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中国**人对建设道路的探索，起步和开局是良好的，但后来出现了一些失误，走了一些弯路。


　　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是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下的合乎实际的选择。

　　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一边倒”方针的同时，也表达了向苏联学习的意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10月5日召开的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刘少奇指出：“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于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就成为中国社会各界行动的口号和目标。

　　列宁逝世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逐步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和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过程中，中国也接受了这种模式的影响。

　　对于“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认为，应当采取辨证分析的态度。第一，“抄”还是必要的，自己不懂，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抄”。而这种“抄”，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对完全“照抄”苏联又很不满意。**后来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为改变这种状况，1955年底，**明确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希望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在中国**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1956年2月，苏联**召开了二十大。在大会即将闭幕的头一天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事先没有安排的秘密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及造成的严重后果。报告内容被披露后，立即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冲击波。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使人们看到，原来一直被膜拜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严重弊端，简单模仿苏联的办法终究不能代替自己探索，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认真思考本国的建设道路问题。

　　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1956年2月至4月间，为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总结经验。**亲自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每天起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算是一点闲暇时间，他称此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生活。就这样一连紧张工作了两个来月。

　　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中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

　　**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教训为鉴戒，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探索的初步成果

　　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前，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思考，取得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成果。

　　第一，提出了探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关于指导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关于基本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与判断，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八大通过的刘少奇所作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

　　第三，提出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一是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二是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扩大地方权力，增加工厂企业“**性”的思想。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补充）的思想。

　　第四，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类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不同，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对敌我矛盾必须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只能用**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他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第五，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资产阶级被消灭，各**党派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不要继续存在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中国不搞苏联式的一党制，也不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而是坚持**领导的**合作制，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法制建设方面，董必武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思想。另外，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要扩大”的思想；刘少奇论述了如何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的问题。

　　第六，提出了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正确方针。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3月，中央批准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负责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另外，**八大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发扬党内**，反对个人崇拜。

　　总的看来，1956年开始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端良好，方向正确，许多宝贵的经验和闪光的思想，为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进行的全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奠定了一定基础。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遗憾的是，1956年探索中提出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大都未能在实践中很好地坚持下去，而出现了像**所说，搞了二十年“左”，“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指出：“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

　　何以如此？如前所述，自1956年起，**就想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找到一条既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正如**指出的那样：“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者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由此过分夸大个人主观意志作用，结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风”盛行。在农业方面，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在工业方面，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为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从1958年10月开始，**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为此，**中央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调整经济指标，收到一定成效。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的，但最后由纠左变成了反右，把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继而掀起了新的“大跃进”运动。

　　在继续“大跃进”中，由于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0年的高指标、“**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加上一些地区发生自然灾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援助合同（促使中国炼“争气钢”，加剧了“以钢为纲”错误的发展），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不少省份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此外，“大跃进”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拉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

　　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运动不了了之。

　　经过几年的努力，正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之际，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并一直持续了十年。

　　对于从“大跃进”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指出：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

　　“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损失，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从党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就是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一动机和目的无可厚非。因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观点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之一、含冤达二十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指出：“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

　　同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的那样：毛在革命胜利后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的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证明，这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重要成就及其影响

　　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如果对这段历史作具体的客观分析，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个缺油国，所用燃油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油”，1959年技术人员在东北的大庆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仅用一年时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就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结束。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在1958年也开始迈出步伐，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88年10月，**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所以，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包括“大跃进”在内的十年建设（1956—1966）成就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写“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时候，除讲“文革”运动和**晚年错误外，也讲道：“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这一判断也是合乎实际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原油产量1976年相当于1965年的6.7倍。一些工程艰巨的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1972年和1973年，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年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来和**先后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度还要低。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实现了新的转变。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也出现了一个建交**。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为中国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回首二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著名理论家胡绳指出：“如果说三十五年来一无是处，全部是错误的积累，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三十五年的历史。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大转折，但这一转折之所以能够形成，也还是有过去生产发展的底子。所以建国以来的历史决不是错误的积累。”长期担任**秘书的胡乔木也指出：“二十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

　　历史不可割断。2013年1月，**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与此同时，在事关**评价的问题上，也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去分析。2013年

　　12月，**总书记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