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实行改革开放和把党的工作着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此后，改革成为推动中国巨轮破浪前行的强大动力，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

　　改革大幕拉开后，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1978年深冬，安徽省的一些农民为了度过旱灾、填饱肚子，悄悄搞起包田到户的试验，其中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村民还按下红手印允诺保密。这时，四川省委也在支持农民进行包产到组，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中国其他一些省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胆尝试，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农村改革成效明显，不仅老百姓高度认可，还推动**中央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比如1979年四川粮食产量64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78年还多出40亿斤。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原来是远近闻名的“要饭村”“光棍村”，二十多年没交过公粮，吃饭都靠返销粮。1978年包产到户，1979年就喜获丰收，1980年开始交公粮，1981年出现盖新房娶新娘的可喜变化。不过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偏离社会主义，社会上也出现一些议论，使得一些农民对包产到户心里不踏实，甚至有些地方又把地收了回去。1980年5月31日，**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这一背景下，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决定允许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比之前“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往前走了一大步。198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民在实践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形成会议纪要。1982年元旦，**中央一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一新规定，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促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实行。此后，**中央又连续发布四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改革前农民出工不出力、干活磨洋工；改革后，农民明了自己的责任，种田积极性被极大调动，再加上良种培育、化肥使用、杂交技术等诸多因素，粮食的产量节节攀升。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146亿斤，人均781斤，困扰中国多年的农民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这时，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已不能适应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后的实际。1983年，**中央和国务院在试点基础上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乡镇政府。短短半年多，就建起9.2万多个乡镇。20世纪80年代初，《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唱出了被松绑后农民的喜悦欢快之情，反映了当时农村正在发生的沧桑巨变。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农村发展也遇到一些难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价格相对走低，农民增收出现困难，种植积极性受挫。党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在了更加突出位置，召开会议加以研究解决。进入21世纪，中央连续发布十多个“一号文件”就农村工作进行连续部署。同时转换工作思路，确定城市反哺农村的科学发展理念，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规模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举措，逐渐推动解决“三农”问题。

　　在农村改革大潮影响下，城市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与农村改革的自发性不同，城市改革一开始由中央统一部署，起初的主要举措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目的是给企业松绑，调动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着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同时要适当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逐步地开展起来。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从四川省开始。1978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选择在不同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对这些企业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指标，允许在完成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基金。1979年6月25日，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广告，向全国发出“我们这里有机床卖”的消息，迅速使厂里积压的机床成为畅销产品，同时广告里还表示可以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产品不经物资部门收购入库，不占用国家流动资金，而由用户直接订货，这一举动对探索产销结合的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改革取得初步经验基础上，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等六个部门作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的决定，也收到了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和增产增收的效果。7月份，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指导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这一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后，企业改革逐步从扩权向实行经济责任制方面扩展。随后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承包制、股份制等阶段，并于1986年12月通过试行的企业破产法，允许国有企业破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开始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经受住了因为改革而导致3000多万职工下岗的严峻考验。进入21世纪，企业改革依然不断进行，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等措施不断出现。在不断进行探索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世界上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在世界五百强企业里，占有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当然，城市改革不仅是企业扩权或改制，还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财贸管理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等等，还有市管县体制也是慢慢形成的。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是经济改革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无论是就业人数安置上还是税收贡献上，民营经济的成绩都令人惊喜和振奋。为支持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国家根本**宪法明确规定对私营企业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从法律上保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央、国务院也多次表示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思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华为、三一重工、大疆、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企业已成为中国著名、世界知名的优秀企业。这一批企业的异军突起，令中国兴奋，让世界惊讶。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成就是突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表现了中国**人敢闯敢干的勇气和气魄。实践表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功的。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在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改革计划管理体制。1979年3月，陈云经过长期思考写出一份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提纲，指出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存在的问题就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市场调节。以后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但也要有市场调节，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位长期管理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支持。1979年11月，**在会见一位美国客人时说“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改革开放实践和经济理论界的推动下，党中央决定继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下半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这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确认我国经济的性质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87年2月，**指出，以前我们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后不要再讲这个了。按照**的意见，**十三大没有再拘泥于谁主谁辅，而是提出“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思路，一举突破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国家的**纷纷丧失执政地位，国际**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国内也发生一场政治风波。这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势。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改革不彻底引发的，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深化改革；有人则认为，这是中国搞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市场经济、对改革开放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在此重要历史关头，88岁高龄的**于1992年初不辞辛劳，到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调研，其间发表南方谈话，其中谈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用。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断，是**几十年治国理政智慧的总结，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深邃眼光和世界视野。在南方谈话的巨大影响下，1992年，**十四大不仅作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还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中国**不断解放思想、摆脱历史惯性，敢于打破旧框框，以非凡勇气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开始按此搭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照此图纸执行十年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明确了路线图。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命题，并强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尽管中国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上经历了长时间探索，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实带来巨大红利。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经济发展基本以两位数在增长，到2010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践充分表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决策之一。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1980年8月，**明确提出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6月，他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6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986年9月至11月，**在几次谈话中又反复强调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审慎从事。他明确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思想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根据**的意见和建议，1986年9月，**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研讨小组经过专题调研，最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草案）。同年10月20日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充分讨论并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该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专节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设高度**、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此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进行，**政治建设不断取得进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2010年3月选举法修改，明确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到2010年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些都体现了充分保障人民**权利的进程。司法体制改革有所推进，2008年12月，**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中国下力打造“阳光政府”。2008年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级人大“开门立法”、政府部门召开公共事务听证会成为常态，“三公经费”逐步公开，“网络问政”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以充分保障，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的当家作主。

　　政府运行快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先后于2003年和2008年集中进行了两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务院经过5次清理，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2183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建设，让“民告官”成为现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让政府逐渐适应在老百姓的监督下工作；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给权力戴上了“紧箍”。一些社会组织也开始参与社会管理，国家权力也部分转移到特定的社会组织。在这个阶段，还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制定注重预防的惩防体系，有的地方试行“监督权、决策权、执行权”的“三权分离”，等等，这都是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方面进行的有益尝试。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与苏联改革时采取的休克疗法相比，中国改革具有更加鲜明的渐进性特征，因而往往被称为渐进式改革。这一改革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通过试点和微调进行体制改进、过渡的办法。其优点是比较容易控制改革的进程，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创造性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试错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校正改革的步骤，使改革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

　　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活力无限、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次第展开，都凝聚了很多基层创造的改革经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扩展和推进，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户籍体制、单位体制、立法体制、基层**建设、党内**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改革都在不断地进行。

　　中国从价格的双轨制、投资的双轨制，到汇率向浮动制的渐进过渡，渐进式至今仍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渐进式改革应该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约束下，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表明，要使改革成功，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总体比较穷，又拥有十几亿人口。任何一件小事乘以十几亿人口就变成天大的事。因此，中国既要保持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必须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人民也不能实现小康生活。没有稳定的局面，成天乱哄哄的，什么事也干不成，发展也会遭遇难题。而要想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就要打破各种既得利益，就容易滋生不稳定因素。因此，如何处理好改革的进度和百姓的承受能力，保持社会稳定，是每位领导人都十分关注的。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对执政者智慧和能力的考验。多年改革实践表明，中国**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影响注定广泛而深远。但也要看到，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代价。比如原来的一些国营部门如烟酒糖茶公司、国棉厂等在改革中慢慢丧失了原来的优势地位，部门所在的职工利益不同程度受损。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中，有数千万下岗职工，他们中很多人经历了改革的阵痛。但中国正是依靠改革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现象，推动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