持不住的时候就死定了。全院的女人和孩子围着看。女人们肯定地说那是只野猫。孩子们用石头打它。对一只野猫连女人和孩子也是不怎么恻隐的。家里鸡被咬死和晒的鱼被叼走过的人，尤其不恻隐。纵然明知那全是黄鼠狼干的，看见一只野猫被吊死他们也会认为反正是除了一个和黄鼠狼差不了多少的祸种。

　　我一眼便认出那是“姐”家的猫。

　　“它不是野猫！”

　　“你怎么知道不是野猫？”

　　“它是我姐家的猫！”

　　“你姐？你哪个姐呀？”

　　“就是，就是……新搬来那家的姐。”

　　“这孩子，倒挺有人缘儿。我们还不知那家姓什么呢，他已经认个姐啦！”

　　女人们取笑我。

　　孩子们也取笑我。

　　我转身往家跑。

　　我气喘吁吁一跑入家门就叫嚷：“妈，妈，你快去救救它吧！”

　　母亲正补衣服，一愣，忙问：“救谁？”

　　“救猫！它被套住了！快吊死了！”

　　“这些个人，套住一只猫干什么？”

　　“都说是野猫！可它不是野猫。是‘姐’家的猫，是小晶姐姐家的猫。妈，快去救吧！求求你了，再晚一步它就死了！”

　　母亲略一迟豫，放下针线，随我急急忙忙奔出家门。

　　母亲不顾人们会对她怎么看，将那只猫救下了。

　　猫爪子挠破了母亲的衣襟，将母亲的双手、双臂挠出一条条血淋淋的道子。它已经快死了。母亲将它抱在怀里，对女人们说：“这只猫可不是野猫。从来不咬鸡叼鱼的。这是那院儿人家的猫，是一只规矩的猫。我证明。”

　　街道组长证明不是野猫，女人们也就没什么话好讲了。孩子们也不敢继续施虐了。

　　母亲让我陪着，第一次通过那小门，给“姐”家送猫去。地面仍很泥泞。铺在“姐”家院子里的两行砖，虽几乎被泥泞吞噬了，却毕竟赖以踏脚，起着“桥”的作用。

　　“姐”一家人的感激自是不必细述。看来那猫是“姐”一家人的宠物。为母亲的和为姑的，找出红药水、紫药水、碘酒、药布、棉球儿，一人托着我母亲的一条手臂，内疚之至地替母亲处理伤痕。“姐”和小苇小芟，听我讲猫遇难的情形，惊魂荡起，目定神呆。他们的姥爷，一忽儿踱到猫跟前，像与人说话似的对猫说：“你啊你啊，你还没被人们所认识所了解，四处乱跑什么呢？要不是你这位救命恩人及时救你，你就一命呜呼了！我们把你关在屋里，提防你离开家，那纯粹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哇！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一忽儿踱到母亲跟前，对两位女人说：“轻点儿，轻点儿，这儿，还有这儿！你们舍不得药水儿怎么的？组长，这件事真让我们内疚啊！您看，我们是否应该写一份保证书，向您，也向街坊邻里们保证，我们的‘**’，也就是我们这只猫，再也不犯自由主义的错误。”

　　母亲笑道：“一只猫，也不曾讨人嫌，不期然地被套住了，差点儿送了命，它有什么错啊！你们写的什么保证呢？倒是我想向你们保证，要论咱们这条街上的人家，都是些好人家。都不知道猫是你们家的，以为是只野猫呢！若知道，用不着我出面，谁都会解救它的。”

　　“我相信，我相信。我完全相信人民。完全相信您组长。”

　　他的话使母亲大不自在。

　　母亲又说：“咱们两家，更是近邻。按年龄，您是我们跟姐儿爷爷辈的人，对我还何必您您的呢！”

　　他连连点头：“是近邻，是近邻。您是一组之长，我们一家的……情况，您显然也会多少知道些了。只要您看得起我们，我们是愿意在您和街坊邻里的监督之下，老老实实地生活的。”

　　“爸，您这几天怎么了呀？当着些孩子的面儿，您胡乱说的些什么啊！”

　　“姐”的母亲，责备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好，我不说。我什么都不说了！还是不说为好，是不是？可是不说，那怎么能使别人正确地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的思想动态，从而正确地对待我们呢？”

　　“爸！”

　　“伯父，求求您保持一会儿沉默吧！”

　　“姐”的小姑也干涉了。

　　“小苇，小芟，和姐出去玩儿！”

　　“姐”抱起猫走出去了。

　　小苇小芟看我一眼，一声不吭地跟随出去。

　　我也跟随出去。

　　我对小苇小芟说：“其实我顶爱听你们的姥爷说话了。我喜欢他。可就是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是些什么意思！越听不懂越觉得有意思！”

　　“有意思吗？”小苇瞪着我问。

　　“真听不懂？”小芟瞪着我问。

　　“姐”不问，却也目光定定地瞪着我。我觉得她的目光，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像她小姑看我时的目光。

　　“我要去看耶稣啰！”我突发一声喊，向教堂跑去，迅速爬上一个窗口。

　　其实我并未往里看。我不愿再用指甲在涂了颜料的玻璃上画十字，更怕窥视耶稣那受苦受难的样子。

　　我将脸贴在一块玻璃上，完全是为了躲避“姐”瞪我时那种目光。

　　我和母亲回家时，“姐”的母亲一直送我们过了小门。

　　隔着锯矮了的“板障子”，“姐”的母亲悱悱然开口：“组长，我有件事，想求你，可又觉着，我们好像没资格似的。”

　　母亲以鼓励的口吻说：“你只管讲吧！邻里之间，什么资格不资格的啊！只要我能办到，我不会推三拒四的。”

　　“实际上呢，我是替我父亲求你。广播里和报上不是宣传，全市第二次扫盲运动就要开始了吗？我，还有孩子们的姥爷、小姑，都没什么工作，我们想为街道尽点儿义务。我们想，想担任扫盲教师。”

　　“……”

　　见母亲未马上表示什么，她犹豫了，似乎不知还有没有必要讲下去。

　　我说：“这一件事儿，正好我妈妈自己就能做得了主！”

　　她才接着说：“我父亲，这几天情绪不太好。整天出出进进，心烦意乱的样子。还常为一点儿小事儿急躁，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我想他是因为无事儿可做郁闷的。我怕他长此下去，总有一天会郁闷出病来……”

　　她眼睛蒙上了一层泪。

　　“这……这一件事儿，不像孩子说的，是我自己就能做得了主的事儿。”

　　母亲似有难言之衷。

　　“那就全当我没提出过这个请求。反正，我父亲并不知道我有这一想法，也就无所谓失望不失望的。”

　　但她自己，显然已是极度地失望了。我看出来了。我想母亲也一定看出来了。并且，她那想掩饰也掩饰不了的极度失望的表情后面，隐蔽着窘迫。

　　母亲隔着那门，拉起她一只手，轻轻握着说：“你放心，尽管的确不是我自己就能做得了主的事儿，但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我想，大概是可以的吧？”

　　“组长，那可就太谢谢你了！你能这么待我们，不论事成不成，我都……我们都……”

　　泪从那女人眼中一下子溢出，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

　　一回到家里，母亲劈面给了我一巴掌。

　　“大人说话，你插的什么言？你怎么知道是我自己就能做得了主的事儿？唵？！”

　　然而母亲当晚便为这件事儿找居委会主任去了。

　　母亲回来时显得异常高兴。

　　“快，你快去你姐家告诉一声，那件事儿，是没问题的事儿了！”

　　我一听，扭身就往“姐”家跑。

　　“姐”一家正在吃晚饭。

　　我带给“姐”一家人的，似乎是上帝亲口赐予信徒的福音，使“姐”一家人一个个激动不已。

　　“姐”的姥爷，询问地望着他那当了母亲的女儿。

　　她幸福地微笑着，承认说：“爸你不会生气吧！是我一时动念，就向组长提了。也没先跟您商量一下。”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吗？我高兴。我很高兴！”他端着碗的手剧烈地抖了起来。倏忽他老泪纵横，一滴又一滴落入碗里。

　　我看不得一位我所喜欢的全白了头发的老人这般样子！尽管这是一件值得替“姐”全家高兴的事儿，但我内心却难过极了。我觉得我的鼻子发酸。我觉得连我自己也快要落泪了。

　　我一言未发，转身便走。

　　我低着头走至葡萄架那儿，听到“姐”叫我。

　　我站住，回头一看，原来“姐”一直默默跟在我身后，送着我。

　　她走到我跟前，注视我。

　　月光下，她那双眼睛好亮，似乎眼中也蒙着一层泪。蒙着泪注视着你的眼睛所表达的含意是最深也是最让人难忘的。

　　如果一个女孩儿那样子注视着你的时候，纵然你不过是一个像我一样仅仅九岁多的男孩儿，你也会甘愿为她去死！

　　她问：“你哭了？”

　　我说：“嗯。”

　　“为姐？”

　　“嗯。为你们全家。”

　　“你真好！”她用双手捧住了我的脸，“你妈妈也好。”

　　我说：“我妈妈当然好。她是这么对我说的——快，你快去你姐家告诉一声。”

　　“真是这么说的？”

　　“真是这么说的！”

　　“你闭上眼睛。”

　　我闭上眼睛。仿佛的，我听到葡萄架内又有洗濯之声。

　　姐吻我额头。吻了很久。

　　我静静地闭着眼睛。闭了很久。

　　我很久地闭着眼睛，期待着第二次很久的一吻。

　　我觉得我和这一个夜晚和这一个院子融为一体。

　　那两片柔润的温馨的嘴唇为什么不再吻我呢？

　　我睁开眼睛，已只有我自己伫立在葡萄架旁。

　　母亲本人，既是第二次扫盲运动的最基层的组织者，亦是扫盲对象。因为在第一次运动中，她只顾以忘我的热忱组织别人，自己竟没有被“扫”。母亲当然觉得这是政府的一名街道干部的惭愧。所以将实际上的组织工作交代给了我。我对这件事儿的热忱不亚于第一次运动中的母亲。我根本没有想到我是为政府尽什么义务。我的热忱完全源于我对“姐”一家人的情感。

　　叔叔辈和婶婶辈的男人女人，十之七八已在第一次运动中“扫”过了。这第二次该“扫”的，则是爷爷辈和奶奶辈的男人女人。再加上第一次的“漏网之鱼”，或虽被“扫”过但并没有获得“毕业证书”的“留级生”们，我们那一条街，总共三十多人。

　　我的“组织工作”，就是晚上六点半左右，挨家挨户通知他们，七点钟准时在“姐”家里上课。这项“工作”对人们自己有益，所谓“组织”，无须动员，每天督促一遍而已。七点钟，上课的人们，自带着各式各样的坐物，三三两两陆续走入“姐”家院子。有些人图近，就经由我们那个院子，通过我家和“姐”家之间的小门到达。

　　若论义务热忱最高的，那便是“姐”的姥爷了。黑板是他做的，为此他拆了自己的一个书架。将自己视为财富的书扎捆起摞放着。母亲很被他的热忱所感动，也很替他那个好端端的书架惋惜，说：“这又何必呢！其实上次用过的那块黑板，刷遍墨，还是可以用的。”他却说：“赋闲受禄，平时不能为政府做任何事儿，内心不安啊！总算有了个机会，怎么还能为区区一件小事儿，托烦于政府方面呢？”他似乎早已对政府没了什么“意见”，也不打算再替自己和女婿“翻案”了。他似乎内心里只剩下“赋闲受禄”的不安了。母亲对他也有这种感觉，并且直言不讳地将这种感觉对居委会主任说了。她们一致认为，果真如此的话，证明“老右派”立场已然开始“转变”。她们合计着，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以必要的鼓励和表扬。甚至合计着，向上边“反映”，建议给他“摘帽儿”。我暗中听了，非常非常替“姐”全家高兴。

　　每天，“姐”全家都早早吃了晚饭，将那椭圆形大桌子的四腿儿折起，靠墙侧立，腾出空间供人们排位。而他，则必提前十几分钟，翔立门首，对每一个到来之人，躬身示敬，说同样一句话：“劳您大驾了，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虔诚之至。那样子很像如今大宾馆门前的迎宾侍者。当然是像那些笑容可亲使人宾至如归的侍者。

　　“姐”家的三位大人，都担任了扫盲教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热忱的影响和虔诚的感召之下，“姐”的母亲和小姑，对这一请求到的机会十分珍惜，认真负责，不遗余力。最能考验这一家三位大人耐心的，是那些老头儿和老太太。眼花的、耳聋的，若要教他们认得并会写一课字，真比启发弱智儿童还艰难。然而他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一个比一个耐心，其责任感简直可歌可颂。仿佛在他们自家三个人之间，都暗暗下了决心，最终要评出一个模范似的。他们还制定了任课表，责任标准。因为他是长者，“姐”的母亲和小姑都礼让他三分，任由他一人每星期独揽三天的课时，每天两小时。几天下来，他嗓音哑了。然而他那些日子却愉快得像个老小孩儿似的。整天含着“喉片”，也不肯发扬风格让出一节课时。

　　我和“姐”以及小苇小芟，聚在我家完成作业。小苇小芟趴炕上，我和“姐”共占一张吃饭的小桌。“姐”每天都检查我作业完成的质量。我作业本上“5”分渐多，“3”分没有了。小测验的成绩也明显上升。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说我只要戒骄戒躁，本学期是有希望入队的。我想老师要是知道我有一个曾是“三道杠”的“姐”，对我的进步也就不会奇怪了。

　　“姐”家那边儿，读字声时断时续，声声入耳。每每地，“姐”会驻笔而听，常常听得入了神。当发觉我在注视她，便嫣然一笑。那刻我总想亲她一下，就亲她脸腮上梨窝浅现的笑靥。

　　三位扫盲教师决定改编教材。这一建议是“姐”的姥爷提出的。统一的教材，头几课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在前进”“帝国主义已腐朽”等等。不但要教会那些耳聋眼花的老头儿、老太太认、读、写，还要使他们明白：马、恩、列、斯是人名，属于哪个国家，何谓“帝国主义”，何谓“腐朽”，实属不易。十几天后，他们仍读为“马格思”“恩克思”“马恩斯”，“思”“斯”不分，而且往往读错为“社会主义在腐朽”“帝国主义已前进”。

　　三位扫盲教师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认为改编教材势在必行。他们改编后的教材，头几课成了“人有两只手，双手能做工”“一片土，几亩地”“三头牛、五匹马、一群羊”等等。

　　实验几课，效果提高多了。经向母亲“请示”，母亲再向居委会主任汇报并周旋，改编后的教材被批准了。

　　国庆节前，“姐”家院子里的鸡冠花和**散紫翻红，金黄交映银白，一片烂漫；向日葵籽开始变黑了，沉甸甸的葵盘全都谦恭地垂下了头，好像一排排站立着的祈祷者；玉米的棒子也可以掰下来煮着吃了。上课的人们回家时，三位教师常慷慨地送给他们每人几棒煮熟的嫩玉米，带回给他们的孩子尝个新鲜。

　　我们这条街的“扫盲”成绩在全区评比中获优秀。居委会主任从区里捧回了奖状。看重这份儿街道集体荣誉的人们，包括我的母亲和居委会主任，并没有低估三位扫盲教师的作用，国庆那天晚上，纷纷聚到“姐”家表示庆贺。“姐”全家敬烟敬茶，热情款待唯恐不周，尤其“姐”的姥爷，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当礼花从江畔腾空升起，将夜空装点得美丽辉煌之时，与“姐”和小苇小芟在葡萄架前仰面观望的我，觉得生活是那么幸福与美好，世上的一切不幸和悲哀，似乎全都可以包容，使之转化为理解和相互的爱。

　　秋天是最辉煌的季节，也是最短暂的季节，短暂得仿佛首尾被夏与冬克扣了似的。

　　不知什么人向区里告了一状。状告居委会主任和母亲不但放弃了对现行反革命家属和右派分子的监视，不但重用他们担任扫盲教师，而且包庇他们篡改扫盲教材，将“革命内容”几乎彻底删掉。揭发内容引起区里的重视。

　　区里派人来调查。调查结果揭发属实。于是召开街道大会，宣布取消扫盲优秀街道荣誉，定为一起带有反动性质的严重事件。居委会主任被撤换了，连母亲这个街道小组长也被改选了。平素一向很有人缘儿的母亲，从此成了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坏女人，如同一个患有危险传染病的女人……

　　受到一次阶级斗争教育的普通百姓们，似乎明白了，对“姐”一家人的孤立和监视，是正确的。反之，则是丧失了公民觉悟，是应被批评乃至批判的。

　　“姐”又不到我家来了。“姐”一家人再也没离开过他们的院子。到小杂货铺子买东西的，不再是“姐”了，而是小苇或小芟了。我偶尔在街上看见他们，叫他们，他们却从不望我一眼，仿佛根本没有听到我叫他们，低着头急急地走，甚至反而跑起来。

　　我希望在“姐”家的院子里望见“姐”，却一次没望见过。我希望在街口迎住一次去上学或放学回家的“姐”，却一次没迎住过。我奇怪“姐”怎么可能连学都不上了呢？后来我终于发现，原来“姐”家宅后的“板障子”，被起开了一块。往旁一推，便可以钻过一个小孩儿。我没有勇气到“姐”家去。我不知面对她的姥爷和母亲时，我究竟应该说些什么。也不知她的小姑，又会以怎样的目光看我，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我。自从“姐”一家人搬来后，我童稚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变得异常敏感了。

　　一天清早，我背着书包期待地守在“姐”家房后。守候很久，终于，那块木板一活动，去上学的“姐”挤了出来。

　　“姐！”

　　“姐”吃了一惊。一见是我，神色稍定。

　　“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努力装出一副自若的样子。

　　“姐，我想你！”

　　一刹那间，“姐”泪眼汪汪。

　　“我……我在这儿等着，就是想看见你，告诉你，我没变……反正我没变！我这不是还叫你‘姐’吗？”

　　“姐”双泪成行，潸潸而下。她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想再说句什么，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只是情不自禁地向我走近。

　　我不由得扑向“姐”，双臂搂抱住她，哭了。

　　“别哭，别哭，让人听见……也许有人正监视呢！”

　　“我不管！”

　　接着我咒骂了一句脏话。自己也不知是在骂谁。因为不但是小孩的我，连我母亲也不知究竟是我们这条街上的谁人向区里揭发的。或许根本不是我们这条街上的人，而是别的街上的人，别的街道小组长，别的居委会主任，因嫉妒而为。

　　“姐”立刻用一只手捂住我的嘴，怕被别人听到。

　　“姐”也哽咽地哭了。泪珠儿落在她脸上。

　　我和“姐”痛痛快快地互相搂抱着哭了一场。

　　“姐，这是你丢的，我捡着了，我替你磨得和原先一样了。”我从兜儿里掏出白发卡，还给“姐”。这时我才发现“姐”头上戴的，仍是那一种白发卡，仍是月牙形的，和我手中的一模一样。

　　我不免有几分失意。

　　“姐”接过细看了看，说：“给你玩儿吧，我还有一整盒呢！”

　　我更感到沮丧。

　　“难道它一点儿也不贵重吗？”

　　“它是塑料做的。我姥爷在国外的朋友托人捎给我妈妈的。妈妈全给我了。塑料在国外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便宜得很！”

　　“那……它不值得我替你捡，也不值得替你把它磨得和原先一样了？”

　　“姐”看出我的失意，想了想，又将我手中那个白发卡要去，别在发上，而将从发上取下的那个给了我。

　　“我要一直戴着这个。你要一直保留着那个。谁也不许丢！这你该高兴了吧？”

　　我笑了。

　　我陪“姐”绕一段路，避过我们那条街才分手，各自去上学。

　　从那一天起，天天如此。

　　人心里只要还保留温馨，生活似乎就一如既往。不久，母亲便忘记了自己曾是街道小组长，被撤换了的居委会主任再到我家串门儿，也不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曾为居委会工作付出过多少精力了。我们这条街的人们，不再谈论被取消的“扫盲”优秀街道荣誉了。实际上也没有谁真的对“姐”一家人进行过什么监视。

　　冬天来了。一场大雪，仿佛不但将秋天和夏天彻底盖住了，甚至也将秋天和夏天发生过的一切事儿彻底盖住了，并冻结在厚厚的雪被之下。人们都好像是在这一个冬天刚刚出生似的，都将以前的事儿遗忘了。

　　春节，母亲和前居委会主任还相约了偷偷去“姐”家拜年。我和“姐”以及小苇小芟，从那一天开始，又踩着她们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无忌地通过那小门，来来往往聚一起玩了。

　　六月，我升三年级了。

　　而“姐”小学毕业了。

　　忘记了什么的是本能地想要忘记的人们。有些事儿现实并没有忘记，而且继续着。

　　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的“姐”，升中学竟成了个问题。附近的中学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拒收“姐”这样的学生。人数招满、重点中学、需校务会议研究等等。有一所中学表示收倒是可以收，但“姐”应写下与父亲和家庭彻底划清界限的保证书。

　　“姐”不写。不管她的母亲、小姑、姥爷和我的母亲和前居委会主任怎样开导她劝说她，她就是不写。我没想到“姐”犟起来那么犟。结果她连一所普通的中学的校门也没能跨入。

　　“姐”最后成了全市最乱的一所中学的学生。那所中学以收容被其他中学开除的或连续三年考不上中学而又超过了中学生年龄的学生闻名于市。它使对自己哪怕还稍有信心的小学毕业生及其家长们不仅感到耻辱，且望而生畏。它在城市的郊区，离我们住的地方实在太远了，每天乘一段车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

　　“这怎么行！这万万不行！像小晶这样的女孩子，绝不能到那样一所中学去读书！”

　　母亲得知消息，当天晚上就到“姐”家去，对她的母亲、小姑和姥爷晓以利害。

　　“是不行，是不行！你们当家长的，可要对孩子负责，千万不能依了她！那儿收的，尽是家长没法儿管的恶小子、坏姑娘，有些简直就是小流氓！小晶，听大婶的，宁可在家里叫你姥爷教你，也不能成了那儿的学生啊！你姥爷在大学里教授都当过几十年了，还愁教不了你中学的课程吗？”

　　“姐”却执拗地说：“没事儿的。好歹那也算是一所中学啊！只要我对别人友善，不至于所有的同学都合谋欺负我。妈，姑，姥爷，你们全放心，我不会学坏的！难道你们还信不过我这一点吗？”

　　谁也没能动摇“姐”的决心。

　　她到底还是成了那一所中学的学生。

　　我觉得“姐”之所以那么执拗，是因为她偏要和什么对抗。我看得出来，“姐”内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大的轻蔑在对抗。我认为也许只有我才看出了这一点。我虽看出了却对谁都没说，包括母亲。我觉得我一旦说了，“姐”肯定会不高兴的。“姐”是个不愿被人轻易看透的女孩儿，尤其她内心里产生的不是柔情而是与柔情截然相反的东西时。

　　雨季又到了。

　　一天晚上，前居委会主任冒着雨蹚着深及膝部的水泽来到我家。她神色慌慌，将母亲从里屋扯到外屋，窃窃耳语了一阵。我趴着门框偷听，什么也没听到。却见母亲脸色大变，端着半盆洗碗水团团转，不知该往哪儿放。母亲在我心目中是个面临天大的事也能镇定得住的女人。我还从未见她被惊骇到这等程度。

　　“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

　　母亲口中喃喃着，竟双腿一软，瘫坐于地，半盆洗碗水全扣在身上。

　　前居委会主任捡起盆，拿着也慌得不知往哪儿放。

　　我赶紧将盆接过。

　　她扯起母亲，说：“我俩快去看看吧！”

　　母亲说：“快去，快去……”

　　她们相拉着往外便走。

　　我预感到肯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而这可怕的事肯定和“姐”有关。一阵不安悸过我全身，我的心怦怦激跳。

　　我叫道：“妈，我也去！”

　　母亲似乎没听见。

　　而那拉着母亲往外便走的女人，猛回头对我怒斥：“你去干什么！”

　　……

　　后半夜母亲才回家。

　　我一直睡不着，胡思乱想。一闭上眼睛，头脑中就出现可怕的幻象：“姐”被汽车撞了，踩了被刮断的高压线，为猝遭雷击所倒下的电线杆子或大树所伤，或不小心掉进了掀开盖子的下水道口……

　　我急迫地问母亲：“妈，姐究竟怎么了？你告诉我呀！”

　　母亲分明哭过，两眼红肿。

　　“你给我听着！”母亲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起，一个月内，不，两个月内，不许到你姐家去！不许见她！如果你胆敢不听我的话，我非剥了你的皮不可！”

　　第二天，在学校里，我们那条街的男孩儿女孩儿，见了我，都以异样的目光望我。女孩儿们目光之中皆有几分真实的同情。有些男孩儿的目光中却有几分幸灾乐祸。

　　一个五六年级的男生，拽住我书包带，嬉皮笑脸地问我：“哎，你那个漂亮的姐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

　　他说：“没怎么？装不知道？那让我告诉你吧，被几个小流氓截住，给这么的啦！她再漂亮，从今往后也没脸见人了！”说罢，放开我书包带，双手作出一种下流的手势。

　　像这种年龄的男孩儿，当年虽不能完全明白那手势，但却依稀知道，那手势意味着“姐”遭到了女人最害怕的事儿……

　　我突然血涌如沸，发了疯似的扑向他，和他一块儿摔倒地上，在泥泞中翻滚。我咬他手，咬他脖子，抓他脸，薅他头发，抠他眼睛……我脑中一片空白，只有一念，那就是置他于死地，哪怕和他同死！

　　他一定以为我真疯了。尽管他年级比我高，然而他害怕极了。他扯着嗓子喊救命！

　　在几个高年级男生的帮助下，他才最终得以逃脱……

　　我从书包里掏出削笔的小刀，高举着，对所有胆怯地望着我的女生们大叫：“谁再敢说我姐半句，我杀了谁！”

　　他们和她们四散而去。

　　操场上只剩下我。上课铃在那时响起……

　　我愣了一会儿，撒腿就往家跑。

　　母亲正做什么东西，见我泥鳅似的出现在面前，并没吃惊，也没生气，什么都没问，只是用双手默默替我抹去脸上的泥水。

　　“妈，姐到底怎么了呀？同学们说，同学们说……我不信，我不信！妈，求求你，让我去姐家看她一眼吧！”

　　母亲说：“你是不应该信。你们同学的话，都是混账的话。妈这就带你去看姐，看她最后一眼。”

　　母亲说着，将她做的那东西，别了一个在我又是泥又是水的胸襟上。另一个别在她自己胸襟上。我这才看清，那原来是两朵小白花儿，白纸剪的。

　　我说：“妈，最后一眼不行！反正不行！我根本做不到！妈这你明白！”

　　母亲说：“是的，孩子，妈明白。但你也应该明白，你又失去了一个姐。你命里不该有姐。这是你的命。”

　　母亲将头扭向一旁，抽泣了。

　　“姐”全家人都变得懵懵懂懂的，连那只大难不死的猫都变得懵懵懂懂的。而小苇小芟以猫见了熟人那种欲疏还近的目光恍惚地望着我。他们的姥爷，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因他低垂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脸。他那一头白发，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一种巨大的悲哀。

　　“姐”的姑将我和母亲引到“姐”的小房间。“姐”仰躺在她的窄床上，盖着白褥单。褥单之下，“姐”的身形笔直。她的脸像白褥单一样白。乌黑的刚洗过的发际，别着那一枚月牙形的白发卡。我知道那正是我捡着又还给她的那一枚。因我磨过它许多许多天。正如我能在许多许多支同样的铅笔中，认出我用过的那一支……

　　“姐”闭着双眼，“睡”得那么安静。

　　她的母亲跪在她的床前，背对着我们，双手攥着“姐”的一只手，脸伏在“姐”胸上。

　　“组长和跟姐儿来了……”

　　她的姑低声说。她一直还称母亲“组长”。

　　那女人跪着一动未动，如同一具雕像。

　　“去说句话吧……”母亲将我朝“姐”床前轻轻推了一下。

　　我说：“姐，我看你来了……”

　　我觉得“姐”虽在“睡”着，却分明听见了我的话。我觉得“姐”的长睫毛似乎动了动，脸上也似乎呈现出一种微笑。

　　我获得了一种情感的慰藉。

　　目光一直望着“姐”，我蹑足退出房间，母亲也跟出了房间。

　　离开“姐”家我认为某件可怕的事儿正在过去。尽管可怕，然而确实在过去。

　　上帝做证，我怎么也没想到“死”字。因为在那之前，“死”字对九岁的我无异于一个生僻到我根本无须用到的字。

　　然而“姐”正是那一天早晨死的。

　　她家院子里，葡萄架前那一口深井淹死了她。

　　她的母亲疯了。

　　精神病院开来一辆车，几个穿白褂子的男人，七手八脚将那个曾经端庄典雅的女人塞入车内载走了。

　　那一天云如泼墨，雨下得大极了。

　　我病了。发高烧。说胡话。我觉得我在炕上躺了很久很久。仿佛那一年的六月不是那一年的六月，仿佛是第二年第三年甚至第四年的六月……

　　有一个傍晚母亲向我俯下身，瞅着我的脸，急急迫迫地说：“跟姐儿，跟姐儿，你好些了吗？你姐家的人又要搬走了，你总该去向小苇小芟告别一下啊！”

　　我目光恍惚地仰视着母亲，渐渐明白了母亲告诉我的是怎样的一件事儿。

　　我一骨碌爬起来，赤着脚跑出家门。

　　雨仍在下。

　　街上，“姐”家院门前，泥泞的路，碾出两行深深的轮沟。

　　我大叫：“小苇！小芟！……”

　　雨中死寂的一条街，不见一个人影儿。

　　那院子里，一切在雨帘之中，显得凄迷朦胧……

　　前年，我又回到我的母亲城一次，并怀着一种凭吊的心情，踟蹰于我家曾住过的那条街。

　　实际上它已不复存在。

　　一片居民新村使我感到极其陌生。所见面孔也全陌生。在这条街住过的人家，都不知迁往何处去了。

　　也许不能迁走的，仅仅是当年一个九岁的男孩儿，和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之间的故事。在“上帝”住过，“姐”一家人也住过的地方，一座塔楼拔地而起，恰十四层。我甚至不能断定那便是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院子所在的地方。如果是，钢筋和水泥，该把我童年的一段亲情也浇筑在地下了吧？并用一座十四层的塔楼镇住？

　　而我写出它，则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心灵。

　　在一个人灵魂中扎下根的，必长出叶子。于读者，便是所谓“小说”了。

　　于我，却是心溃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