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进到团里当政委，坚持骑自行车上班。

　　原来的政委转业还没有走，赵昌进只好仍旧住在师机关宿舍，团机关离师机关不远，骑车十五分钟就到。命令下达，上班管理股长带车到师机关宿舍院接他，他让车空着回去了。赵昌进是什么脑子，在师首长眼皮子底下，在师机关的科长、副科长、参谋干事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就这么一段路，每天上班下班车接车送，这不是嫌机关干部们在办公室议论人没有谈资嘛！他这样的聪明人绝不会做这等傻事，没文化没头脑的土包子才会这么干。骑车和坐车虽一字之差，可它们之间的差异在领导和上级机关那里所产生的影响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表达的，这一点，赵昌进心里比谁都清楚。赵昌进不仅让司机空车返回，而且上班后，直接找到参谋长、副参谋长，郑重地规定，不要派车接他上下班。

　　赵昌进一进团机关营院，他的头和“嗯”就停不下来。开始他很不习惯，或许在机关待出了职业病，他虽然当了科长，已是副团职干部，但仍是听喝的“答应”，还是个办事员，而不是首长，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只有听喝的义务，除了下部队或在系统下属面前可以端点架子外，一直是夹着尾巴鞠躬尽瘁地过日子的。习惯成自然，现在坐了这个团的第一把交椅，让端架子他一时还端不起来，就像戏台上那些穿蟒袍佩玉带的官走台步，现在没那个功夫，一开步自己就先别扭起来。

　　赵昌进的适应能力不同常人，他很快就开始品味于这种不停地点头和嗯嗯之中，万一要是有人对他视而不见或者不打招呼跟他擦肩而过，他心里反会有一种不舒服，还会对对方产生许多想法，而且会把这种想法记到心里。

　　赵昌进今天骑车进院到走进办公室，一共接受了三十一声政委，点了三十一次头，嗯了三十一声，也可能是三十二次三十二声，有一次是几个机关干部一块儿叫他政委，他不知是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还是点了一下头嗯了两声，还是点了两下头嗯了两声。

　　赵昌进刚坐定，文兴来见他，交给他一份材料。说古义宝来团里反映了一些情况，他附了个意见，请他阅示，说完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一听古义宝，赵昌进就一愣，他把别的要看的材料和文件、报告、请示先放到一边，先看古义宝写的材料，再看了文兴附的意见，赵昌进立即陷入了沉思。

　　说心里话，赵昌进真不想当这个政委，他的奋斗目标是军宣传处处长。

　　论当官的门道，赵昌进心里清楚得很，古往今来按说是宁做鸡头不当凤尾。到团里当政委，正经一个一把手。更何况军队和平时期是政委掌大权，眼下世界由冷战转入对话，由军备竞赛转入经济竞争，一眼看下去没仗可打，是政工干部大显身手飞黄腾达的时期。党委集体领导，政委是书记，干部任免升迁大权在握，要权有权，要人有人；有权就有钱，有人就有势，再加上搞新闻的脑子和笔杆子，干上几年不愁不提升。宣传处长，说起来也是正团职，其实就是个大干事。权力不大，事儿不少，整天写讲话稿，写总结，写经验，辛辛苦苦都是为别人做嫁衣。碰上真有水平或者真没有文化的首长还好，要碰上似懂非懂或者不懂装懂的领导，你越有才能越倒霉，到头来心血费尽一场梦，功名利禄两头空。

　　然而，赵昌进懂得辩证法，他认为客观事物都有它两个不同的侧面，对观察事物的人来说，自然就有多种角度和多种选择。他按辩证法的观点看他不想当政委的道理有三。

　　其一，不是他的抱负。政委叫着是好听，权也不小，实惠也不少，前途也广阔。但是，团政委是父母官，手下一千多号人的提拔、转业、复员、找工作、找对象、娶媳妇、生孩子，吃、喝、拉、撒、睡，什么都得管。百人百性，千人千心，谁都可以给你出难题捅娄子，出了事，挨了处分都找不到经验教训，睡觉睁着一只眼睛也挡不了出事。这个位置适合那些从连、营基层岗位这条线提上来的人坐，它要求的不是才学，而是管理能力和实干。宣传处长，虽是孙子辈，和平时期政治工作有着特别的地位，无论哪个政工领导都格外重视宣传处长的人选。宣传处长需要的是思想、口才、文才和机关工作经验。他当兵半年就上了直属队报道组，一直在机关干到科长，可以说走上讲台能说，拿起笔杆能写，上下关系会处，大小委屈能忍。他自认为更适合在机关发展。在机关挨训的常常是那些老实有余，机敏不足，出力不少，效率不高的大好人。有才学，不张狂，会办事的机关干部照样前途无量。再说，团政委一个军里有十好几个，宣传处长却只有一个，物以稀为贵，人才少便是权威，他可以向更高一级机关发展。

　　其二，命运给了他选择的机会。赵昌进从官方渠道获得信息，军里对他的任用有两种意见，一是宣传处长，一是团政委。

　　其三，文兴已先他在这个团当了政治处主任。他们在一个机关若亲若疏若即若离相处了近十年，他们之间没有表现出矛盾和不合，但外人都知道他俩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不一，他俩始终没能相互敞开胸怀。在古义宝的事上他和文兴一直持对立态度，结果人家是胜利者，他却败得无地自容。这事让他感到窝囊又委屈。自己陪着古义宝在台上当演员，他却坐观众席上当评判；他在台上费心费力埋头表演，而他在台下悠闲自在地评头品足；到头来，他出力出汗演出的是场丑剧，给上下留下个可笑的丑角形象，他却毫不费力地成了智者，有先见之明的天才。他感到两个人如此共事格外累，总要警告自己小心提防。

　　赵昌进的这些思想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他的老婆，他只能把这些闷在肚里，在表面上，在老婆面前，他一直表现着那种升官所应有的喜悦和姿态，但他内心对这一任用一直耿耿于怀。当他得知军里对他的任用有两种打算的信息后，他尽个人的一切能力找了能找的关系，并通过军区报社和军区宣传部有关人给军里输送倾向性建议。但古义宝的问题影响了他。在他看来，到团里当政委，荣升里面含着失败，一种不能言说的失败。

　　赵昌进此时不再对已经过去的事情遗憾回顾，他很现实很实际，他知道他想要达到的只有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来实现，他明白自己身后没有可依靠的支柱，左右没有可攀附的高枝，他只有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做出能让上下左右佩服的实绩。

　　此时，他也不再想古义宝所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也不再考虑文兴的意见是否合适。他在考虑对此事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古义宝刚犯错误不久，从模范几乎跌到囚犯的边缘。上面至今还十分认真地记着他在古义宝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这笔账，在这个时候，他假如采取一种积极态度处理古义宝反映的问题，即使古义宝反映的问题完全凿实，性质也严重，但在客观上表明他在支持古义宝，在继续表扬和宣扬古义宝，进而可以分析为他对古义宝问题的处理不服，是一种暗地里的对抗。这种行为太幼稚！

　　再想，古义宝所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志愿兵和一个普通干部的问题，这事牵涉到后勤处长和原来的班子，原班子的团长、副团长、副政委、参谋长都还在位，人家会说你新官上任三把火，没烧到部队建设上，却在整人。

　　想到这里，赵昌进对这事的处理便有了一个明确的态度：挂起来。

　　赵昌进一反常态，主动找了文兴。说古义宝反映的情况应该抓，这是关系到党风军纪的一件大事。但是，经济问题的处理要慎重，这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名声前途，先不忙处理，也不忙组织人调查。让古义宝扑下身子，先好好脚踏实地做点工作，做出点实际成绩来，真正来个脱胎换骨，这个问题你掌握着，私下里先摸摸情况，待时机成熟了再认真抓一下，材料先放我那里。

　　这些意见，赵昌进没有写到纸上，只跟文兴面对面口头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文兴很认真地听了赵昌进的意见。听完赵昌进的意见之后文兴没再发表意见，只说了句：你定吧。