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领导下的中国发展进步的鲜明特点。当代中国，即使置身于一个小小的农村超市都会感受到开放的气息，从货架上的日用品都会看到很多国外的公司名称。寻常百姓的家里电器和移动终端手机，其品牌的分布都颇有全球化色彩。几十年来，中国正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获得发展，日益走向壮大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确实，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居住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平”。整个世界越来越互相联系、相互依存，使各个国家的发展变得**、密不可分。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掀起、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世”外。**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放在国际环境中来考察，放在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中来考察。**首提开放是在1978年10月。他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缓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在回答客人提问时，已经74岁的**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还强调，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确定新的政策。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中国高层就开放达成共识，和“文革”结束后大批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访问有关。在诸多考察团中，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首访问法国、丹麦、瑞士、比利时、联邦德国的代表团最为引人注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到西欧五国去考察经济的代表团。代表团亲身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比如他们实地考察得知法国的戴高乐机场一分钟就能完成飞机起降，而当时北京首都机场半个小时才能完成。谷牧一行既看到了中西的巨大差距，也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有剩余资本并愿意和具有广阔市场的中国合作。出访之前，**专门找谷牧，鼓励他多看、多了解。1978年6月30日，谷牧向党中央汇报西欧考察所见所闻所思，汇报会从下午三点开到夜里十一点，持续近八个小时。与会领导纷纷表示，不要再等了，先干起来再说。197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就加快发展以及对外开放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李先念副总理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大胆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这为作出开放决策准备了些基础。同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2014年参加在北京举办的APEC会议时说，实施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一个重大举动。

　　对外开放真正迈开关键步伐，是设立深圳、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在1979年4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向中央提建议，能否给广东一些特殊优惠政策，让广东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优势，办一些出口加工区，尽快发展起来。福建省委负责人也有类似建议。中央经慎重考虑后，派谷牧到广东、福建两省考察。根据调查研究报告，中央决定给广东、福建以特殊优惠政策。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作为经济特区。同年10月，福建厦门也被批准为经济特区。这四个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锐意创新，大胆改革，发挥了对外开放排头兵的作用。深圳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震撼人心，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更是享誉全国。在经济特区克服重重困难、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背景下，1984年5月，**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从点到线有了较大拓展。1985年又开放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把长三角、珠三角、厦漳泉三角辟为对外开放地带。至此，东南沿海有1.5亿人口置身对外开放，中国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格局。

　　**明确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他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他到法国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

　　1990年4月，上海浦东得以开发开放，从而直接带动了中国黄金水道长江流域经济的大发展。在1997年**十五大上，**指出：“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还于2000年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对外开放战略。2001年底，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十五年谈判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深度融入全球化大潮。在2002年的一次讲话中，**又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2007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七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十七大上，**提出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要求，还表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他还强调要“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这个时期，提出了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利用外资进一步增加，对外开放更加深化。


　　吸收人类社会文明成果

　　1988年6月，**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大力呼吁“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中国自对外开放始，就一直注意学习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对外开放中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典型是在经济领域，比如发行股票、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等。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随后，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业。两个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形成了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有力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在外部世界看来，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跨越。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精致华美的橱窗内，陈列着记载世界各地资本市场发展进程的各种标志性物品。其中就有一张制作精美的中国股票，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股票。1986年11月，**将这张股票赠送给当时的美国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以此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

　　曾有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的股份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遇瓶颈。中国企业受农村改革影响转而推行承包制，但承包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本质性缺陷，即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以后，企业产权的界定不但不清晰反而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1992年初，针对股份制问题的争论，**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南方谈话之后，**曾专门找北京大学的厉以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谈股份制。王家福从法律角度谈，厉以宁从经济学角度谈，陆百甫从政策研究角度谈。他们都认为股份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说，他赞成股份制，现在都是小企业在搞，要搞就搞大的。1992年10月，**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股份制改造的步伐。1992年，全国各城市经批准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全国股份制企业达3700多家。同时，国务院还批准9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到香港和国外上市。

　　为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1997年，**十五大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明确“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这一突破性理论，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的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解放思想，放大公有制的范围，把股份制也包括进去，这样就没必要再争论姓“社”姓“资”了。

　　当然，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仅是经济方面的管理方式、管理经验，还包括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在高速铁路、电子信息、金属冶炼等方面，中国都大量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这对于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有很大帮助。


　　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是一个改变上海影响整个中国的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决定。实践表明，这一重大决策不仅带动了上海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长三角乃至长江流域的发展，甚至影响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经历了一个酝酿过程。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迈开大步，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远东中心城市的上海，发现自身在20世纪8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无比尴尬，既拉大了与东亚“四小龙”的差距，与周边省市相比也有很多不足。更让上海感到不安的是，经济发展遭遇城市改造的羁绊，发展空间局促。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市区面积拓展有限，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倍，工业产值增长了十几倍，城市交通堵塞、住房拥挤、环境污染。为解决面临的困境，上海开始探索新路。在汪道涵任上海市长期间，就积极探索并于1984年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出要策划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创造条件开发浦东。1985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汇报提纲。在确定开发浦东作为战略发展方向后，上海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87年6月1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主持召开上海市政府第十九次常务会议，讨论开发浦东问题，强调要在科学调研分析基础上，本着积极而又慎重的原则，综合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情况，抓紧进行调研，及早提出开发方案，报送中央。1988年4月，朱镕基候选上海市市长时在上海市九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不可能短期实现，但是我们总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这表明了上海面临的困境，又指出了上海发展的方向。

　　为争取中央支持，1990年朱镕基利用**去上海过春节的机会向他作了专门汇报。**讲：“我一贯就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说，“你们搞晚了，搞晚了”，但马上接着一句说，“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这对上海是极大的鼓舞。

　　1990年2月17日上午，**在谈浦东开发问题时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当天下午，李鹏指示负责特区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讲了一些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讲了些意见。同时他问朱镕基“你有没有个东西啊”，朱镕基回答说：“我们的报告讨论了两三个月了，总是不大满意，你要催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加班给你送去。”于是报告当天晚上就改好了，第二天就送去了。

　　2月26日，朱镕基向来上海视察的乔石汇报时也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我们保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全局作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0年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浦东的报告》，受到**中央、国务院的重视。3月初，**在同**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随后，李鹏指示由副总理邹家华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浦东开发。

　　3月28日至4月8日，受**中央、国务院委托，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银行的负责同志飞抵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朱镕基三次专门汇报了相关情况。朱镕基在3月29日汇报时说：“开发浦东问题的提出，道涵同志是最大的积极分子，他比我积极得多。这次小平同志、尚昆同志来上海，我们汇报了两次，是国栋同志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林同志你两年来一次上海，这一次我希望你能彻底地解决问题，别再两年来一次了。那时再有问题，用不着你来就行了，那时是来视察，看一看。”4月

　　2日汇报中，朱镕基讲道：“中央的同志帮助上海，考虑得很周到、很稳妥，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确实是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上海的关怀，同时也体现了依林同志和其他同志对上海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我内心想讲的话。”朱镕基在汇报中讲到了开发浦东要兴建一些基础设施，需要资金，希望中央给予支持。调查团经过详细调研，向中央送呈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着重阐述了开发浦东将采取经济开发区和实施某些经济特区政策，以及一系列配套措施，迅速得到中央的同意和批准。

　　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一个多月以后，人民日报以《太平洋西岸的曙光》为题，报道了这件震动上海、震动中外的大事。6月2日，**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问题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心存疑虑，这时候开发开放浦东，是宣示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不会动摇。

　　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还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开发几年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此后，上海浦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第一”。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价格、国企、金融等改革，都是专项改革。为了使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必须进行配套的综合改革。这项改革使命被中央赋予了浦东。2009年5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原南汇区划入浦东。这开启了浦东二次创业的新阶段。当时适逢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出台了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文件，浦东的使命就是要统筹好“三港三区”战略资源，加快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同时带动南部地区发展。2013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2014年12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浦东进入自贸区时代，为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新贡献。

　　上海坚持“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经过30年的奋斗打拼，浦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2020年11月12日，**总书记在庆祝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浦东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2019年的1.27万亿元，财政总收入从开发开放初期的11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逾4000亿元，浦东以全国1/8000的面积创造了全国1/80的国内生产总值、1/15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诞生了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等一系列“全国第一”。核心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承载了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性跃升，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1647元，人均预期寿命从1993年的76.10岁提高到84.46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1993年的15平方米提高到42平方米。

　　30年的成绩，有些不能完全通过数字来体现。比如形象上，浦东在一片农田的基础上，建成了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建成了一批枢纽型、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建成了像陆家嘴这样的中央商务区。在功能上，浦东在农业和简单加工业的基础上，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发展起比较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拥有了资本、货币、劳动力和大宗商品等要素资源的配置功能，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体系。在环境上，浦东不仅建成了一流的发展硬环境，更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发展软环境。根据调查，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成功率大概是1/3，浦东是2/3，成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可以说，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不是数字，不是形象，而是环境，这是浦东的核心竞争力，是最让人引以为傲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由于多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没有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6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申请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成立专门机构统一组织对外谈判工作。在谈判期间，关贸总协定于1995年改为世界贸易组织，此后入关谈判改称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不少代表认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发展很快，不应该算作发展中国家。据此，**提出了谈判必须坚持的三项原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贸组织也需要中国，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没有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参加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中国代表在谈判中始终坚持这三项原则。中国先后派出四任团长参加双边和多边谈判，经过不断努力和艰难谈判，在冲破各种阻挠后，中国终于同有关各方达成了协议。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签署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这一天，距1986年7月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谈判代表的头发从黑发谈到变成白发。可见，谈判历程的艰辛。

　　对中国来说，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国家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而言也是一场大考，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深入地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结合在一起，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会显著增加。就此，**指出：“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于我们全党来说，是一次新的学习，也是一场新的考试。考什么？就是考我们的学习能力、应对能力、竞争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一句话，这将是对全党同志智慧和力量的一次很实际很具体的检验。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道难度不小的关口，但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011年是中国入世十周年。**在中国入世10周年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对中国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概述。他说，入世十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显著提高。中国不断扩大农业、制造业、服装业市场准入，不断降低进口产品关税税率，取消所有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大幅降低外资准入门槛。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达到并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中国服务贸易开放部门达到100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不断提高。十年来，中国坚持实行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有力推动。中国全面享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权利，经济发展获得了良好外部条件，同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中国货物贸易额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跃居第一位，进口额累计达到7.5万亿美元；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7595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0%以上，2010年达到688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中国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的商品，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汇出利润2617亿美元，年均增长30%。十年来，中国积极承担应尽国际责任，努力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我们积极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同国际社会一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着力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我们坚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致力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改革和完善，致力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我们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国际贸易体系。我们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加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加大对外援助力度，近10年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增强了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上述成就说明中国入世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已全面融入全球化。可以说，入世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此外，中国对外开放还经历了一个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华丽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由于技术落后、资金缺乏，沿海开放地区大多实行的是资金和技术引进，主要方式是“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一策略确实为资金短缺的中国带来了资本、为中国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很大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方面发展逐渐加速，科技创新能力、企业运作能力逐渐增强。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中央作出实施“走出去”的重大决策。1997年12月24日，**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把“走出去”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来。他说，“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2011年12月，**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深化对外经贸合作、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将继续扩大各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强化产业政策与外资政策的协调，继续欢迎各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鼓励外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全球科技智力资源推动国内技术创新。中国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引导企业有序开展境外投资合作，重视开展有利于不发达国家改善民生和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合作，承担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这表明中央坚持的是“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的思想。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迈出坚定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向跨国并购、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扩展，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对外投资已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达50％左右，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590亿美元，十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000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对外投资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央还提出和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目的是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实现多赢局面，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